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无资金，二无背景，吴蕴初在化学工业上却多有建树，他自称靠的是“不苟且”和“事事时时求进步”
抗日战争爆发时，吴蕴初不在国内，他千方百计赶回来，与自己的企业一起奔赴国难。《大公报》著名记者徐盈见到他时，看到的是一位胖大而有欧洲人风度的化学家——双手拿着蓝图，穿着骑士般的格子呢马裤，正在指挥为造漂白粉而盖起的回旋塔。
吴蕴初的企业虽然因为战争而遭受了重大损失，但他的锐气并没有被削掉。徐盈在《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中描述道，“这位胖胖的化工家，摸着灰白的短须，闪动着圆圆的眼睛而大笑起来。他是乐观的，抗战以来，他失掉了上海的工厂，太平洋大战爆发以来，他又失掉了香港的新厂和二百余万元的新机器，但是他的华西新厂，却在利用着一切新旧机件，拼拼凑凑地装齐开工，而为了装备化工厂的天盛陶器厂却首先建立完成，他在哈哈笑着，看着一部机器跟着一部机器开动了。盐酸出来了，漂白粉出来了，烧碱出来了，味精出来了，维他命B出来了，一切的副产出来了。”
1943年对于吴蕴初来说，是一个难忘的年头，他顺利当选为新成立的“中国全国工业协会”理事长。
“灯泡大王”胡西园回忆，当这个工业团体还在筹备时，“火柴大王”刘鸿生告诉他，吴蕴初很有意当这个理事长。随后，吴亲自找他也很诚恳地表达了这个意思，称自己不久要出国，极盼能有一个代表性工业团体的荣誉头衔。之前，吴曾连任了三届“迁川工厂联合会”的理事长。经过几次座谈商讨，企业家们同意推吴蕴初为理事长。当年3月18日“中国全国工业协会”在“迁川工厂联合会”大楼举行成立大会，刘鸿生、胡西园、吴蕴初、吴羹梅、李烛尘、荣尔仁、胡厥文、苏汰余、潘仰山、章乃器等人当选为理事。在3月25日举行的第一次理事会上他们当选为常务理事，吴蕴初如愿以偿，被推为理事长。原来他们打算叫“中国全国工业会”，登记时，国民党当局不同意，只能叫“协会”，按照“学术团体”来登记。实际上这是中国工业界带有自治性质的联合组织，不是一个学术团体，吴蕴初虽然是毛遂自荐才当上理事长，成为企业界的领军人物，但也证明当时企业界对他的认可。胡西园在回忆录中说：“我想吴蕴初是位有工厂的工业家，不是靠一张嘴自我吹嘘、两条腿东荡西钻的政客。”
“创造味精的吴蕴初君”
从他创业之初，已经20多年过去了。吴蕴初早年进入上海兵工小学堂化工科学习，1911年毕业之后，在汉阳铁厂、炽昌硝碱厂、炽昌新牛皮胶厂工作了10来年，并不如意。1920年，日本的美女牌“味之素”在中国市场上走俏，晶莹的粉末触动了他的心，“我就不信中国人制造不出来。”经过反复实验，1921年秋天，他自行研制出了味精。上海经营酱园的富商张逸云愿意投资这个新型调味品，在上海的一个石库门里，由张出资五千，吴提供技术，开始小规模生产味精。
1923年，天厨公司正式成立，资本总额五万元，分为十股，吴蕴初占一股。5月20日公司还与他达成若干条协议，其中包括：天厨厂年终结账如有盈余，在未提公积金以前，应以所得纯利百分之十归发明人吴蕴初;因上项关系吴蕴初得随时查看账目;天厨厂聘请吴蕴初或其代表任技师兼厂长，管理全厂事务;应得红利须与经理同等。
这位怀抱“工业救国”梦的年轻人终于找到了施展才华的空间。天厨味精厂生产的“佛手”味精出现在国人的生活中，他决心与日本的“味之素”一决高下，借“五卅运动”的爱国浪潮，天厨味精击败了日本的“味之素”，迅速赢得多数市场份额。“敬请国人，爱用国货，天厨味精，国货精品”的广告词风行一时。1926年、1932年，天厨味精先后获得美国费城、旧金山万国博览会的大奖和参赛奖。因为天厨味精的畅销，到1928年，天厨即从一个厂发展为三个厂。
1931年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发表《创造味精的吴蕴初君》记录了他们之间的对话。邹韬奋说：“味精每年营业近300万元，此每年300万元的生意，实无异由先生从‘味之素’掠夺中抢回来者……故记者常以为空口提倡国货无济于事，必国人多出其聪明才智，研究创制各种价廉物美之商品，始有实效可言。”吴蕴初谦虚地回答：“这不过是像舞台上的开场白，先开锣‘跳加官’来 ，望继起者能演更轰轰烈烈之好戏。”并说自己“手脚一闲，就要到实验室里去倒一会儿烧杯”。邹韬奋为之拍手：“这才是各国科学家的研究精神，谁说中国人中便没有这种科学研究的精神?”
徐盈后来也说：“一般人对于吴蕴初这个名字并不生疏，因为这个名字常和抗日联系在一起——吴蕴初用‘味精’打退了日本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先锋队‘味之素’。那时候是天厨味厂的成功第一声。”天厨档案中保存着许多吴蕴初写给张逸云的信，其中1925年6月22日的信讲到天津以外各处味精销路不如“敌粉”，“现在敌粉均乘此时机，大张旗鼓以全力进行。我方如何对付，想尊处已早有预备矣。”把日本的“味之素”称为“敌粉”，把小小的味精之战看作是一场民族之间的争夺战。
“事事时时求进步”
然而，吴蕴初的志向不仅在味精。在天厨之后，从1929年起，他又相继创办了天原电化厂、天利氮气制品厂、天盛化学陶器厂等，这一系列“天”字号企业，加上他建立的中华工业化学研究所，使他在化工领域足以与天津的范旭东并驾齐驱，被称为“南吴北范”，可以说，中国化学工业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就是他们一南一北筚路蓝缕开创出来的。他一无资金，二无背景，在化学工业上却多有建树，他自称靠的是“不苟且”和“事事时时求进步”。因为痛感中国市场上都是外国的盐酸、烧碱、漂白粉，到处是日本的劣质货，他到国外订购机器、配件自办天原电化厂。天盛陶器厂就是为天原、天厨生产化学溶液盛器而创办的。
1932年，他在回答《生活》周刊转来的读者来信时说了这样一番话：
天厨厂本身仅为一普通国货工厂，除抵制舶来品及为谋工人生计外，对于全社会殊无多大关系。故年来尽其能力，从事于基本化学工厂之建设(如天原电化厂、天利氮气制品厂等)，以期辅助他种工业之发展;一方举办有裨于公众之事业(如清寒教育基金会、中华工业化学研究所等)，对社会作相当之贡献。至今岁之独捐一战斗飞机与政府，乃因现时环境之需要，聊尽国民之责，并非基于整个计划之一种行动。
“清寒教育基金会”是吴蕴初在1931年发起的，到1934年，最初的四年，他个人赞助17000元，天厨赞助13000元，张逸云赞助1500元，其余共4300多元。当时天原电化厂创立不久，财力不足，只捐了2000多元，包括科学家钱伟长在内的数百名学子受益。1935年2月15日，吴蕴初在天原厂董监事会上提议，现在公司状况比以前好了，教育是百年树人之计，应该量力帮助，现在基金赞助的大学生50人、中学生10人，每年需要12000元，除了基金利息收入约1200元和他每年捐的4800元之外，还不足6000元，从本年度起，由天原与天厨分担，议决年助清寒基金经费3000元。
1929年2月成立的中华工业化学研究所，由他和天厨各出资一半。由研究所与中华化工会合作创办的《化学工业》成为中国第一家专业化工刊物，主要也是天厨出资支持，他们还设立了一个“天厨化学论文奖”，在这个刊物发表，得奖的论文包括《雪花膏的研究》、《日用肥皂工业之研究》等，关乎日用民生。1933年4月9日在吴蕴初参加的评奖会议记录中有一条：“历次保留之天厨奖金款拟作特别征文奖金，题目以《国防与化学之关系》及《国防化学之计划》为限。”
在上海“一•二八”事变之后，吴蕴初痛恨日本的横行无忌，认为航空救国不能空谈，与张逸云商定，将天厨上一年的盈余九万元如数捐出，不足再提两万元，向德国订购一架战斗机，命名为“天厨”号，老照片上白色的“天厨”二字十分醒目。这一壮举曾轰动一时，1933年2月26日，有人从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写信向他表达敬意：
此种精神确为全国之创闻。盖沪埠为吾华之大拇指，家产千百万者大不乏人，未闻有独助一机者。即求之全世界，吾亦未闻也。先生登高一呼，若有后起者，皆先生之功也。嗟国人四万七千万，如先生之爱国者有千余人，三岛倭京不难顷刻之间化为平地，以报复九•一八至今之仇。
因为这架飞机在试飞时出了小故障，虽经修理可以正常使用，德国方面又赔了一架教练机，他们也一并捐献。
“总要对得起自己的国家”
1933年11月张逸云去世，他的儿子张祖康从天厨挪用资金70万元，从事地产投机失败。吴蕴初与张家的矛盾凸现，1935年7月，由他主导，天厨味精厂由无限公司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额定资本二百五十万元，分为两万五千股，他占五千股，成为主要的大股东，张家两个儿子分别拥有四千多股、二千多股，这也是他真正掌握“天”字号企业系统的开始。他发表的改组启事中说，原来由他和公司担负经济责任的社会公益事业，如清寒教育基金、中华工业化学研究所等均照常办理。
抗战爆发时，他在国外，立即赶回上海，做出了将“天”字号系企业西迁的决定。西迁困难重重，他却对家人说：“做一个中国人，总要对得起自己的国家。”在经过无数的周折之后，他的天厨味精厂、天原电化厂、天盛陶器厂都已在重庆一一重建，天原还在宜宾办了分厂。他在重庆对记者说起西迁的艰难：
天原工厂决定内迁了，天盛陶器厂也跟着内迁了，天原厂的机器，运出了一部，厂房就被炸毁。天盛厂的机件，因为距离战区较远，得全部迁出，本来想在汉口刘家庙设厂，但因为首都不久便沦陷，虽然买妥了厂地，仍然又把全部机件改装木船，历尽了艰难困苦，到了目前建厂的地方。
他说，“我们不计成败利钝，不计成本高昂，能否立足，只想创造起川境的化学工业，救济当前的酸碱恐慌。”与当年创造“天”字号系统的企业一样，这一次他也是从味精工业到化工基本工业。
到后来，天原电化厂大量出货，每天生产的产品，烧碱4吨到8吨，盐酸2吨到4吨，漂白粉3吨到6吨，大后方的市场消化不了。当时真正赚钱的还是味精和附产品。“味精大王”许多时候依靠他的味精，1943年11月，在桂林举办的展览会上，重庆天厨味精厂生产的味精、糖精获得特等奖。
也是在这一年，由天厨味精厂赞助，中国化学工业会设立了“天厨奖金”，每年举办两次有奖征文，论文题目范围限于化学工业的学理研究和实际调查。
吴蕴初的名声传到了新疆，这年“新疆王”盛世才邀请他去新疆办化工厂。7月31日，他以天原电化厂的名义和新疆省政府签定了合办天山化学工业厂的合约。8月下旬他拟订了一份天山化工厂生产计划草案。他认为新疆蕴藏着丰富的食盐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加以利用，就可以制成有关国防民生的工业原料。这是他无比欣慰的一笔，不亚于当年他捐的“天厨号”飞机。
作为企业家，吴蕴初也有自己的烦恼。他不仅要为资金、市场而担忧，还要为工人问题而苦恼。为了工人、为了销路，他常常要抓一抓他那灰白的头发。有一次他对前来天原化工厂参观的徐盈说：“我们这里工人跳厂跳得凶，好容易请来的工人，一转眼就被别人用高价拉去了，是我对不起他们呢，还是他们对不起我呢?”他一再表示自己对工人的福利特别注意，“在厂子里，我们的饭食差不多是一个样子。”然而工人们并不因此满足，“我要给他们吃什么才能满足呢?”
在担任“中国全国工业协会”理事长时，他曾畅谈“工协”的使命，认为物价上涨主要的原因是物品生产的不足，而生产的不足是因生产的工厂与矿厂的不够，就是缺乏工业化。“促进工业化，是全国国民的责任，但责任最大的莫过于我们工业同人，特决意联合工业界的同志，来组织成一个全国性的工业团体，因是个别的努力，是不及集体的努力来得更有力量，更有成绩。”他们想借助这个团体的力量来促成“工业会法”的出台，以此造成工业界的广泛团结，以往各同业公会都附属于商会，以生产为主旨的工业与重在运销分配的商业不同;其次他们想加紧工业经济研究，加速工业法和相关法令的制定，推动国内工业的发展;第三，参与筹划“战后工业规划”，一旦抗日战争胜利，工业界能立即拿出复员方案;第四，在国际商约的修改上他们也要贡献自己的意见。此外，他们还关注产品的标准化，工业金融的发展，劳工福利的增进，事业保险，以及请求政府对于生产事业的维护，等等。
那是一个艰苦的岁月，但是这位胡须和头发都已灰白的企业家还在为国家的工业化积极谋划，他并不清楚前面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他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时代即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