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永平：穿过金钱的慈善之手
与段永平采访时间的约定可谓“一波三折”。还好，段永平是个“有原则”的人。几经周折，段还是在全民狂欢的奥运盛会期间接受了采访。
8月9日下午近4点，在距离鸟巢仅1000米之遥的马哥孛罗大酒店带着家人来北京看奥运的段永平的下榻之地，记者终于见到了段永平。
短平头，橘黄色白条文体恤，黑色休闲裤段永平衣着随意。给他拍照时，他用手摸了摸下巴说，胡子还没刮呢。
酒店大堂，人来人往，段像任何一个普通人一样，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但，集企业家、慈善家、富豪、投资人称呼于一身的段永平并不是个普通人。
1961年出生于江西南昌的段永平一手创建了广东步步高电子工业有限公司，现在担任步步高董事长。他曾正值壮年时退居步步高幕后，并移民美国。随后，段投身美国资本和慈善领域，做的风生水起。
2006年，段永平以62.01万美元在eBay网上拍得与巴菲特午餐约会。和段会面前，巴菲特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笑着说：“听他的情况介绍，感觉他是个一流的人，我盼望着见到他。”2007年，段和丁磊一起，向浙大砸下4000万美元的捐赠。今年5月14日，段永平以个人名义，挥手为灾区捐赠300万美金，步步高也不过捐赠了500万人民币。
段永平无疑是个聪明人。在年少创业时，将“小霸王”和“步步高”做成知名品牌；在年富力强时，急流勇退，甘居幕后；在获得巨额财富后，又想到“散财”，不为财富所累。
在近“知天命”的年龄，段永平在现在所投身的领域依然游刃有余，即使是在不那么熟悉的慈善领域。他相信，做一个nonprofit organization（非营利组织）和做一个企业没有本职的区别。
尽管慈善的果实累累，但你别想从段永平嘴里听到“伟大”的话语和振奋人心的口号。大手笔的捐赠不是突然的心血来潮，也不是某个突发事件让段“良心”发现。无论是赚钱还是捐钱，都只是因为段“把钱想得比较透”。
他在慈善领域的作为也不是“为党，为国家，为人民”的宏大目标，这样做只是为了他自己：“钱多将来会是个问题”。这些行为如果在客观上帮到了别人那他也很高兴。
看得出，将投资看作是“兴趣”，慈善是不得不做的“工作”的段永平，现在也很享受家庭的幸福生活，并深爱着他的家人。提到一双儿女，他会立刻喜笑颜开，语速加快；谈到善举，他会马上提到太太的支持和付出。
段永平是个坦诚的人，对待记者的提问，稍作思索，便知无不言。他思维敏捷，善于质疑：“完美”？什么是“完美”？做到多少才算完美？“中庸”，什么是“中庸”？道义放两旁，利字放中间是中庸，还是利字放两旁，道义放中间是中庸？
感受不到段永平的棱角和锋芒，只有顺其自然的豁达。只是他谈话时不经意流露出的那种漫不经心，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种傲气，一种经过人生风雨历练，又攀登到财富顶峰的成功者的傲气。
段总体而言比较温和，但又要当心别被他表面的温和所迷惑，段还“是个有原则的人，无论是做企业还是做基金会”。
看透金钱 投身慈善领域
没有举牌，没有宣扬，悄无声息，段永平为5.12汶川地震掏出300万美金。
为什么是300万美金，而不是200万或者是400万？
段的答案很简单：恰好当时手里有那么多钱。
有钱就要捐吗？
尽管段永平否认是在移民美国之后才开始从事慈善活动，甚至是有些反感将他从事慈善事业和移民美国联系起来，并以他在去美国之前就已经在国内“多多少少”地从事公益事业，作为他的“慈善行为”与美国没有必然因果关系的例证：出国前赞助过中国的排球队和女足，并且，现在他还是“排协”的主席。但从段的话语中还是可以听出，他这种大手笔捐赠的行为绝对与美国这个国家的制度有关。
段在移民美国后，便和太太一起成立了主要关注教育领域的家庭慈善基金，Enlight基金。为什么要成立这个基金？“对于我来说，因为（在美国）投资方面有些获利。如果去‘实现’了呢，就要交很多税。依照美国的政策，如果把股票捐掉，则不用交税给国家。但是，你要连‘本’都捐了。这就是美国政府比较想得开的地方，他让民间去做这种公益的事情。”如果捐100块的股票给基金会，相当于个人捐出70块，政府则将原本属于税收的30块钱拿出来放在基金，这在段永平看来是很划算的一件事情。
“无心插柳柳成荫”，美国的这种机制间接地促使一个在美国资本市场上游刃有余的中国富豪成为中国慈善领域的一只大鳄。段永平参与巴菲特午餐约会的竞拍，便是代表Enlight基金。
如果把美国这种鼓励富人捐款的税收机制看作是段永平大手笔进军慈善领域的外因，无疑，段的金钱观是这种行为的内因。
段永平把钱看得很透。在经营实业的阶段，他懂得利益成就要大家共享，这样才会有人愿意和他同甘共苦，共同创业，于是有了步步高这个民营企业和段自己的辉煌；在美国资本市场摸滚打爬且斩获不菲的阶段，他更清楚地意识到，手里的钱如果不能用出去，将来绝对会成为一个大问题。“如果你一直赚钱不花（钱）岂不越攒越多？那麻烦会越来越大。像龚如心，生前没有处理好财产的问题，现在亲人朋友还要为她的财产打官司，多不划算。”段说，“那我就边赚边花呗，如果花的没有赚的快，那我将来会多花一点；也有可能花的比赚的快；我也想的开，那我将来少花一点；没关系，（捐钱）这种事情总归不应该有不对的地方，我也没有捐钱的毛病。”
段永平也不想把钱留给自己的孩子。
“一个人的开销其实很有限，有个房子，有个车就挺好了，你不需要很多套房子，很多辆车，没有意义。我们生活也不奢侈，也不是很想把钱都留给小孩。这样（有钱）会挺麻烦，希望他们（小孩）将来会有自己的生活，包括有自己的事业。作为父母把钱都给他们，他们就没乐趣了，”段很严肃地说。
况且，段永平认为，伴随着财富的积累，他在成长过程中赚到更多的是乐趣。“钱只是副产品”。段在得到了宝贵的乐趣后，再将“副产品”的钱来做慈善事业??这是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段永平能在慈善的海洋里乘风破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有“闲”，不是在企业经营管理的一线。只有有“闲”了，他才有时间和精力去考虑，钱是不是已经成为负担的问题；才会去考虑该如何“花钱”，采用何种方式长期有效花钱的问题。“而我能去做（慈善）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因为我比较闲。我呆在美国可以想这些事情，我要在一线，其实也未必做的了。”段永平在一线工作时，所做的慈善活动也大都是比如迅速捐钱回应灾难之类的应急行为。1991年，段永平领导的“小霸王”为当年的华东水灾捐了100万元。
于是，“有钱又有闲”的段永平，注定要在慈善领域去成就自己的又一次辉煌。
“我要去做” 成立心平基金会
段永平夫妇二人成立的Enlight家庭基金，为段永平打开了巨额捐赠之门。只是，为何要将这个基金定位于关注教育领域？从段永平的简历可以看出，他分别在浙大和人大读过大学和研究生。段永平的太太刘昕曾是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人大新闻系毕业后，又奔赴美国读书。作为教育受惠者的二人体会到了教育对于人的意义。
“其实公益这个东西你在哪方面都可以（投入），但第一你不能哪方面都做；第二，对我们来讲，觉得教育对人的帮助是最大的。我和太太都这样（受教育之益）。”
慈善无国界，但段已将Enlight家庭基金定位在关注“中国”的教育事业。这不仅仅是因为段永平身体里流淌着中国的血液，更是因为他对中国情况的熟悉。相信每一位捐款者都希望所捐助的钱能够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好钢用在刀刃上”。段永平也不例外，在自己熟悉的国度花钱会更有的放矢。
“慈善最难的地方，在于如何让你的钱有效率地花到你想花的地方。花钱比赚钱其实要难。”“花钱比赚钱难”，段必须要在中国找到一条合适的通道将钱放心地花出去。
自2004年国务院颁布《基金会管理条例》以来，我国非公募基金会大量出现。2005年6月，香江集团总裁翟美卿成立我国第一个国家级私立基金会——“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国家民政部批号“001”。段永平也想到了在中国成立基金会这个可以以机构形式专业运作捐赠资金的模式。
“心平基金会”，段永平夫妇已为想要成立的基金会取好名字，”这也是Enlight家庭基金的中文名。这个名字取了段太名字“昕”的一个谐音和段永平名字的一个“平”字。也是“心平气和，方有所悟”之意。
作为Founder（资助方），Enlight家庭基金出资700万美金。段永平已经向民政部提出注册申请。“我们希望基金会将来能够做成一个高度透明，比较有意义，持续发展的这样一个基金会。”因为还没批下来，“心平基金会”主要关注什么领域“现在还不好说”，但教育应该还是比较主要的一部分。
谁来具体负责基金会的日常运营？除了段太太会在基金会上投入比较多的精力外，段永平请了自己原来的同事、后来去网易工作的一个叫武松的人来具体负责“心平基金会”的所有管理和运营问题。“是他主动提出来想做”。看得出来，段对武松还是有很高的信任度。另外还有一个全职人员参与基金会的工作，“其他的全是volunteer”。
尽管是在一个新的领域探索，段对“心平基金会”有充足的信心：一方面，基金会和企业有诸多共通之处，基金会现在已经有很清晰的愿景、使命和价值观。另一方面，“又没有人逼我做这件事，重要的是我要去做，要不断的改善就可以了”。最重要的是，段永平夫妇和他们的基金会没有任何功利性的追求。在段永平看来，“没有功利性”，会让事情简单的多。当然，段永平明白“简单不等于容易，简单也往往意味着很难。”段相信在五到十年后，会熟悉基金会所运作的领域，也会有“心得”。
想把“心平基金会”打造成什么样的基金会？这个基金会肯定不会太大，因为“大”，不是段永平夫妇的目标，他们的目标是这个基金会能够帮到别人，而且是有效率的帮。“但是，如果花1块钱就能帮到人，结果花了5块，那也好过不花。”
段永平并不担心基金会基金来源的问题。重要的是“所做的事情能被大家所认可”。也许过了五年十年以后，你会发现钱不是问题，花钱是问题。事情做好了，这个世界还是有人愿意花钱的。我知道很多有钱人很想花钱，只是不知道花到哪里去。段说。对于项目设计的问题，段也想得很开：我无论怎么做，做的都不会完美。那我做到70％和80％是没有区别的，最重要的是我要去做。我们要不断的改善就可以了。压力应该在基金会实际的“操盘人”武松的身上。
至于段永平夫妇在国内县、镇、乡一级设立面向学龄儿童的公共图书馆网络的计划，是“心平基金会”未来所要开展的重要工作之一。“基金会还没有批下来，这个计划现在还谈不上什么进展。”
帮助别人 回报大于预期
其实对于慈善，段永平也有很多“搞不清楚”的地方。
“捐钱有时候会牵扯到伦理的东西。比如给无家可归者提供食宿，这不是鼓励他不干活吗？但你又怎么能知道他是确实有困难，还是会形成长期地依赖？”
搞不清楚就不去搞清楚，反正做了总比不做好。只要去做了，就可能会帮到需要帮助的人。
“我和巴菲特吃饭所花费的拍卖费，就是捐给了Glide foundation（格莱德基金会）。去拍午餐之前，我专门考察过这个基金会。我发现领吃的人里面，没有一个是亚洲人，我当时很惊讶。亚洲人要面子打死都不去，但是如果真的快死了，还是会去的，但人很难到那个份上，你知道吧？那里有短期的，也有长期的，你也不可能知道谁是哪一种的情况。最重要的是，你帮助到了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段永平一边与冷酷的资本打交道，锱铢必较，敛聚钱财；一边温情脉脉，投身公益事业，大手笔散财。在慈善的海洋，段究竟可以捕获什么样的大鱼？
“Well，罗杰斯曾说过，慈善给你带来的回报远远大于你的要求。有人问我这句话该怎么解释。我说这个很简单，因为你做慈善没有打算要任何回报，所以任何回报都大于你的预期，就这么简单。所以我就没有预期想得到什么，也没有打算要回报，我只是解决自己的问题。我解决了我的问题，还能帮到别人，别人说个谢谢，我就很高兴了。”
“钱放在（基金会）里头，确实帮到别人了，我会觉得踏实了，也会觉得自己有价值了。这也是人所追求的希望有价值，希望被社会所认同。”
在段看来，被社会所认同又不能代表得到名声，得到大家的追捧。段永平有名过，并且直到现在也一直有名。但段并不在乎这个，也不当回事。他在乎的是，他散财了，他自己的问题解决了，而且，还帮助了别人。
这就足够了。
对话
基金会是自己的新工作
《公益时报》：基金会对你而言，正如有媒体说的，是你的“试验田”？
段永平：对我而言，是新的工作。不仅是我，还有我太太。将来我们家人会有不少精力花在这上面。
《公益时报》：将基金会作为自己的新工作？
段永平：工作的意思是不得不做。
《公益时报》：是什么让你不得不做？
段永平：因为有钱。
《公益时报》：但很多有钱人不做慈善活的也很好。
段永平：Well，那不一定，会浪费啊。钱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将来也不是你的，是吧？现在（钱）在你手里头，你不把他花好，将来就成负担了。龚如心这样，多可怜！我不想成这样。大把中国人的结果会是这样。很多人没像我这样想是因为他没想透钱。
《公益时报》：“不得不做”有强迫的意味在里面，这种强迫下你会开心吗？
段永平：没错，是有强迫的意味在里面，但是有个比较。Well，不做会更不开心，你会看到（钱多）将来是个问题，而我现在能解决这个问题，还能帮助别人，我当然开心了。虽然会有很多的麻烦。我觉得我们做的工作是有意义的，我还是可以从里面获得很多开心的东西。我们前两天还讨论，我们都是穷苦人出身，小时候下放的时候在农村呆过很多年，那时候没书看，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十万个为什么》。如果我们能给想看书的小孩书看，这对他们是很大的帮助。
《公益时报》：已经有不少的企业或企业家成立了自己的基金会。
段永平：“心平基金会”由我们夫妇投入资金支持成立，和企业的利益没有任何关系，它就是一个单纯的公益组织，受捐助者可以不知道是谁捐的，这样我们的使命就会很清晰。否则，我们的使命就会有两个：首先是要让公众对企业产生好感，企业通过销售产品可以获利。如果将来我们做的事情得到社会的认可，会有很多力量愿意加入进来。但是如果打我们（企业）的品牌，会有问题，就变成了“大家掏钱，我们获益”。
《公益时报》：会把你管理的经验用到管理基金会中来嘛？
段永平：逻辑上当然会。因为管理上没有本质的差别
《公益时报》：现在在学习一些非营利组织的相关知识吗？
段永平：多少有一点。我很业余，不是很专业，但是基本的管理的概念会有，和管理企业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
中国企业家最大的慈善行为是把自己的企业经营好
《公益时报》：在目前的中国，你认为民营企业应该承担怎样的社会责任？
段永平：企业家最大的“慈善”是把自己的企业经营好，没有任何事情比这个更大。这也是个企业责任。比如万科，他有几万个员工，员工还有各自的家庭，盖的房子给数以万计的人住。如果万科做的不好，会影响到多少人？如果房子都漏水，多少个家庭的生活就不好过了？是吧？（企业）最重要的是把东西做好，把东西做好就不容易了，赚了钱还可以交税。
《公益时报》：是不是也还是要承担其他的慈善责任？
段永平：中国的大环境下，企业做公益不容易。至少我看到的企业，现在这个阶段去做公益，时间还早一些。大部分的企业做慈善有一定的困难：他没有专业的组织和专业的知识。包括我们（步步高）也有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地震，企业该捐多少钱，捐给谁，钱又是怎样用，其实大家都是一头雾水。现在大部分的企业家还很年轻，他的精力还没有到做慈善的这种地步。像做IT的这些年轻人，他们没有精力去考虑做这个，企业的生死都让他们很着急。因为我都说了，最大的慈善行为是把企业做好，不能要求他们舍主而逐其次。企业不是个慈善机构，是盈利的组织，不能要求去做非盈利的事情，否则，这本身就是不务正业。
《公益时报》：你这次为地震捐了300万美金，步步高捐了500万。
段永平：这就对了，我太太和我认为需要捐，太太鼓励，就捐了。但公司捐钱很复杂，公司是股东机制，需要有足够的理由捐钱。不是领导人说捐钱就捐了。小额可以不追究，但大额就有问题。这次王石的事，在我看来，他完全没有任何错，我也没有义务去为王石说话。对于一个企业讲，最大的慈善行为就是把企业经营好。把企业经营好对社会的贡献，往往比捐几千万对社会的贡献大的多。王石这个人的性格比较执拗，你要和他争，他要和你争到底。但争的时机确实是不对。
我个人感觉王石是个很直的人。其实没有多少人理解他到底在讲什么，没有理解他讲话的背景，只是断章取义的拿出他的话来讲。
上次在美国见到他，我说你的“10块钱”（注：王石在博客上曾要求员工捐款不超过10块钱）是怎么回事。他说，“10块钱”的要求并不是针对地震的捐款。万科一直有这么一个规定，捐款的上限不超过10块。他说，哥们儿，我们公司1万五千个清洁工，因为中国人好面子，如果没有这个限制，让清洁工捐100块钱，对他来讲，就是个挺大的负担。他（在博客里）就没有机会解释这一条。大部分人就会从自己的立场去想，你干嘛限制别人捐款，但是他的限制从一个企业的角度来讲就非常的合理，这个限制让大家的捐款不至于成为负担。
慈善本身不是竞赛
《公益时报》：你在美国那么多年，感受到怎样的中美慈善文化差异？
段永平：我们国家还缺乏捐赠的文化。而且我觉得老百姓，包括媒体嫌人家捐的少，捐错地方，其实在某种角度上是在打击别人的积极性，是不道德的。
我们慈善基金会在国内有个原则，绝对不能评价任何其他组织的慈善行为。甚至是在我们拒绝与其合作的情况下。我们不想评价优劣，一评价就错了。而且慈善本身不是个竞赛。
我觉得在西方有个好处，任何人捐钱，旁人都会说谢谢，说好，没有人说你捐少了，或者说你真愚蠢，怎么捐到这个地方。包括911及新奥尔良水灾的时候，我没见到有人评价别人的捐赠行为。美国每个人捐的都不会多，但是会认为捐款是全民的事情，大部分美国人都会捐。在美国，捐钱是常态的，像有些钱早就准备好了。
这种捐赠文化在中国要形成，还需要很多年。美国从来没有给富豪压力，比尔?盖茨捐款的压力谁给的？他父母。
《公益时报》：如何看待盖茨及郭台铭的裸捐？
段永平：我刚和你讲过，我不评价。我觉得他们做的都对，处于不同的年龄段，各有各的角度，各有各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