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戴尔，什么决定了他们的成功？我想，肯定与钱没有关系。因为他们在创业的时候，比他们有钱的人很多。一定是钱以外的某种能力决定的，否则不能解释。

　　你说机遇？同龄人的历史机遇差不多。都是天上掉馅饼除外，自己低头挖坑为主。钱，李嘉诚不是最多，显然钱不是决定他成功的原因。大家所处的时代背景一样，唯一的差别就是每个人对这个时代的感觉不一样，像大家都在同一时空，对世界的感觉不一样，这个感觉不一样就相当于看法不一样。

　　我第一次见王永庆，到了办公室以后，他讲了一件事情，说人一生总有一次成功机会，这个机会不是你自己创造的，而是你生活的时代给你的。但这个机会只有一次。他讲到台湾战后经济复兴，说这个机会就一次，我正好赶上了，但是很多人不认为这是机会，而认为战后是一个废墟，一个人世的迷乱，一段悲惨的经历，一段含辛茹苦的故事。这是一个差别——同样的时代，他认为这是机遇，而别人却不。

　　很久以前，柳传志不是联想股东，没有钱，当时很多人让他改制。按照一般人来说，认为应该抓住这个机会，但是柳传志认为，所有的事情要拐大弯，这是他的生活态度，就是所有事情不是90度的急转弯。急转弯会翻车。所以，他说拐大弯，事情要顺着走，该得到的都会得到。

　　而之前，像褚时健，他对钱的态度是做了这么多事，钱应该得到。他看到钱在门口转了这么久还不进自己的口袋，就急，之后就吞了300万美金，后果大家也知道。

　　后来，王石开了8小时的汽车去看他，回来时买了两车橘子，说是赞助他。当时谈到对钱的态度，王石说人生就是名利，在中国你要利那就别要名，要名就不要利，因为在中国你活得好就是对别人的摧残。所以王石说，在商场，我决定要名不要利。于是他做了职业经理人。他的工资在前年以前还不如我们公司经理，但是他们创造的利润是我们五倍以上。他离钱的距离很远。

　　在这些成功商人的背后，他们对于钱的看法、对于生活态度有一个非常本质的，和普通人不一样认识——大家都在抓钱的时候，他们刻意或者自然地与钱保持距离。他们对中国社会有种看法，知道在中国社会，应该跟外部世界保持距离，也就是你的存在最好能够让大家舒服。

　　一个月前我去香港，和李嘉诚吃饭，感触非常大。李先生76岁，是华人世界的财富状元，也是我的偶像。大家可以想象，这样的人会怎么样？一般伟大的人物都会等大家到来坐好，然后才会缓缓过来，然后讲几句话，如果要吃饭，他一定坐在主桌，有个名签，然后我们企业界20多人中相对伟大的人坐在他边上，其余人坐在其它桌，饭还没有吃完，李大爷就应该走了。如果他是这样，我们也不会怪他，因为他是伟大的人。

　　但是我非常感动的是，我们进到电梯口，开电梯门的时候，李先生在门口待着，然后给我们发名片，这已经出乎我们意料——就是李先生的身家和地位已经不用名片了！但是他像做小买卖一样给我们发名片。发名片后我们一个人抽了一个签，这个签就是一个号，就是我们照相站的位置，是随便抽的。我当时想为什么照相还要抽签，后来才知道，这是用心良苦，为了大家都舒服，否则怎么站呢？

　　抽号照相后又抽个号，说是吃饭的位置，又为大家舒服。最后让李先生说几句，他说也没有什么讲的，主要和大家见面，后来大家让他讲，他说我就把生活当中的一些体会与大家分享。然后看着几个老外，用英语讲了几句，又用粤语讲了几句，把全场的人都照顾到了。他讲的是“建立自我，追求无我”，就是让自己强大起来要建立自我，追求无我，把自己融入到生活和社会当中，不要给大家压力，让大家感觉不到他的存在，来接纳他、欢迎他。之后我们就吃饭。我抽到的正好是挨着他隔一个人，我以为可以就近聊天，但吃了一会儿，李先生起来了，说抱歉我要到那个桌子坐一会儿。后来，我发现他们安排李先生在一个桌子坐15分钟，总共4桌，每桌15分钟，正好一小时。临走的时候他说一定要与大家告别握手，每个人都要握到，包括边上的服务人员，然后送大家到电梯口，直到电梯关上才走。这就是他追求无我，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

　　一个成功的人对生活的态度非常重要。比如我们在生活中经常看到一些人，做一些事情偶有所得，有点成功，他的自我就会让别人不舒服，他的存在让你感到压力，他的行为让你感到自卑，他的言论让你感到渺小，他的财富让你感到恶心，最后他的自我使别人无处藏身。李先生不一样，他要追求无我，建立自我同时要追求无我。这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对钱的看法，对人生，对周围世界怎么相处。

　　李嘉诚讲追求无我，王石取名不取利，柳先生讲拐大弯，所有这些都表达了他们对生活的态度和对外部世界的看法，而这些东西是恰恰是他们的成功之道。如果把它归纳起来，系统化，最终也是哲学。所以，哲学我们可以按照教授讲的那样分得很细，但是对于商人，对于我们百姓，你生活中对世界每一个看法其实都是有价值的。

　　当下中国企业家阶层有两个基本的特点：一是已经拥有了相当的财富，成为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批真正的富人；二是他们对民众的直接影响力，已经越来越大于政府的影响力。这两个特点，决定了这批人的幸福指数将会成为未来和谐社会重要的参照系。我曾经说过：“中国的企业家在充分认识了资本的魅力之后，还须进一步借助思想的力量，从人文关怀的高度，来担当起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使命。因为企业家的精神追求和思想境界，不仅决定着包括企业员工在内的广大社会成员的幸福指数，也决定着他们一生的幸福总量。”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所有富人都是1978年以后产生的。当人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被充分激发出来之后，财富的涌出就成为一种外在的表现形式。巨大的财富的确给广大的中国人尤其是企业家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幸福感。然而，人类需求的多样性和价值的多元化，使得人们在物质需求达到一定的满足之后，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幸福指数的提升作用，出现边际效用递减。幸福指数将越来越与人们的精神生活密切相关，而作为企业领导者的企业家，他们对精神生活的诉求，总是离不开对人文环境的创造。企业家的信仰，企业家的胸怀，企业家的心境，企业家的修养，构成了企业人文环境的基本要素，也成为他们影响这个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

　　其次，企业家的财富达到一定水平之后，个人的消费在其中的比例就显得微不足道，这些财富的表现形式，只能是社会财富，他们只是这笔财富的管理者，这些个人名义下的财富，不论是表现为厂房也好，住宅也好，现金也好，证券也好，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东西，拥有这些财富的本质意义，其实是一种社会责任。之所以说这是一种社会责任，理由在于：要使这些财富实现增殖，不仅需要企业家付出更艰辛的劳动，而且需要发动其他人来打理，发动众人打理的过程，也就是为解决社会就业的过程，为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为国家创造税收的过程。

　　再次，企业家享有的不仅是财富增殖过程的快乐，更是以手中支配资源的权力来证明自己对市场的理解把握，并通过企业运作过程来实现自己的经营管理思想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对权力的理解和使用，不仅影响他们对人生幸福的感悟，而且影响他们对其他“人”的幸福。西方一位哲人说过：权力者的幸福最终来自于被权力者的幸福。企业家是权力者，与政治家略有不同的是，他们要让股东满意，让员工高兴，让顾客忠诚。因为集三者制约于一身，所以当企业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政治家也是集三种制约于一身：要让选民、下属和其他政治家给出好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