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肯锡：市场国家

如今，各国政府正面临一系列复杂而难以决策的问题。企业领导者最好与政府共同寻求解决方案。

　　作者 • Peter Bisson, Rik Kirkland, and Elizabeth Stephenson　　来源：麦肯锡季刊

　　虽然我们预计市场资本主义将继续稳步发展，但国家远未消亡，可能在下一个10年里发挥比以往更大的作用，其原因有三。

　　首先，全球化有时会给公民个人带来负面影响，即使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世界各国的政府就已经发现，人们要求由政府出面来减轻这种负面影响的呼声越来越高。

　　其次，危机本身促使政府采用两种手段进行大规模直接干预：一是出台财政激励方案;二是加强监管。当下，人们有目共睹，美国为首的自由市场模式频频失灵，而中国模式到目前为止却是成功的;中国模式虽以市场为导向，但认定国家这支“引导之手”要牢牢掌握住权力的许多杠杆因素。有鉴于此，在世界许多国家，权力的天平向政府一端倾斜的趋势加剧。

　　第三，全球经济重心日益扩散和多元化，这使得更加难以通过多边合作方式达成一致来制定全球性的游戏规则。双边和地区性交易日益普遍，这些更加区域性的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将继续以市场为基础。但对企业而言，这种从单一规则向多元化规则的持续转变，必将增大把握全球性商机的难度。此外，企业还需要在诸多方面与众多关键的地区和国家政府部门进行接触。

　　希腊警察与示威者之间的僵局：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国债率(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比率)的上升以及社会对政府服务需求的扩大，都会加剧政治局势的紧张。

　　当然，企业高管面临的挑战也不少。但未来几年，政策制定者所面临的压力才真正令人望而生畏。一方面，各国政府一直肩负着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实现经济繁荣的责任。大多数国家都深知，要实现此目标，必须增大市场的作用，而不是倒退回指令性经济时代(这正是“市场国家”一词的由来)。另一方面，政府还必须确保社会稳定，并维护社会保障体系。此外，政府必须为继续居住在不同国家疆界内的本国公民实现上述目标，尽管这些公民的最终财富受到不承认国境疆界的资本流、商品流、劳动力流和信息流的变革性转移的极大影响。未来10年，各国政府无论是单打独斗，还是联合协作，它们如何应对这些压力，其影响都要大过其他任何一类经济参与者的行动所能产生的后果。

　　下面我们来深入分析一下导致问题更加复杂的各种因素。在发达国家，几乎所有主要经济体都在被下列三个问题所困扰：对政府服务的需求不断扩大、国债率日益上升，以及福利救济享有权这颗定时炸弹爆炸时日的渐渐迫近。截至2014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各成员国的平均债务水平可能会从目前的不到80%上升至120%。在新兴经济体中，政府可能拥有较为有利的人口资源，但渴望提高生活水平的公民和不断发展的经济，均要求在物质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方面投入巨资(包括修建道路、发展教育和建立医疗保健体系等)，只有这样做，政府才能避免社会动荡，进而建立能在21世纪走向繁荣的经济体。

　　于是，就有这样的思考：在过去的100年中，收入差距将世界分成了两大阵营：一边是由日益强盛的中产阶级支撑的西方经济体，另一边是似乎陷入了无休无止的贫困深渊的其他国家。如今，尽管各国(以及超越以前这种分界线的各阵营)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这一点很值得庆幸，但每一个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却正在不断扩大。

　　在过去20年中，尽管全球的总体生活标准在不断提高，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几乎有3/4的成员国出现了贫富差距扩大的现象。在新兴市场中，贫富差距扩大的速度更快：在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步伐令任何一个西方经济体都望尘莫及。

　　这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结构性转变。随着经济不断发展，整体生活标准往往会随之提高，但收入差距也会拉大。在收入差距方面，制造业经济一般大于农业经济，而基于服务的经济又大于制造业经济。(基尼系数是衡量最高收入者与最低收入者之间差距的指标;服务业的基尼系数比制造业高2/3，比农业部门高 150%。)

　　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然而，其影响却不那么直观。人们往往将收入差距的恶化归咎于贸易，但贸易并不是罪魁祸首。实际上，技术采用率才是迄今最大的驱动因素，在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诸多因素中，技术采用率的影响占3/4，它的主要影响是以自动化取代了许多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知识工作者的缺乏和资本密集型投资(这种投资可提高顶尖人才的生产率，从而提高其创收潜力)导致最高收入者的薪水大幅攀升，进而加剧了这一问题。

　　上述因素的影响让人触目惊心。在本次经济衰退中，美国的失业率超过了10%，成为引人注目的头条新闻，而实际情况，则更严重得多。在收入排前10%的人口中，失业率仅为3%，而在收入排最低10%的人口中，这一数字要高出10倍，超过了30%!在目前的美国失业人口中，有1/3以上被认为是长期性(或结构性)失业，他们在近期内不太可能重新就业。

　　这种差距在欧洲和日本通常较小(西班牙是个例外，该国的失业率现已接近20%)，但这些国家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以德国和日本为例：据估计，至少在过去10年中，两国都采取了以打造更为稳健的社会保障体系为目标的劳动和税收体制，为此，每年要牺牲超过1%的 GDP 增长率。换言之，为确保社会更加平等，这些国家每年放弃了1/3的潜在增长。

　　收入的波动是另一个关键问题。最近经济衰退之前的若干年被称为“大稳健”时期，在这一时期，整体经济波动性有所下降，但实际上，个人收入的波动性却在不断加大。从20世纪70年代到2008年，美国的个人收入波动性增加了1/3。平均而言，有15%的美国家庭可能现在会预期他们的年收入会下降50%之多。这并不仅仅是美国遇到的问题：在巴西，超过50%的中产阶级都担心自己可能会失业，或者收入会直线下滑。

　　问题的要害是：在以市场驱动的全球经济中，风险正向个人转移——政府越来越有责任来帮助收拾残局。

　　西班牙因高达20%的失业率而备受拖累，虽然日本和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失业率没有这么高，但它们稳健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以牺牲 GDP 增长为代价换来的。

　　企业需要认识到政府责无旁贷地要担当应对立法挑战的使命，并与政府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帮助解决这些难题。

　　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企业再也不能将政策制定者和立法者视为“麻烦制造者”而甩开或应付。政府正面对着一系列合理合法但又难以抉择的决策，并将被迫进行权衡取舍。企业领导者最好认识到这些问题，并与政府一道，寻找相应的解决方案。如今，反对企业的民粹主义浪潮高涨的风险很大——而企业需要继续努力，去挣得在相对宽松、支持企业的环境中的“运营权”。

　　成功的企业领导者已经意识到这一现实问题。例如，沃尔玛已经开始协助联邦和地方政府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重新制定美国的医疗政策。这一举措产生了一系列创新方案，比如该公司的4美元处方药计划和店内诊所等，这些方案不仅有助于降低美国的医疗提供成本，还帮助沃尔玛的客户和员工减少了医疗开支。

　　帮助政府提高公共部门的生产率不仅可以节省政府支出，还可以为企业带来利润

　　一些最具灵活性的企业可通过帮助解决国家的难题，将自身的能力转化为商机。目前，许多政府的税基在不断缩小，而负担却日益沉重，因此，国家也面临着一个紧迫的生产率问题：如何增加服务并降低成本。多年来，由于采用精益流程和 IT 改进措施，私营部门的生产率不断提高，而政府在这些方面的低效却是名声狼藉。作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企业可通过创新的举措来帮助公共部门解决上述问题。在西班牙，医疗保险提供商 Adeslas 正与巴伦西亚省政府合作，提高医院和诊所的运营效率。在英国，为建造希思罗机场的5号航站楼，英国机场管理局制定了一份激励计划，让私人供应商以更快的速度完成了项目，而且没有超出预算。(该航站楼开通后，由于行李输送系统发生扭结，导致5万多件行李被卡住;这一事例表明，这种新的做法既可能成功，也可能遭受挫折。)

　　各国将为就业和增长展开竞争，选择适当的国家作为合作伙伴有助于为企业打造竞争优势

　　面对持续不断的反企业浪潮压力，政治家们迫于压力有时可能会采取一定的妥协姿态，但大多数政府依然认为，与企业进行良好合作是解决自身最大难题的最有效方式。正像企业需要认识到政府所面临的立法挑战一样，政府也必须认识到企业在帮助解决这些难题时所应发挥的合法作用。毕竟，只有稳固并不断扩大的私营部门，才能提供满足政府预算需求的收入。为了创造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增长，各国将在招商引资方面激烈竞争。

　　有两个这方面的例子：最近，波兰针对在本国设立运营机构的企业出台了一项特殊的减税优惠政策;为利用这些规定带来的优势，惠普和 IBM 都在波兰的弗罗茨瓦夫市设立了运营中心。与此类似，为吸引领先的跨国公司进行投资，新加坡政府在教育和培训方面投入巨资，同时还为在新加坡注册的企业提供补贴。当企业考虑在何处投资设厂、建立办事处和招募人才时，应积极探寻这样的机会。

　　一个有趣的变通是，为更好地实现吸引更多私营企业的目标，政府有时会求助于私营企业。例如，上海市雇佣万宝盛华就业服务公司帮助审核企业家获得政府补贴的资格。

　　全球性企业需要学会如何在多方且通常互有分歧的监管环境中运营

　　企业在进行全球扩张时，需要更加熟练地掌握适应日益复杂的各种监管环境的技能。以金融服务为例：在欧洲和美国，银行业一直被当作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行业进行管理，鉴于过去两年的金融动荡，银行业的运作模式遭到了无穷质疑。相比之下，亚洲的银行实际上被视为负责提供资本的公共事业机构。这两种监管机制不论如何发展，近期都不会融合。

　　谷歌最近遇到的挑战表明，既要在全球推广同一业务模式又要应对各种不同的政治和社会文化是多么困难。在中国，该公司强烈重申了自己的隐私权，坚持认为国家不能调查谷歌服务器上存储的数据。同时，在意大利，谷歌高管因侵犯他人的隐私权而被判定有罪;此外，多名高管因通过 YouTube 提供允许个人发布视频的平台但没有进行监管而被判缓期监禁。

　　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诸如安全和劳动力等方面的信息标准将依然是支离破碎和各不相同的。持续的全球化进程将不会导致各种文化标准和预期趋同。然而，随着全球网格的不断扩大，针对一个国家某项过失的反应和互动将像涟漪一样以光速扩散到越来越多的地方，与这种新的扩散方式相比，英国石油和耐克等公司的早期经历看起来要相对简单一些。企业需要变得更加积极和富有活力，才可能有效应对这种局面。

　　最后，如果各国政府感到面临挑战，那么，二战后在美国领导下建立的跨国机构，即“华盛顿共识”的传统执行者将面临双重的挑战。由于没有实际权威，全球的重要国家又不断增多，而彼此之间又存在大量的利益分歧，这些机构很难让各方达成一致。自2001年以来，尽管相关机构不断试图恢复多哈发展回合贸易谈判，但一直遭遇冷落，其原因即在于此。各国针对知识产权、环境保护和资本市场等诸多问题的协同调控可能会在某些领域取得重要进展，但在大范围内解决问题仍然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企业领导者必须认识到，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有赖于国家的成功，而他们所面临的最大风险可能是国家无法成功地应对挑战

　　无论政府干预的程度是高是低，企业高管都应该祝愿那些向往市场国家的领导人走好运。理由既简单又具说服力：没有哪一个因素比市场国家在挑战面前普遍失利更能颠覆全球经济的扩张趋势。对这种威胁，绝不能掉以轻心。不理想的政策选择将妨碍经济增长;而在最坏的情境下，错误的政策选择则可能会危及地缘政治的稳定，而这很可能是企业在未来10年面临的最大的宏观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