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是中餐，酒是黄酒。阚治东戴着眼镜，个儿不高，人也不胖，属于那种站在大街上就很难认出来的类型，满脸平和，看不出媒体形容他时经常出现的什么“王者之气”或者“生猛逼人”。听完我们的采访意图后，他说：“我们就当做朋友吃顿饭吧!”
果然不像采访，共进午餐的有9人，坐满了一包间。访者包括一个记者，一个编辑，两个摄影记者;阚则叫上秘书加司机加副总等，总共来了5个人。
我们从夜猫子，聊到了毛泽东，最后聊到了高尔夫。阚治东已经多年不打高尔夫—当年他可是中国最早一批玩高尔夫球的人之一。对这个“富人运动”，他点评：“各种运动，跟我们当年做的很多农活差不多。高尔夫就是野外锻炼嘛，做做操，散散步，走一走。”
阚治东是上海人，大城市哪来的农活?说的是阚治东年少时的知青生涯。中学时，他瞒着家人偷偷报名下乡，去了北大荒(14.99,-0.07,-0.46%)。“在那高寒地带、靠近黑龙江的浩淼荒原之中，在一个叫‘双河’的小屯子里，我整整生活了九年。”九年后，这个荒原成了万亩良田，北大荒也成了一家上市公司。冥冥之中似有征兆，自此，他的人生就注定是一条折腾的拓荒路。“有巨大的成功，也有严重的挫折，甚至有过两次致命的打击。”阚治东如是总结。
1986年，国内尚没有股市这一说，金融人才基本上尽归银行，阚也从业于中国工商银行(5.10,0.01,0.20%)上海某支行，在全国性的选拔中胜出，远赴日本研修证券。两年后学成归来，他已是新中国第一批证券专业人才。时势造英雄，英雄也没有辜负时势，开创了中国证券业的诸多第一，享受了数不尽的荣耀与鲜花，他的业绩被媒体广泛报道，从那时起，他逐渐被赋予了证券业教父、猛人等的称号。
能喝酒，说明阚果然是带有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人物。因为在中国，酒是交朋友的道具，是许多关口的“通行证”;但只偏爱黄酒，白酒啤酒均很少沾，却让阚带着某种喧嚣里的孤僻。实际上，正是由于愿喝能喝，这位中国证券业教父得以在官场中游走四方、颇得眷顾并走上高位;但因在某些方面固守自己的人生底线，他又曾多次在高位去职，甚至锒铛入狱，跌入低谷。
酒上来了，摄影记者要拍照。
“拿一个酒杯到这里来。”阚治东一看摄影记者起身，就吩咐服务员。“把照片拍了再抽烟，尽量不要让人家觉得乌烟瘴气。”他对年轻的下属说。平常他几乎烟不离手。他说只是喜欢抽，不是因为戒不了，离开申银万国后，曾有七年时间没抽烟。
“等拍完照，我就把西装脱掉。”做了三十年的金融人士，他依然不太习惯西装的束缚。“我过去的西装，大部分都是工作服。从银行的工作服，到申银万国的工作服，再到深创投的工作服。这是我西装的主要部分。”阚治东笑了笑。现在呢?“他们说你一定要买个西装去，一咬牙，我就买了一个稍微贵一点的。”贵点的西装是卡尔?丹顿。
摄影师后来说，这是一个很配合的拍摄对象。阚一边按摄影师的要求不断变换姿势，一边跟我们聊起几十年里愉快和不愉快的拍照经历—这么多年来，除了被关押的一段“阴影生活”，他始终是聚光灯下的焦点。现在，他已经既能体谅摄影记者的辛苦，主动协助摄影记者完成工作，又能平心静气随口谈起可能是一个男人一辈子最耻辱的牢狱生活，脸上却不动声色。
好事者曾经统计，跟他差不多时代的证券人，好多都曾被处分，进过监狱的更是为数不少，还有人甚至现在仍被关在监狱里。但是，这批风云人物中，唯一出版自传的就是他。
拍完照落座，几盘凉碟上来，可能是看出了我眼中的疑惑，他主动说起了21天。所谓“21天”，对于阚治东有着特别的含义，即他因曾担任过南方证券总裁职务，而在南方证券出事后被深圳警方羁押于看守所的21天。那是他历经的最屈辱岁月。
虽然于心不忍，但我们仍然心存好奇：“你进去时，有人打你吗?”
“就看你自己怎么做人了!”阚的回答非常“江湖”。
不管怎样的人物进去，“该面对什么还是要面对什么，不会因为你是谁就会怎么样。”阚说。他是在上海突然被抓的，然后从上海看守所转到了深圳看守所。在两个看守所，他都受到照顾。照顾他的人，有的是他不认识的，但对方认出了他，敬仰他。
尽管有人照顾，但依然有屈辱感—比如，他要接受裸体检查。
这个时候，他心底里还是冒出来一句：“中国的司法改革，任重道远。如何尊重人权?每个案件，真的按照刑法，有罪判罪，无罪释放，做到这一点，我认为有很长道路要走。”但他接着似乎又想替人家圆场，“这个问题太复杂，太深刻。”
其实，他虽然随和，但更是个较真的人。这在喝酒上表现为不会抿一口了事，从来都是杯到酒干;在当年身居高位时表现为挺身承担责任的江湖义气，而在被羁押时就表现为很难容忍不公正。他坚持认为自己无罪就是无罪，清白就是清白。
虽然沈家花园的鱼在上海很有名气，可菜已经上了几道，聊得兴起的阚，几乎没有下过几筷。他压抑不住要先说清楚对羁押他的看法—广东人过去常吃的一道菜叫猴脑。餐厅后面的铁笼子，关着很多猴子。有客人点猴脑，厨师就拿刀走向铁笼子。猴子们看到厨师来了，纷纷拼命往后挤，却把其它猴子往笼门口推。厨师随便抓一只就拖出来，剩下的猴子就拍手称快。
“大家每看到一个人进去(进看守所或监狱)，都拍手称快。哎哟，看，又抓了一个贪污腐败分子。他们没想过，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是不是真贪。”阚治东坚决不做那种推别人出笼的猴子。当然他也明白，那被揪出笼子的猴子面临的会是什么，于是他尽可能地留下足够的文本，证明自己的清白。
其时，桌上已有数道荤菜，“猴脑”一出，尽皆“滞销”。
“我们今天就正儿八经地喝!”阚治东兴致很高。他真没把这当成是采访。
黄酒用开水温过，还加了话梅。这是很典型的老上海的喝法，也是阚坚持的喝法。餐厅拿上来的酒杯是红酒杯，颇大，服务员每次斟酒都很满，但阚仍然是一口干掉。
一瓶喝完，他招呼服务员再来一瓶。喝开了，他也乐意跟我们讲许多快乐的事：他的儿子要结婚了。他毅然从体制内出走，开始在PE和VC业的新创业，现在的几个创投基金，已经投了不少项目，其中有两个风能项目进展相当不错，那各项数字指标听得我们一愣一愣的。在他描述中，数字神奇地从1变成10、从10变成100—钱就是这样生钱的。
第二天，我们见到了阚治东在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班的同学卓福民先生。“阚治东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也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现在做这行，是找对路子了。早就应该做这行!”他说。而在阚治东即将离开深创投去南方证券的那天，卓还劝过他：“你不应该做这个事情，你在深创投挺好的。”
但如果不去，或许就不是他阚治东了。钱学森曾说，“我姓钱，但不爱钱”，阚治东则是对数字和金钱有天然的敏感，号称赚钱机器，可他却一直对自己挣了多少钱不感兴趣。
1999年，阚治东遇到了时任深圳副市长庄心一，庄邀请他筹备深创投。创业初期很艰苦，阚治东的座驾曾是一辆旧捷达，“除了喇叭不响，其他都响。”他是深圳创投业当仁不让的老大哥，如今，深创投、达晨都成了本土创投业的代表。
饭桌上，我们问阚治东，怎么会错过深圳的腾讯，怎么没去投华为?
喝了口酒，阚坦承，是错过了好的网络公司，“我们投不起，投了就死了。”而华为则实在是投不进去—深创投成立后，他第一个找的就是华为。
2007年复出做创投，两年多之后，阚治东已经不愁资金。“我们的理想是，部分投资项目退出之后，能形成以自有资金为主的基金。”他想把精力放在管理自有资金上。“我们从没想做中国的主流VC。自己干自己的。”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利润与回报，“至少为我们原先的投资者多做一些服务工作”，早年的投资者，早年跟随自己的同事，一直是阚治东念念不忘的。
阚治东曾经向获得诺贝尔奖经济学家迈伦·斯科尔斯提问：创投业是一个独立性行业还是一个依附性很强的行业?
即使在今天，阚依然要直面这个问题—他做创投的第一笔投资，来自当年跟他同为证券业猛人的原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尉文渊，后者现已经是上海滩屈指可数的大鳄之一。
在大家喝下第三瓶黄酒时，尉文渊正陪着一帮香港投资者在阚的办公室里等着开所投风能项目的董事会议，阚治东不得不再三抱歉，提前离席。(中国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