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西泠
邵逸夫的英文名叫Run run Shaw，关于这个名字的来源，有多个版本。一说他最初在天一影片公司做勤杂工，在他大哥邵醉翁手下鞍前马后，如同一个跑腿的小厮；一说邵逸夫初到新加坡时，常骑着自行车跑来跑去送拷贝；邵逸夫自己的解释，则是他原名邵仁楞，上海话“仁楞”与英文Run run的读音相近。
反观其一百余年生命，反倒是他自己的解释听起来最不可靠，因为这太像一个励志的名字了——“六叔”邵逸夫今年已102岁，一年前传出身体有恙，TVB立即炸锅，他只得至今保持每两周出席高层会议。看样子，邵氏家族的接力跑快要跑过一圈，却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接棒人。
这接力棒红白两截，红色是他的丰功伟绩，慈善大举；白色是锱铢必较，偶有手段；抑或，红色是他依托香港，纵观亚洲，达到主流所认可的成功；白色是他生于前清，长于老上海，带有那段迷离烟火的遗痕？至于红白之间那部分，太多了，以致不能言——这一百年，时代多变迁，邵六叔都经历过了，都复杂过了，因此能每年在TVB台庆时，看着诸多艺人花样百出哄他开心，大概也能真的一笑吧。
发迹前史：兄弟齐心
1907年，邵逸夫出生于宁波镇海庄市朱家桥老邵村，家境殷实，世代经商。父亲邵玉轩在19世纪末来到上海，1901年建立“锦泰昌”颜料号，颇具规模。邵玉轩经营有方，生意红火，而且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在当时的上海工商界颇为活跃。1920年他病逝上海时，康有为、虞洽卿等名流纷纷为其题辞致哀。
邵玉轩育有五男三女。邵逸夫排行第六，后人多以“六叔”称之。小学毕业后，邵逸夫就读于美国人在上海开办的英文学校“青年会中学”，由此练就一口流利的英语。邵家众多兄弟无人继承父业，几乎都进入娱乐圈。五兄弟中，大哥邵醉翁于1924年创办天一影片公司，闯入当时尚属草创时期的中国电影业。
电影最早在上海出现，是1896年上海徐园内的“又一村”第一次放映了“西洋影戏”，此后，看电影就成了上海市民生活中时髦而又令人向往的事。烫着短发、穿着订做的改良旗袍、坐着黄包车去看电影的大小姐成了后来的电影中经常出现的形象，形容着一个领风气之先又市民气的老上海。
到1925年，上海已有140余家电影公司；30年代，80％的中国电影出自上海。“天一”宣告成立，正值上海电影事业一片繁荣竞争激烈之时。邵氏兄弟四人：老大邵醉翁制片兼导演，老二邵囤人擅长编剧，老三邵仁枚精于发行，老六邵逸夫则擅长摄影，在这个家庭作坊里他们分工合作，第一部影片《立地成佛》放映后，深受上海市民欢迎，天一抓住机会，推出新片，收益颇丰。
“天一”的崛起挤占了其他影业公司的市场份额，六家制片公司联合起来，简称“六合”，共同排挤天一。上海危急，邵氏派出老三远赴南洋探行情。经过邵仁枚一番努力，南洋局面初开，提出带邵逸夫过去做帮手。因此，当1928年，刚中学毕业的邵逸夫游览北京、想进入清华、燕京时，却在北京一家旅馆接到三哥让他去南洋的电报。
是年9月，邵逸夫抵达新加坡。当时的新加坡已是东南亚最繁华的商埠，每天都有大型客货轮进进出出，相形之下，娱乐活动十分单调。邵仁枚邵逸夫两兄弟趁机开拓小城镇市场，说是“开拓”，不过是两兄弟带着一架破旧的无声放映机，各处找空地搭帐篷放映天一出品的电影。邵仁枚清扫场地，检查放映机，搭好帆布帐篷；邵逸夫则手写海报，拎着浆糊桶，走街串村到处张贴。电影广受欢迎，两人的劳累程度也与日俱增。
邵氏兄弟思想并不保守，但在天一成立之初，影片总体思想倾向就已定下：宣扬“旧道德、旧伦理”。像《女侠李飞飞》的广告语，“专崇侠义贞节，一洗时下淫靡浮嚣的恶习”。又如《忠孝节义》，“影片张扬的就是亘古不变的忠孝节义”。
有电影史学者认为，上海的市民文化是中国早期电影的灵魂。当年邵氏兄弟大概还没有如此清晰的认识，但商人的直觉使他们将“天一”影片的观众定位在一般市民——对文化道德保守，对视听娱乐追求。这种倾向，在日后邵逸夫主持下的影视中都有体现。
邵氏影片一边在思想上注重旧传统，一边在形式上领导新潮流。如公司的开山之作《立地成佛》即以彩色（染色）为卖点，《女侠李飞飞》一片刀光剑影舞动人心；《白蛇传》、《珍珠塔》则创造出新的商业类型电影“稗史片”，并引发了一场挖掘稗史和民间传说的热潮；喜剧片《王先生》开创改编漫画为电影的中国纪录。但真正“新潮”的表现形式，则是上世纪30年代初传入中国的有声电影。
1931年3月15日，明星公司拍摄的中国第一部蜡盘发音的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在上海新光戏院上映，票房甚佳。此时的邵逸夫眼见对手抢先，立刻乘船前往美国购买有声电影器材，一路晕船吐得死去活来不说，到美国西海岸时轮船触礁沉没，邵逸夫也落入水中，却因为死死抱住一小块木舢板，在海上漂了一天之后等来了救援的船只。
成就大事之人，似乎总要有这么一段九死一生的传奇。上岸后，他立即去了好莱坞，买回了所需的“讲话机器”。1932年，邵氏兄弟在香港摄制完成其第一部有声片《白金龙》，由邵醉翁导演，邵逸夫摄影，薛觉先编剧并主演，一时石破天惊，场场爆满，连续公映数月。据说在泰国放映时，有观众硬是把音响砸开，要看看是不是有人藏在里面，害得以后每次放电影时都要派专人保护音响设备。
《白金龙》成为20世纪30年代最卖座的粤语片，仅在广州的票房收入就是拍摄成本的60倍，更创下了票房过百万的奇迹，而当时一栋房子也不过上千元。
邵氏的发展一路看涨，至1937年抗战前夕，其在东南亚已拥有电影院110多家，游乐场9家，并建立了完整的电影发行网，称雄东南亚影业市场。抗战结束后，老二邵屯人创立了“邵氏父子公司”，“父子”指邵屯人和他7个儿子；“邵氏兄弟公司”则是指邵仁枚、邵逸夫两兄弟公司。当时，父子公司在香港，负责拍片；兄弟公司在南洋，负责投资；“邵氏父子”的一切支出必须向“邵氏兄弟”报账，标准的“亲兄弟，明算账”。
由于邵氏父子经营不善，1957年，邵逸夫奔赴香港，全面接管邵氏父子公司的制片机构，并更名为“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值50岁之时，邵逸夫的单打独斗，才刚刚开始。
电影：长期称雄香港市场
上世纪50年代中期，香港影坛有三大势力：邵氏、电懋（国泰）和左派的长城与凤凰公司。邵逸夫立足香港初期，最大的对手是陆运涛主持的“电懋”。当时比较之下，“电懋”显占优势：陆运涛亦有南洋院线基础，又较邵逸夫早两年登陆香港，麾下曾云集包括张爱玲在内的华人编剧名家，女明星的数量也远大于邵氏所有。李翰祥曾在回忆录《三十年细说从头》中如此描述当年邵氏的地位：“刚到香港，还真有些寸步难行的味道，想请大明星吃饭都要百般迁就，因为试请过几位大明星一块儿到他清水湾的别墅吃饭，结果大牌没到，连二牌三牌也请不齐。”
然而，上天却似以一种残酷的方式帮了邵逸夫：1963年6月20日，陆运涛在台湾乘坐飞机时发生意外。从此，“邵氏”开始一统天下，称霸香港影坛。
1964年，有“东方好莱坞”之称的邵氏影城竣工，在这片矗立于清水湾山道上的建筑中，除了进口柯达的底片，不出大门便能做出一部电影来。邵逸夫本人的别墅则位于影城的山顶。影城内的邵氏公司试片室是邵逸夫每天必到的地方。从60年代初起，他每天至少要看两三部电影，最高纪录是一天9部，一年700部。有人放言，邵逸夫是看电影最多的中国人。
看得多了，邵逸夫便将别人的精彩之处化入自己的影片中，更有传言说，他曾将别的影片的精彩片段原封不动照搬过来，甚至把别人的影片重新组装后打上自己的牌子。事情真假难说，但邵氏拍片的速度着实惊人：每年40多部电影，截止到1987年退出电影市场，共拍了1000多部；获得过金马奖、金像奖等几十项大奖。
据说邵氏最盛时，每天有100万观众光顾旗下影院。《江山美人》、《貂蝉》、《倾国倾城》、《梁山伯与祝英台》、《大醉侠》、《独臂刀》等影片都曾享誉海外，在华人世界引起巨大的反响。据说《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台湾上映时“完全疯狂”，有位老太太连看100多场，在台湾引发黄梅戏热潮；1972年，邵氏《天下第一拳》作为进军欧美市场的第一部香港电影，发行到全球近百个国家和地区，掀起新一轮功夫片狂潮。
那是邵氏的黄金年代，李翰祥的宫廷历史和风月影片，张彻的武侠动作阳刚男性影片，刘家良的功夫武术动作影片，楚原的古龙小说系列影片……邵氏声势如火如荼。后来的影评家常常批评邵氏出产的影视作品“媚俗”，产量大、艺术价值小，但仅以商业价值而言，专走小市民路线的“邵氏出品”称霸香港电影市场近20年。
电视：相当一部分香港人只看一个台
正值香港电影看似如日中天的时候，邵逸夫却悄然把精力转向。1965年，香港政府公开招标竞投无线电视广播经营权，利孝和、邵逸夫、余经纬及英美资金投得香港的免费电视牌照，在1967年正式启播香港无线台TVB，利孝和任主席，邵逸夫任常务董事。1980年，利孝和病逝，美英资金则不愿派人入主无线，邵逸夫遂增持无线股权成为最大股东，从此至今一直担任无线的行政主席。
也许与初到香港时麾下无星的窘境有关，1971年，邵逸夫主持开设了无线训练班，香港演艺圈的“黄金一代”基本上都出自这里，如周润发、周星驰、梁朝伟、刘德华、郭富城、刘嘉玲等艺人，以及导演杜琪峰等，是十足的“港星摇篮”；既有充沛人力，好戏也连台：《上海滩》、《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鹿鼎记》等电视剧红遍华语电视圈。
在香港这个娱乐王国，邵逸夫的实力远非培育影视创作及表演人才，他更以果断而霸道的商业策略，成功打压了其他几家竞争的商业电视台，其中包括至今仍旧经营不善的亚洲电视和早早垮台的丽的电视。
如今，TVB是全球股票市值最大的华语传媒，也是目前亚洲最大的中文节目内容的供货商，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粤语内容资料库。每10个香港人就有8人在黄金时段收看TVB翡翠台的节目；至今，香港相当一部分观众只看翡翠台一家的节目。
悭吝与慈善
邵逸夫的慷慨，人所共知。高校里处处可见的“逸夫楼”就是明证。纵观邵氏慈善的去向，教育是重中之重。
1973年，邵逸夫成立“邵氏基金会”，每年拨款给各大慈善机构，长期致力于文化、教育、慈善事业。从1985年起，邵逸夫开始向内地捐赠，这一年他为保护敦煌壁画捐款1000万，有关部门特立碑予以纪念。王重光先生在11年后曾前往敦煌考察，大漠深处，类似的纪念碑不止一个，但只有邵逸夫是华人。
他亦心系故乡，先后捐资4000多万元帮助宁波发展教育、文化事业。据不完全统计，20多年来，邵逸夫共向内地捐赠超过34亿港元，兴建了5000多个教育和医疗项目。其中80%以上是教育项目。
2002年11月15日，邵逸夫在香港创立“邵逸夫奖”，设天文学、数学、生命科学与医学三个奖项，每年颁布一次，奖金100万美元，用以表彰全球造福人类的杰出科学家。此奖立意高远，被称为“东方诺贝尔奖”。
为嘉许他的慈善贡献，旧金山政府在1988年宣布每年的9月8日为“邵逸夫日”。1990年，中国科学院为了表彰他为中国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将中国发现的2899号小行星命名为“邵逸夫星”，这是国内第一次以当代人物给小行星命名。
2008年5月15日，邵逸夫捐款1亿港元（折合人民币约9000万元），为灾区师生重建校舍，使之尽早重返校园。
“我的财富取之于民众，应用回到民众。”邵逸夫说，他常以“大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为信条，济世理想昭然可见。
而日常的邵逸夫，又是一个有宁波地域色彩及香港打拼历史的成功商人，这意味着，他能吃苦，做事极勤勉；精通业务，市场敏锐度极强，对成本锱铢必较。邵逸夫锱铢必较得闹笑话：早年他曾拒绝了一名剧务要20元买100个生煎馒头给片场工作人员的申请，理由是公司内部食堂所卖的馒头一个才1毛钱。结果，出外景的工作人员因没有早餐而闹罢工，邵氏为此损失近万——所省下的，是10块钱。
传闻在邵氏最辉煌的时期，邵逸夫授意手下员工为自己铸造一尊铜像，准备安放在邵氏影业城的大门前，经人提醒“通常只有死了的人竖铜像”，才把已塑好的铜像弃置在道具房里。事情传开，一些对邵逸夫有意见而不敢当面说的人便来到道具房，拿邵逸夫的铜像撒气。曾有人感慨，那个从未风光过的铜像不知挨过多少武师们的拳脚和小姐们的唾沫。
关于勤勉，经他一手提拔的导演张彻写书回忆上世纪60年代的邵逸夫：“邵逸夫当年治事之勤，是我生平罕见，他坐的劳斯莱斯是名贵豪华的车，车里有酒吧，他改装成小型办公桌，连途中的时间都不浪费。” 邵逸夫自己说：“我晚上只睡1个小时，其余时间便是工作。”甚至到他古稀之年，仍坚持每天工作16个小时。
史上最年长在任上市公司主席
现在邵逸夫年近102周岁，有钱，有名，有美相伴，每逢11月19日TVB台庆，过百艺人倾巢而出，61岁的汪明荃为他跳街舞，矮胖的曾志伟为其跳高，如此卖命演出，不过博其一笑。据无线电视总经理陈志云透露，邵逸夫很喜欢看《憨豆先生》，除酒之外食谱几乎“百无禁忌”。每天读报1小时，每两周出席一次无线的高层会议，虽然几乎都是太太方逸华代为发言。
以邵逸夫的年龄计，早到了该指定接班人的时候。江湖皆知邵逸夫与子女关系疏离，其与原配黄美珍生育的二男二女从小由三哥邵仁枚在新家坡抚养长大，两子邵维铭、邵维钟本在董事局任职，自方逸华介入邵氏，二人退出董事局，移居新加坡，父子不相往来20多年。2007年，邵氏父子三人同时出现在在“邵逸夫奖”颁奖典礼上，是几十年来父子唯一一起公开亮相。
目前的TVB实际是邵逸夫方逸华共同管理，坊间多认为方逸华是最可能的接班人选。但2008年3月，邵逸夫住院，有香港媒体称六叔的身体状况相当糟糕，到了靠呼吸机来呼吸的地步，TVB立刻炸锅，旗下高层“四大天王”陈志云、乐易玲、梁家树、曾励珍及各自手里一群艺人的斗争公开化，杨千嬅、古巨基也有意出走，方逸华难以服众之势立显。
或许他已萌生退意。2008年夏天，邵氏跟碧桂园老板杨国强接洽，传闻为了促成杨国强125亿元买下TVB，邵逸夫愿意借给杨35亿，并接受分期付款。但到10月，经济危机汹涌来袭，这单交易最终夭折。
看来百岁老人要稳住自己一手打造的“百亿江山”，还是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