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用世俗的眼光和尺度加以统计，前往缙云山闭关的“名人”们，数量早已过百，并仍在不断增加。而“上山”的企业家群体，则要更加庞大。
浸淫在名利场中太久的他们，渴望切换另一种气场。
历史上，缙云山与四川青城山、峨眉山并称为蜀中三大宗教名山。道教典籍记载：张道陵天师、陈抟老祖和张三丰祖师都曾在此山修行。1930年秋，近代佛学泰斗太虚法师于缙云山创立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发起过“人生佛教”改革运动。缙云寺现今仍完好保存着宋太宗诵读过的24部梵经。
十年浩劫，缙云山变得满目疮痍。它的名声与另两座山相比，悬殊渐大。
1998年，不到30岁的道士李一上山，发心恢复重建位于缙云半山的绍龙观。
这是一座始建于明成化年间的正一派道场，抗战时曾被作为“北泉慈幼院”，收养孤儿逾千。等到李一来的时候，绍龙观连一堵相对完好的墙体都绝难找到了。
李一当时没有钱。光靠山里道教信众的功德，要想建成一座辉煌的宫观，断不可能。重庆宗教局的一位人士说，李一后来申请了国家贷款。为了省钱，他带着弟子们“又做木匠又做瓦匠”。
当地的农民对这位闯入他们生活的道士并不欢迎，而政府不同机构则先后下发过7次各种名目的停工通知书。
没有人可以预见：10年以后，李一和他的道观，能够重新“捧红”早已式微、被人淡忘的缙云山。
北京一位商人说，李一颇有“总裁缘”。他每做一件大事，背后总会有企业家鼎力相助。事实上，早在1993年，李一便发起过“寻访南中国龙脉”的徒步行动。当年，名噪一方的重庆国光集团总裁刘宗朝看中了这个活动，出资赞助并将其命名为“国光探险队”。行经湖北神农架的时候，70余家媒体跑了过来，“炒作”他们是在“寻找野人”。这是李一第一次直面媒体和企业家。
重建绍龙观，最终仍由企业家出面相助。重庆本土的一位商人，一次就拿出了300多万；时任四川省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的甘全中也贡献了一笔数额着实不小的“善款”，因为李一为他治过病。“道医”表面上销匿了许多年；其实，他们一直在特定地域和特定人群中若隐若现。历史上，很多道士与世俗的渊源，正来自于医。而当下已成潮流的所谓“养生”概念，最早也出自道家经卷。后来，甘全中索性专心护法，出任缙云山道教协会的副会长。
道长与名流富贾走得近，并非现代才有。道教自古就将“法”、“财”、“侣”、“地”列为修行所必须的四大要素，“财”显居第二。道教研究专家、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导宫哲兵教授告诉本刊记者，自古便有“道商”一说，专指信仰道教并能给予其物质支持的商人群体。在南中国的赣、川、苏、闽、粤，“道商”曾盛极一时。
当下，由于风水、堪舆文化的复兴，道商在地产界的分布甚广。而中国著名的CEO中，SOHO的潘石屹、阿里巴巴的马云、海尔的张瑞敏、中原地产的施永青、成都恩威的薛永新、福耀集团的曹德旺等，皆为道商或佛道双修。
今天，道长李一的皈依弟子超过3万，一半正在商界；而在另一半中，政界、演艺界、学界的精英亦不乏其人。
湖北省道教协会会长、武汉长春观方丈吴诚真对当下“道”的“贵族化复兴”有过如下表述：
曾经在中国人心中最根深蒂固的道家文化，如今被绝大多数人所淡忘。然而，在中产以上的精英阶层里，一种道风回归的迹象开始明朗。不一定是信仰这种宗教，而是去接纳和体悟一种不同的生存方式与状态：放下名利，放下欲求，放下虚妄，活个清静自然。他们施舍金钱的目的，也是为了换取一种让内心宁静的东西。
赵佳(化名)是巴蜀女人，早年随夫去广东沿海创业，挣下了过亿的身家。钱不再是问题，她开始关注自己和家人的身体，每年花在健身、足疗、SPA上的费用，接近10万。这两年，她有些厌烦闹市聒噪的生活，就去近郊买了一套海景别墅；到了晚上，她喜欢搬个瑜伽垫子，在家里宽大的露台上面朝大海，“天人合一”。
如此，赵佳还是觉得不够：生活中，似乎就是缺少了一点什么东西。它不是钱，不是房子，不是豪华车，也不是头等舱。
她并不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上面所说的那些，曾经是自己风餐露宿、披星戴月的目标。现在，它们都唾手可得；可是，在短暂的满足乃至膨胀过后，赵佳感到愈发的空虚。
去年底，赵在深圳中心书城翻到一本名叫《世上是不是有神仙》的书，作者樊馨蔓。赵佳看过几届樊执导的《感动中国》，她无法想象这么个严肃节目操刀者，写的书听起来那么神神叨叨。
赵用一个晚上读完了书，然后就失眠了。
樊用大量笔墨描写的，是自己上缙云山“服气辟谷”(利用气息供给能量，连续多日不食，从而达到身体重启)的经历，而这是赵读大学时才从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中看到的词语。她并不相信这项古老的养生道法能产生书中种种意想不到的奇异效果。但是，她对樊所记录的那段暂别红尘的生活向往不已。
半年后，赵佳下了决心，将手中所有的项目、拜会、宴请安排通通取消，腾出5个整天的时间，上缙云山参加“道家五日养生班”。她的身体并没有到罹患绝症的程度，所以没有动过要铁心“辟谷”的念头；她也没弄明白“闭关”究竟为何物，要是天天过“牢房”般的生活，自己会觉着瘆得慌。报个班学习下，一探究竟，并在青山绿水间过几天神仙日子，成为她此行的目的。
这期养生班与女子班常常合班上课。学员成分以企业家、企业家父母或家属、海外大学教授、医生、官员、高级白领以及富裕的退休老人为主，彼此则互称“仙友”。他们主要来自北京、上海、广东、江浙、成渝和美国。
赵佳来报到的时候，戴一副ARMANI的墨镜，提着GUCCI的坤包，拉着LV大标旅行箱。开班后，这些要全部“放下”。所有的人会穿着统一发放的中式盘扣的麻布衣服，宽大素朴，无拘无束；中途不允许使用手机；三餐一律从简，严格限制进食数量；居住条件基本相当于一家经济型酒店，由于热水有限，洗澡成为奢侈。没有网络，没有娱乐。
清晨6点10分，带班师兄常渊开始逐一敲门叫醒，20分钟盥洗后，赵佳和众仙友们开始在住处顶楼的空地上“站桩”。这是一种道家修养的方法，也是中国武术普遍采用的筑基手段：两脚开步同肩宽，两膝微曲，两臂曲抱于胸前，双手距离约10厘米并十指相对，舌顶上颚。
“站桩”要求绝对安静，几乎只能听到彼此的呼吸。赵佳双目微闭，立在那儿足足40分钟。乐声响起，经忏悠悠，檀香味隐隐绰绰飘来。赵佳觉得，什么奢侈的享受都抵不上眼前。
虽然大家并不信仰道教，有一部分学员甚至在山下信仰的是基督教、天主教或者佛教；但是，他们对缙云山课程中营造出的一种道教独有的仪式感，并不排斥，一律照做，而且相当虔诚。
仙友们彼此见面时，会复古般打个稽首，并互道一声“无量寿福”，见李一则呼“天尊慈悲”。用餐前齐诵斋咒：五星之气，六甲之精，三真天仓，青云常盈，黄父赤子，守中无倾。每口饭菜要嚼36下，禁言语，吃完要低头念结斋咒。上午或者下午，大家要端坐于蒲团之上，右手握毛笔，左手悬空打“三清印”，在黄表纸上恭敬地抄录《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抄经要求苛刻，倘若错写一处，便要重头再来；每抄完一字，就在心中默念“无量寿福”。抄经前，要在老君像前净手礼香；抄经毕，会念诵一段规定的咒语。
在俗世之中，他们属于社会的精英阶层，不少人已经步入上流社会，习惯了呼风唤雨、前簇后拥。突然间，举手投足、吃喝拉撒都被禁锢住，而且，是以神灵的名义要求你服从，用仪式感的庄严要求你敬畏。
赵佳说，这种规矩，没有束缚感，反倒逐渐成为一种内心深处的唤醒与依赖。而另一位“仙友”、来自北京的高级白领杨艳，平素工作紧张，少有闲隙，身心俱疲；上山过了几天“人间蒸发”的日子后，她觉得那是在“荡涤心灵”。
有课可上、有“仙友”相伴，赵佳们并不算孤独。相比之下，马云他们所热衷的“闭关”，则要寂静许多。
不少人在经历养生班几日的“修炼”后，都渴望有朝一日能上到缙云山顶的白云观，闭关或者辟谷。大家容易认为，马云、王菲他们在山顶的修行，会比常人“高级”。
“高级”与否无法评判，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的日子要更加清苦。
在山上的日子里，王菲、李亚鹏曾随樊馨蔓上过缙云山。当时，王菲是听从张纪中的建议，去道观安胎，前后一共住了半个月，每天以山中的新鲜蔬菜、水果进补。
再后来上山，王菲、李亚鹏连招呼吃饭都改用摇铃示意，避免一切交流，彼此肢体更是不能有任何的触碰。早上5点就要起床，晚间10点准时止静休息，每天还要保证药物熏足烫脚半小时，温度会不断升高，据称可以逼出体内沉积的毒素。在饮食以鲜香麻辣著称的山城重庆，王菲夫妇的食谱却十分的清淡，每天总共5个菜，荤腥很少，并杜绝吃糖。进食时，要绝对遵守“细嚼36口，禁言语”的规定，吃饭时间要花费40分钟左右。
樊馨蔓透露，李亚鹏在缙云山还尝试过辟谷，但是王菲由于身体原因，被李一道长婉拒。
同样是闭关清修，各人亦会有不同的偏好。
马云在山上的时候，尤其喜欢静坐抄经。每天，他要把大量的时间用在誊写《常清静经》上：“上士无争，下士好争……众生所以不得真道者，为有妄心，既有妄心，即惊其神，既惊其神，即著万物，既著万物，即生探求，既生贪求，即是烦恼……”刚开始时，马云写下的每个字都很大；越到后来，黄表纸上呈现的皆是规整的蝇头小楷。
常渊告诉我，“到马云这个层次的上山者，往往会相当遵守我们定下的规矩，并以此为喜乐。但是千万富翁量级，有些人还是会提出这样那样的意见。比如，希望加点好菜，或者偶尔响两声手机。”常渊来自宁波，大学读了两年就退学，出来开过跆拳道馆，做过营养咨询师。后来，他听说了缙云山，便上来做了一年义工，最终留了下来。
2007年底，凤凰卫视中文台执行台长刘春介绍杨锦麟去缙云山闭关。杨锦麟笑称：“刘春知道我为凤凰打工，干的尽是苦活、累活，血压也随之增高不少，希望我能觅个清静处适当疗养休整一番，我能体察他的好意。”接下来，杨与李一开始了手机短信往来，并定下上山行程，却被汶川地震和陈云林、江丙坤首次台北会谈两件大事搁浅。紧接着，江苏省道教协会会长、茅山道院住持杨世华，以及凤凰同事窦文涛、梁文道、王鲁湘又向杨锦麟推荐了缙云山。此间，道长李一坐上了凤凰的主播台，与窦、梁一起“锵锵三人行”。
去年7月，杨锦麟正式行走缙云山。“赴港谋生二十余年，从来没有一次是这样出门的：关闭手机，不看电视，不带电脑，不上网络。”
他在博客中如此记录：“换上统一的练功服装之后，每个人都一样。这个班的成员，非富则贵，社会上都有一定的地位，多半属于中产阶级收入，学历普遍高，甚有夫妻同行，或举家同修者。最大年龄八十岁，也有七十岁，六十岁不等，普遍年龄在四五十岁之间。可以印证的是，心力交瘁，身心疲惫的，不止我一个人。”
杨锦麟后来听说，与自己一起上山的仙友们，结束修行的那天晚上，在白云观附近的农家乐摆下了两桌筵席，以庆贺“受苦”完结。大吃大嚼一番后，居然有数人出现不同程度的肠胃不适。这种“离苦”，未必“得乐”。他最终感念这段神奇的行走：“一墙之内就是出家人修行之处，一念之差就是红尘滚滚。常清静，不易为。”
已经离开凤凰卫视多年，后来在百度任职副总裁，如今专心国学传播的梁冬，在我们上山前刚刚结束了7日闭关。他距离前一次上山，才刚满两个月。这位原先在屏幕上蹦蹦跶跶的娱乐达人，如今头发剃了，胡子刮了，穿麻布衣裳，系盘扣，踏老北京布鞋。2007年初，百度公关危机时，烦恼无常的他去到印度国的鹿野苑——相传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的地方，找了一棵树坐下，一直坐到泪流满面。后来，他经人介绍上了缙云山。现在，梁冬经常性地做些清修和行走。李一说：“梁冬变了，比以前安静。”
赵佳下山以后，推荐了自己的丈夫和亲友择日清修。她说身边的很多生意人，状态与自己先前类似：是骄奢淫逸的“人上人”， 是权力、资本、色欲的奴隶；无法再欣赏自然的美，看见树林以为那是木材，看见动物只知那是美味。
现在，赵佳的很多习惯又不可抗拒地恢复如旧了。比如熬夜、暴饮暴食；比如欲望、贪婪。她无法逃避很多东西，但对下一次修行的到来存有期待。她说，目前自己还不会成为一名道商，因为对一些事情仍然琢磨不透。
尽管李一说自己没有刻意走近某一个群体，但同为商人，赵佳觉得，马云等名人大腕儿，实际上更具有亲近李一的天然优势。“上山修炼是一回事，花钱也不在乎。但作为道商即意味着信仰，这不是闹着玩的。” 另一位修行者王春竹(化名)，是来自美国的华裔、生物医药学教授，也认为，商业气息当属正常，“美国也有类似的情况”，但前提应当是“产业的归产业，宗教的归宗教”。
李强调，两年来，作为闭关修行中心的山顶白云观地宫，一直长期免费开放。修行指导与食宿全部由宫观供养，目前已有近千人次在缙云山免费坐圜修行。并且，修行中心无宗教、门派之见，面向世间所有渴望静修的人们。而绍龙观的体验式项目“三日观”，也仅收取食宿费用。
赵佳的一位渠道商朋友后来告诉她，如果没有笃定的宗教信仰，只是希望短暂地告别红尘、关注自我、洗礼灵魂，其实还有很多选择可以尝试。最终，赵佳还是更热衷于上山。她心目中的清修就不该在市肆，而是寄情山泽的一番“逍遥游”。因为“仙”字的写法，就是“人在山中”。
不过，赵佳的公婆还是拒绝了儿媳妇的邀请，理由是唯一的：“国学院报班费用过于昂贵。”至于“闭关”和“辟谷”，他们表示不能理解。而结课才不到半个月的杨艳，7月初又利用假期，再度踏上了缙云之旅。
我没有明天，也没有昨天
——对话李一道长
本刊记者 陈彦炜 发自缙云山
图/本刊记者 大食
“道”的修炼并不是希望让大家真正意义上去信仰一个生命以外的东西，它是希望你认识自己
道家向来崇尚“无为而治”。以凡夫的标准度量，李一却属“有为”之辈。
2003年，中国首届“养生门类学术研讨会”于绍龙观召开，古缙云山“养生名山”的称谓，在李一手上失而复得。
时下，李一经常在荧屏露脸。凤凰卫视的多档节目，以及收视率颇高的湖南卫视《天天向上》，都有其高谈阔论的身影。他此前还兼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和马来西亚吉隆坡中医学院教授。上个月，在刚刚结束的中国道教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李一从重庆市道教协会副会长直接升任为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
解读李一也许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很多时候，李一并不配合或者并不愿意你抵达他的内心深处。
王春竹特意请了学术年假，希望与李一能有一次充分的对话，甚至“辩论”。但是，李一太忙了，这一期班他上了两节课，回答了王一个问题，便匆匆飞往北京。课程结束后，王对几天清修的安静日子感到“神清气爽”，但对李一的评价留有余地。“我觉得道长是位智者，但不够坦然。可能我的态度是武断的，因为他没有时间让我真正走近。”
众“仙友”结课后，对李一至少存在四种态度。
有人是崇拜心。他们奉李一为神仙。他们仰视，并且敬畏。马云就觉得，“几百年才会出一位李一道长。若假以时日，他完全可以比肩南怀瑾和星云大师。”
有人是痴狂心。他们觉得道长更像是个明星。首先，他的身边本来就不乏明星；其次，他出镜、出书，走到哪里，总要围上一群索要合影或者签名的粉丝。
有人是质疑心。道教，自古修的是“无为”，念的是“常清静”。现在的缙云山风生水起、如火如荼，李一意欲何为？
有人是唾弃心。李一是不是一个高级的张悟本？天价学费的背后，是不是又一出借宗教敛钱财的闹剧？
总共两个下午，一个清晨，一个晚上，李一就坐在我旁边。他对我所转述的这些评价，并不惊讶，早就了然于心。
事实上，在与李一对话时，总有一层隔膜笼罩在中间，不可捅破。问及一些世俗化的敏感问题，他常以“不能讲”、“不能说”、“不自然”，跳跃过我的问题。站在道家的角度，这或许是玄意，是“道可道，非常道”。而以现实的感观理解，这基本等同于“无可奉告”。
吴心道长说，师父从来就没有变过。世间的人把道士的生活想象成桃花源，其实我们也用手机、上网、坐飞机，道士必须与时俱进。至于钱，“师父根本不需要钱”，这么多年来，“师父还是住的那间屋子，吃饭有时候就是一碗面”。
重庆一位官员觉得，李一怎么没变？多年以前，上山见他是件很容易的事儿；现在，要么听他讲课，要么一次次上山又一次次无功而返。“太有名了，就难以到达。”
成为你自己，信仰你自己
人物周刊：来缙云山清修的，不少已是物质世界中的成功者。比如企业家，比如名流。从现实情况看，他们比普罗大众更热衷，也更急迫地希望到达某种安宁。你如何理解并评价这个现象？
李一：很多人会把成功人士定义为拥有了多少社会财富，用物化的标准来衡量他。到了一定程度以后，他们就会发现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叫障碍，也叫瓶颈。一个企业要突破瓶颈首先是企业家要突破自己人生的瓶颈。这又需要两个东西，格局和境界。你需要到达，那么就可以来修炼。我们是给他提供一个环境，让他去认识自我。
人物周刊：据我所知，有不少人也是想来寻求一种信仰，一种灵魂的安放。
李一：你说的是一个客观存在，这个客观存在没什么不好的，也没什么好的。问题的焦点在于，如何消除他们内在的不安、内在的紧张和内在的生命的缺失。他们已经很难从外在物欲的满足中感到真正的快乐了。以前可能挣到1000块钱就觉得很快乐，后来1000万都不觉得有什么意义；以前吃到一点稍微好点儿的四喜丸子都觉得很快乐，也许到今天，满桌琳琅的菜品都唤不起那个食欲。
人物周刊：这种客观存在的根基在哪里？
李一：缺乏对自我的了解。他把所谓对自我的满足变成了对欲望的满足，而欲望是没有止境的。人们需要寻求生命的终极意义、真正意义，就是需要去认识自己。 “道”的修炼并不是希望让大家真正意义上去信仰一个生命以外的东西，它是希望你认识自己，信仰自己生命中最本质的意义。
人物周刊：那么，你以为生命中最本质的意义是什么呢？
李一：成为你自己。
人物周刊：很多人不远千里来到这里，但是，三天五天之后，他就回归到物质世界中，继续烦恼。
李一：不需要克服。我们只管播种，有人也许会当下就改变了，有人会慢一点，有人甚至到这里来之后觉得完全不是自己想要的。没关系，都很好。他听到了，听过了，就行了。也许隔了10年，20年，30年，在那个细雨霏霏的早上，他回首拿着那杯酒的时候，一下子就明白了。
人物周刊：我和上缙云清修的学员聊天，不少人告诉我，他们对信仰的概念就是缺失；而且他们承认，这或许是导致他们于商场、官场、名利场中无所畏惧、为所欲为，甚至不分善恶、失去道德底线的诱因之一。你是否赞同这样的观点？
李一：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这个痛苦的过程即将过去。
人物周刊：这种信仰缺失是如何形成的？
李一：它是近现代的，从新文化运动开始，到文化大革命“破四旧”，这个是显而易见的。为什么台湾的华人没有出现这种状况呢？因为他们没有“破四旧”啊，没有出现过一度把神像砸了，把庙毁了，它没有这个过程。
人物周刊：那么，你觉得信仰是什么。具体来说，就是去信什么，仰什么？
李一：西方意义的信仰就是认为心有了归宿，它宁静了，淡定了，有根了，减少了浮躁。东方的信仰不一样，我们不会去仰什么别的，东方的信仰是只要信自己，认识自己。现在我们缺少了认识自己的链条，这个和传统文化有点格格不入，是现代造成的。
我想提供的是教育
人物周刊：到国学院听课、修行，需要负担一笔不小的费用。有人认为，这挡住了物质世界的贫瘠者追求精神世界富有的道路。
李一：现在社会上沸沸扬扬地就讲到了我们缙云山的各种各样弘道的方式，其实大部分和道观没有关系，都是为了弘道进行的一些方便法门。和我有关的活动大体有这样四类，第一类就是社会各种层面上邀请我们去做的一些演讲，一些传播活动。第二类就是一些友好的关联单位，像北大、清华、中欧EMBA的邀请。第三就是缙云山这个圈子内的友好机构，比方说国学院、研究院、养生会馆、养生旅游公司，它们是友好单位、邀请单位、关联单位。第四就是绍龙观、白云观本体。真正绍龙观办的班就只有一个3日的闭关，整个学费是免的，吃住自理。上面的白云观是供养修行人的，吃住、学费全免，宫观就是这样的。但是还有很多是收费很高的，高到什么程度，我自己不知道。
人物周刊：为什么修行还要分出层次来，收费的、不收费的？
李一：主要是为了社会的需求。假定每个人都愿意到庙宇里面来过庙宇的生活，其实另外的3个层级全部都可以不做，上山来就行了。但是很多人挑剔啊！有抽水马桶没有，有席梦思没有？一个人又要讲究一些物质生活条件，他又要到山上来，如果说山上没有这个条件，我们就说不接受你，实际上这个“道”就不用弘了。所以我们现在分了很多级，愿意过庙宇生活的，那你来，我们供养你。上面白云观一分钱都不收；绍龙观呢，旁边有鉴湖宾馆，你就付食宿费用，但是教学是免费的。如果有的人需要这样那样的条件，我们还不收费，那我们的钱从哪儿来呢？所以就必然会针对这一批人去收费。
人物周刊：你是一位道长，但是你的白云观未来将会打造成不分宗教的修行中心。
李一：“道”是相通的，各个宗教也都是相通的。我们只区分正教和邪教，不区分宗教派别。大家都是在这里面获得生命的成就，干嘛要去区分宗教呢？我认为各个宗教所指向的都是一个大同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面，宇宙生命是和谐的，既然是和谐的，它就是不分家的。
人物周刊：我听国学院的人说，你希望将缙云山打造成一所大学，第一年来修什么，第二年来修什么，第十年来修什么，有这么一个计划，最终到达终身修行。
李一：“道”本来就是一种教育，它不一定是一所大学。“大学”二字，很容易让人们将我们与世俗的“大学”结合在一起。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会觉得索然无味。
人物周刊：看来，你不认同世俗的大学。
李一：我没有看到他们在教育，他们只是知识技能的培训。他们在育人吗？对人格的成长、人性的复归，对群体化的教育花了多少功夫呢？人最重要的应该是学会生命的教育、生命的保护、生命的养护，应该学会怎么去做人，怎么去处事。这些在它的百分制考试中是最重要的吗？应该不是吧？所以他只是在教知识和技能，叫知识技能培训中心是很合适的。教育嘛，育就要育人啊，没看到。
人物周刊：没有智慧？
李一：我也不是说这个话。我觉得现代学校的知识技能培训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它不是教育。
人物周刊：那么，绍龙观提供的就是教育吗？
李一：我们是师承制的，从人开始的，教会人去了解生命吧。
养生被重大误读，无法隐忍
人物周刊：你们的课程中有很多是关于养生的。中国养生的概念确源于道家。但现在的养生市场鱼龙混杂，前面刚出了张悟本，再前面还有各路神医。所以，不少人觉得养生在异化、在产业化，甚至娱乐化。
李一：我对张悟本不太了解，所以不能过多地谈他。但是我可以谈为什么我们要去做这个养生。确实，养生这个词是道家提出来的，最早见于道家典籍，但是很遗憾，养生现在被人误读了。有人问我，道家讲清静无为，为什么你们现在做道教养生，还做得如火如荼，缙云山上也不太清静了，这么多人蜂拥而至。
人物周刊：有人引用老子的话批判你，《道德经》说“不敢为天下先”，你的太多行为，是在“敢为天下先”。
李一：《道德经》是说“吾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首先讲的就是慈，如果说又能慈又能俭，那我们就可以不为天下先。但是它是矛盾的啊。什么是慈呢？实际上讲的是慈悲，讲的是济世。我们要对社会有用，对社会有帮助，要满足社会的需求，社会上有这么多的烦恼我们要去解决。养生现在被重大地误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我们不出来把最早道家提出来的养生概念还原给社会，那么它对人们的身心必然有很大的破坏。这样一个养生狂潮下的隐忧，一个道长知而不救，那不是慈。慈是排在“不敢为天下先”的前面，所以我们不能不选择站出来，以正视听。现代人把养生误读成什么样子呢，他们把“养生”当成“养身”去了。所有的方式无非就是告诉你什么，然后怎么去锻炼身体，或者给你教一点按摩点穴方式。生命曾几何时变成了身体？
人物周刊：这种“养身”对人有益处吗？
李一：在解决某个点上它有一定的作用，不能说益处。譬方讲，在感冒的时候我们会用阿司匹林，会用青霉素，如果说只是针对感冒这件事儿来讲，它是有作用的，但是你看看那个毒副作用呢，联系到整个生命体来讲，那就是有害的。养生应当是对整个生命的爱护和滋养。我们如果把生命体的养护理解成了做什么运动，做什么锻炼，那么你看看，职业运动员长寿吗？还有要吃这样、吃那样的问题，据说吃得很多物品都涨价了。
人物周刊：这就是很多人信奉的真理，叫药补不如食补。正如你所说，现在很多食材价格普涨。
李一：没有一个东西是可以固定的，从宗教意义上讲这叫执着。对于食，我想多谈一点。道教的《阴符经》里面用6个字就把它讲清楚了，叫“食其时百骸理”。吃这个时期、这个时令、这个季节、这个地方的东西，千万不能因为你的欲望偏要在冬天去吃西瓜，然后去扭曲，搞转基因的东西，这是有害的。现在的养身，让某一个东西长吃不衰，这就是不正确的。
我只有今天，没有昨天和明天
人物周刊：道家崇尚“无为”，很多人觉得，你现在相当“有为”。
李一：“无为”就来自生活，来自生命，它是自然的最重要的体现，它从来没有以那种冲突的方式存在，冲突
人物周刊：道长，你是缘何而入道门？
李一：我出生在一个道教的世家，父亲就是道士。3岁的时候，我得了病，然后就被抱进了道观。所以回答你这个问题，从宗教的角度上讲，那是宿世因缘；从现代意义上讲，我入道是没有选择的，不是因为什么而去入道，当我有这个识别能力可以去选择之前已经入道了，已经和道走得很深远了。是“道”帮我疗伤，从我身体的疾病开始，到我人生的成长，我明白它的时候已经和它分不开了。
人物周刊：当下中国，佛教、基督教的角色要比道教强势一些。不是宗教本身的强势，而是众生在吸纳以及信仰方面，中国唯一的本土宗教道教在明显式微。这一点，你是否赞同？
李一：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它和各个宗教自己教义的弘传，和与社会的融入是成正比的。当然，它也和历史的原因、历史的过程有相关联性。
人物周刊：社会上对缙云山近年来的动作褒贬不一，从你的角度出发，你希望缙云山道场在当下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
李一：缙云山、绍龙观所要承载的，是帮助中国的时代记忆与传统文化的复苏找到一些媒介。比方说，如何把“道”翻译出去。“道”和“道教”不同，“道”其实本来就是生活的全部。但是到今天为止，我们很难想起我们的生活和道有什么关联。
人物周刊：鲁迅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在于“道”。但是现在，用你的话讲，“道”已经需要翻译了。
李一：现在，当一个道长在我们身边走过的时候，我们会用好奇的眼光看着他，“咦，来了位道长”，我们甚至会好奇他的言行举止。当我们偶然拿到一本“道”的书籍的时候，我们会带着各种表情来看它。“道”真的需要被翻译，因为我们是如此地离不开它但是又如此地陌生。
人物周刊：为何讲“我们如此地离不开它”？你今天的坚定，底气来自哪里？
李一：我的底气来源于，“道”的思想可以是生活的全部，它只需要被唤醒，而不需要被增加。如果说我需要告诉你什么，那你的接收是会有选择性的，而且还要看你是不是需要被接收。但问题是，“道”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不可能脱离道生活，我们只是在经过某个状况之后忘记它的名字了，但它一直都在。比方说，把一个企业经营好了，我们会说他管理有“道”；你的人际关系蛮好，无非是处事有“道”；你赚到钱叫生财有“道”；喝个茶也叫茶“道”。
人物周刊：那么，你自己是一个翻译者，还是一个弘道者、传教者？
李一：我很怕别人误解我是一种施与者，这会是未来很大的一个困惑。人们容易觉得，好像这几个就是普渡众生的，这个定义是不对的。
人物周刊：对的定义是什么样的？
李一：对就是我们其实是在协助大家明白自己。但是我希望不要把这种行为定位成：这是一个天外的来客，他把道法普渡给了世间，他是什么什么的化身。这种情况就是已经把生命和自己分开了。
人物周刊：你会关注时事吗，红尘中事？
李一：当然关注，比如说这几天我在关注足球。
人物周刊：你看世界杯时，关注的是球场上的什么？
李一：能量在变化，能量在转换，如此而已。
人物周刊：你现在还会坚持一种清苦的生活方式吗？尤其是下山以后。
李一：没有去保持这种方式，随意性很大，今天遇到这个邀请方是五星级的宾馆，那就住五星级宾馆呗。对我们来讲，哪种生活方式都行。一个修行人，他不会去拒绝什么汽车啊，手机啊，但他不会因为没有这一切就觉得难受。修行是通达和自由无碍，是自由自然的这样一种状况。但是这个社会上很多人带着铠甲来的，他会说我是这个范儿，我就要这个条件。
人物周刊：因为道教信仰神仙，所以，不少人容易觉得，名声大噪的你，是一场造神运动。你愿意成为一部分人心中所谓的神仙吗？
李一：我更愿意认为大家都是神仙。
人物周刊：你的心中，什么是神仙？
李一：活出生命的真我。如果你快乐了，你就是神仙。我们需要明白自己。
人物周刊：有人上山后，形成了对你个人的崇拜，马云说“几百年才出一个李一道长”。你希望别人崇拜自己吗？
李一：那是向外，向外一无所有，只有不断地深入自己的内在才可能更好地达成自我。
人物周刊：你个人的名利观是怎样的？
李一：首先来讲不会存在一个固定的名利观，除非你把它当成一回事，它才会影响到你的生活，这是没有意义的。在这样一个文化传播的时代，是一个符号，我们很少去关注如何塑造一个知名度，我觉得那是没有意义的。一切自然而然发生的、法于自然的东西都是一种存在，我们尊重存在，但是不会刻意去制造一种存在。没有一个固定的名利在这里。社会的资源和社会的财富，它就是生命以外的各种力量、各种能量的一个缘起缘落，这些东西的存在有它存在的意义，修行人在于看透这一切，超越这一切，这一切既存在又不存在，无非是闲云过隙。
人物周刊：那么，你看透了没有？
李一：修行人最起码的就是要摆脱它们对人的束缚。修行，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做自己的主人，而不是让外在的事物，名或者利，来做自己的主人。
人物周刊：有人说，现在名人或者有钱人才能亲近你。
李一：它是生命的符号，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一个的生命。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幸福吗？
李一：幸福不在于一个事情的存不存在，而在于你的心境中是不是有自我的矛盾。我很高兴接受你的采访，所以我今天心情很愉快。
人物周刊：你的意思是，今天你是幸福的。
李一：在我看来没有明天，也没有昨天。
李一是一位道医，也是术士
李一现象，大体是自然疗法的中国化呈现
口述 宫哲兵 采访整理 本刊记者 陈彦炜
从世界角度来观察宗教发展，现在有一种准宗教的、不完全强调信仰的、注重生活修行的行为现象非常值得关注。在西方乃至中国港台地区，它高度流行；在中国大陆也正在逐渐为一定人群所接受。它们让人到一个专门的机构去，短暂告别红尘，进行生命的养护和精神的安抚。这种行为，基督教称之为“灵修”；佛教有“静坐”，印度教有“冥想”，也有的机构将不同教派打通，比如印度教和基督教思想相结合，产生了不少新的行为方式。台湾、香港，这种修行工作坊相当受欢迎；而几天前我本人也在武汉参加了一个叫“怒放的生命”的项目，它将不少教派的作法精华融汇在内，开展静坐和心理治疗，并收取数千元的费用。所以，我们所关注的“李一现象”并非独创，而是近年来世界宗教流行文化的一种中国化呈现。
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了30年，这固然极大促进了国家的高速进步，却也给国人带来了众多的遗留问题。很多所谓名利双收的成功者，付出的代价过于昂贵。他们用几十年的时间拼命地挣钱，拼命地奋斗，谋求高尚的地位、诱人的财富，最终到达忘我，从而产生身体上、生命上、精神上的疾病与痛苦，包括超越了道德伦理底线。他们敢于冒险，敢于舍身，敢于突破极致，把自己弄得疲惫不堪，精神世界孤独、抑郁、畸形，渐趋崩盘，包括我本人在内。虽然我不是个商人，但是处于这个大潮流的年代，我也在透支生命，希望能抓住一切的机会，实现一定的价值回报。当这些物质层面的东西到达一个高度后，人们就需要身心疗养，身心充电，需要给予一种健康和平衡的机制来拯救。这种机制可能并不是医院。医院不让人满意，不让人放心，它甚至就是商业机构，病人对医生的信任度和满意度创下了历史最低值。那么，我们就会继续寻找，寻找“自然疗法”。“自然疗法”在西方现在也高度盛行，崇尚在自然的环境中，不要去采用西医的药物、开刀、化疗，而是采用一些全新的方式，包括修炼，来改变自己。西方国家在经历一场经济大飞跃之后，自然疗法逐渐兴盛。现在中国出现的李一现象，大体是这种自然疗法的中国化呈现。他将这种治疗和修炼，与传统宗教再相联系，更容易让中国人接受，也更具神秘气息。所以我们知道，很多人在通过各种资讯渠道知道李一和缙云山之后，就产生了想去的欲望。当然，这种欲望的达成现在需要经济基础。
从全世界类似机构的收费情况观察，大多不会便宜。我想我们也许可以用纯粹的市场经济思维来剖析这个问题。当你的知名度越高，需求就会远远高于供给，价格自然就会上升。因为想来的人太多，而提供这种服务的太少。我只能接纳50人，你想来的就有5万人，我就必须要设立一个门槛。如此，供给与需求才能大致平衡。这是市场规律。当然，这个规律还必须取决于这个产品是不是真的很优秀，是不是货真价实。
如果货真价实了，山上的教学办班机构又能依法纳税，那这个事情就无可非议。传统上认为宗教应同财富对立，要清贫，要远离钱物，我觉得这一点没必要苛求。合法赚钱没什么不好。香港很早就有注册风水师，收费就是高水准的，不是什么坏事，只要不去欺骗。
国外很多有名的、大的宗教机构，也是伴随着大量的财富。公司化运作也代表着某一种方向。如果有一天，你要胆敢利用这种方式去诈骗，去非法牟利，那你就沦落为邪教了。
我现在总体(对李一)保持一种审慎存疑的态度。但是我不是说不相信能够出现一位奇人，能给一些疾病的治疗、生命的养护、心灵的慰藉、精神的救赎带来神奇的效果，我绝不排斥。我觉得，不要去轻易否定一个人，也不要去轻易相信一个人。我想，这个产品最终如果不具有让人满意的效果，很多人感觉是无功而返的时候，那么他也就会如历史上那么多神医一样，回归人间。
具体到“道”身上，有它特定的传播优势。因为道教是中国唯一的本土宗教，自古国人便有信仰基础，并已渗透到民间骨髓。“道”的文化、概念已经在中国重新繁荣，虽然道教宗教组织本体在萎缩，但它还是具有一股强大的向上的复兴力量。
佛教讲人生是苦难，道教讲生命是欢乐；佛教讲今生价值不如来世，道教则重视今生，重视养生和长寿。从这一点来看，道教的思想，迎合了现今社会不少有钱人的实际需求，各地其实冒出了一批所谓的养生基地，一些宣扬让生命更有价值的人物和地方。李一只是其中之一。
《华尔街日报》前不久发表了一篇报道，题目叫《道教还有戏吗》，觉得道教徒很神秘，也越来越少，和其他宗教相比，道教毋庸置疑在式微。不过，道教中的“术”却没有式微下去。术士大受欢迎，台湾一直讲究“山医命卜相”，大陆现在越来越重新注重风水、算命占卜、养生、道医。你看现在只要有广场，早晚必定有人去打太极拳，这些都是道教的术。李一就是一位道医，当然也是术士。但他与一般术士不同之处，在于术中有道。
从实际构成来看，现在的道教徒老化程度严重，数量萎缩，道教本身缺乏一场现代化的改革运动。这一点，佛教就很成功。宗教也存在生态，也有竞争，也存在市场经济。也许，李一的出现，他用讲演、办班、接受访问等形式让自己出名，再借助这个名来造势，从而达成弘道，这单纯对于道教而言，当然是个大好事情。
宫哲兵，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宗教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知名道教研究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