不停地有人打电话进来，询问常清关于股市或期货投资的问题，很多人常清并不认识，他尽量用最简洁的语言答复对方。

    “如果被套的话，那就暂时别卖了……大盘也许会长期在低位盘整……嗯，大盘见底的标志是经济运行处于低谷、金融机构倒闭和投资者信心完全丧失……”

    在回答投资者电话咨询的间隙，常清还回答了《中国新时代》记者几个重要问题。

    “在最困难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要关闭公司，离开期货行业？”

    “没有，我亲自参与创立了中国期货行业，怎么可能离开？只要中国的期货市场还存在，我就要战斗下去。”

    “接下来你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教书育人，培养金融人才。”

    不能对期货茫然无知

    已经过了“知天命”年龄的常清拥有诸多头衔：著名经济学家，中国农业大学期货与金融衍生品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国期货市场的创始人，中国期货业协会副会长，金鹏期货经纪有限公司董事长……

    但在回忆自己走过的道路的时候，他仍然非常自谦，称自己“个人资产和学问都有限，做企业没有成为像郭广昌那样资产数百亿的大企业家；做学问没有成为像林毅夫那样的准备拿诺贝尔奖的大经济学家。这大概和个人的成长经历有关，与自己的资源禀赋有关。”

    常清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经济系，与现任招商银行行长的马蔚华是同班同学，与著名经济学家袁纲明更是睡上下铺的兄弟。本科毕业后，常清继续在吉林大学读研究生。

    由于“是老百姓出钱供自己上学，一直供到研究生毕业”，常清立志要为国家和社会多做贡献，尽自己的微薄之力，来改变中国当时贫困落后的面貌。硕士毕业之后，常清被分配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从事价格政策和价格改革的方案研究。

    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计划经济转轨的第一步是价格改革，常清在工作实践中体会到，必须创新价格理论，否则中国的价格改革就无法进行下去。他联合几位青年经济学者共同提出：价格是由供求关系等因素来决定的，最能够合理配置资源的价格是市场价格。为当时价格改革的市场化取向，提供了理论依据。

    由于工作需要，常清还对通货膨胀理论进行了研究。他得出的结论是：1986年到1988年期间，中国的物价上涨是价格体制转换带来的，是由于商品货币化导致的。常清认为，自己找到了当时中国通货膨胀的根源，也就为找到解决办法，指明了方向。

    1987年秋天，常清被工作单位派往日本学习金融证券知识。当时正值美元贬值、日元升值时期，而中国的外汇储备大部分是美元，损失很大。日本专家给常清分析了中国外汇储备的受损情况，并且指出由于中国持有大量的日元外债，还债压力空前增加。

    听完分析之后，常清觉得五雷轰顶。当时中国的外汇储备本来就不多，挣得也很辛苦。常清当时在国内已经是小有名气的青年经济学家，可是面对真正的经济问题，他却茫然无措，这让他羞愧难当。

    他追问日本专家，应该如何规避风险。日本专家提出来可以利用外汇期货进行套期保值，来规避风险。于是，常清下决心潜心研究期货。很快他就发现，国际贸易是按照期货市场形成的价格来进行交易的。

    回国之后，常清向当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马洪建议，中国应该建立自己的期货市场，来形成真正的市场价格，合理配置资源。常清等人的建议得到了上级的重视。很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家体改委共同成立了期货市场研究工作组，常清担任工作组秘书长，并且执笔起草了中国期货市场的总体设计方案。1990年，中国期货业试点的第一个项目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正式成立。其后，常清又参与了深圳有色金属交易所和上海金属交易所的筹建工作。

    下海与“鳄鱼”搏斗

    1993年，相关的期货机构组建成功之后，常清还想更多地参与期货交易实战，他先是帮助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成立了深圳实达和上海东方两家期货公司。后来，他干脆联合多家大型国有企业，创立了金鹏期货。常清邀请了多位财务结算和法律方面的专家，担任金鹏期货的高管，负责公司的具体经营。

    金鹏期货成立之初，形势一片大好。当时中国期货市场刚刚诞生，发展迅猛。1992年到1995年，全国期货市场的年交易量从3000多亿元猛增到了10万亿元。金鹏期货也借此东风，迅速发展，其北京总部很快就拥有了400多名员工，兵强马壮，还在上海成立了分公司。最初的几年时间，金鹏期货的国有股股东每年都获得数量不菲的分红。

    然而很快，情况就急转直下。1995年，中国的期货市场进入全面治理整顿阶段，期货市场的品种和交易量持续萎缩，金鹏期货很快也陷入了亏损的尴尬境地。

    “1992年、1993年下海的人，去做房地产、做证券或者做制造业，成功的几率都非常大，唯有做期货，成功的几率很小。”常清回忆。

    为了实现国有股保值增值的承诺，1998年，常清号召公司员工以原价买入国有股股份，并且向员工承诺，员工如果打算离开公司，他将以员工的买入价收购员工手中的股份。常清则带头购买了公司的股份。

    这之后，金鹏期货的员工陆续离开。最困难的时候，金鹏期货北京总部只剩下了18个人，而且有半年时间没有发工资。公司原管理团队的其他成员也相继离开。1999年，常清不得不卖掉自己手中持有的某上市公司的原始股，来回购辞职员工手中的股份。

    更为严重的是，鼎盛时期，金鹏期货在全国曾经有十几家分支机构。期货市场萎缩，分支机构难以为继。而分支机构撤销，给金鹏期货带来了一大堆官司。由于当时没有电脑交易系统，按照国家规定，客户下单进行期货交易的时候，必须签字确认，金鹏期货的部分分支机构没有严格执行这一规定，一些客户打个电话来就可以下单。而赔了钱又不守信用的客户，反过头来就会找金鹏期货的麻烦，最后双方只好到法院打官司。

    当时中国没有期货方面的法律，法院只能根据民法通则来判案，具体如何判，那就完全看法官对于期货行业的认识了。

    公司失去了盈利能力，又天天被一堆官司纠缠，有些官司一打就是5、6年时间，常清陷入了人生的低谷。

常清的女儿在她的一篇作文中写道，“这十几年爸爸下海经商所带来的幸福，决不是所谓的衣食无忧，而恰恰是每次与‘鳄鱼’搏斗后的风平浪静。”20世纪的最后几年恰恰是常清和“鳄鱼”搏斗最为激烈的几年，不过他仍然是初衷不改，一点一点地应付着各种麻烦。

    最苦闷的时期，常清得到了著名经济学家陈吉元等人的鼓励。常清的博士导师陈吉元教授多次鼓励常清要持之以恒，他教导常清：“既然期货市场是有利于民族富强的事业，你就不能当商业去做，必须当事业去做。”

    1996年，常清开始去当时的北京商学院，也就是后来的北京工商大学授课，担任硕士生导师。

    1999年，常清为公司找到了新的资金，引进了一家民营企业为公司注资，坚持留下来的人也拿到了拖欠已久的工资。

    2001年，常清和田源等人在中国证监会的支持下，筹备成立了中国期货业协会，常清被推选为协会的副会长。

    致力于培养大师

    在公司经营陷于停滞的日子里，常清开始投资于股市，由于能够正确运用自己所掌握的经济及金融知识，理论联系实际，常清在股市总能有所斩获，很少有失手的时候。

    2001年，常清通过研究发现，大宗商品市场将长期处于牛市，于是和几个朋友合伙，他出智力，朋友出钱，投资于大宗商品期货，收获颇丰。

    常清在股市和期货投资中总结出了自己的投资理论，就是要相信市场总是正确的，要顺势而为，理性投资。要结合对宏观经济周期的判断，进行战略投资，而不是耍小聪明。

    2001年，国家宣布对于期货市场的治理整顿结束，中国期货市场开始逐渐恢复元气。随后，期货业扭转了连续多年持续下滑的局面，成交额逐年上升。到2005年，中国期货市场总成交金额达到了13.4万亿元，超过整顿前1995年10万亿的水平。

    同期，金鹏期货的发展也走上了正轨。虽然雇员人数并没有超过鼎盛时期，但公司的交易量和客户数一直在行业名列前茅。

    常清在为企业客户服务的过程中，发现中国加入WTO后，中国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适应WTO规则的问题，而是难以适应国内外原材料价格接轨所带来的市场波动，对汇率和利率波动带来的风险也无所适从。一方面是原材料价格的大幅上涨，一方面是美元对人民币的不断贬值，给出口企业带来汇兑损失，直接侵蚀了中国加工出口企业的利润，很多企业陷入了悲惨式的增长。

    针对这一情况，常清提出了自己的“企业全面风险管理理论”，即企业应该参与套期保值，通过期货市场转移原材料价格上涨的风险。在中国尚未推出汇率期货的情况下，还应该通过合同约定等方式来规避汇率风险。

    金鹏期货的很多企业客户，如新希望集团、特变电工，按照常清的理论去实践，通过套期保值等方式，为企业锁定了利润。

    常清表示，自己接下来的工作重点是教书育人。常清解释“近年来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吃尽了苦头，屡遭国际基金的狩猎，比如‘中航油事件’、‘国储铜事件’等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缺少期货方面的专业人才，人才危机是中国期货业的真正危机。

    2005年，常清受聘担任中国农业大学期货与金融衍生品研究中心主任，致力于期权、期货与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研究，致力于培育中国期货业的MBA.截止2008年，常清已经累计培养或联合培养了博士生、硕士生120多人。

    常清的目标是要为中国培养出大师级的金融人才。他笑着告诉记者，“俗话说，没有状元老师，但有状元徒弟。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中国必须出一批巴菲特、罗杰斯、索罗斯那样的世界级投资大师，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金融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