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11日,东软成立二十周年庆典在沈阳拉开序幕。
此前两个月,东软集团管理层持股公司“慧旭科技”宣告清盘解散,这意味着占总股份数17.17%的2.11亿股东软集团股票,进入了以董事长刘积仁为代表的137位管理层个人账户。东软集团的产权改制至此划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算是东软二十周年之际,管理层获得的一份“厚礼”吧。
“3万元、3个人、3台286电脑”,这是耳熟能详的东软创业故事。二十年的创业历程,刘积仁将一个偏居东北一隅的校办企业,打造成了一个年收入50亿元、年净利润5亿元、总市值超过120亿元的大型软件企业。同时,刘积仁的贡献,也为以自己为代表的管理层,赢得了超过20亿元股票市值的财富。
可以说,东软二十年发展史,也是东软的产权改革史。跟联想与TCL一样,刘积仁以国企职业经理人的身份,最终获得了企业的部分产权。
通过对比我们发现,东软的产权改革路径,既不同于TCL的“超额盈利奖励换取股权”的模式,也不同于联想的“‘分红权——股权’两步走”模式,而且联想的产权改革至今依然停留在控股公司层面,而东软的产权改革则更进一步走到了“集团整体上市、管理层直接持股”的层面。
因而,刘积仁主导的东软集团产权改革,成为了继联想、TCL之后又一个新标杆与样本。
那么,东软是如何完成“产权蝶变”的?
创业初期的改制试水
在东软集团的官方介绍里,1991年6月,是自己的正式诞生日期,那年因日本生产汽车音响的阿尔派相中,东软正式步入了商业化的进程。
而刘积仁真正的创业时间,却可追溯到1988年。当时,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年仅32岁的计算机博士刘积仁,连同两位年轻教师赵宏、刘晓铭,获得3万元科研经费,在东北工学院(东北大学前身)计算机系的一个研究室(后升级为软件中心),操持着3台286电脑,开始捣鼓起了软件编程。几乎同一时间,日后创立用友的王文京,也在中关村干着软件个体户的活。
最初的几年可谓乏善可陈,仅有的业务就是给辽宁抚顺铝厂提供一些软件编程服务。直到1991年6月,日本阿尔派株式会社看中了刘积仁团队的软件开发能力,于是给其带来大量业务,进而双方又组建了合资企业。
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以后,一度中断的企业股份制改革试点重新启动,其标志性事件便是该年5月国家体改委发布《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刘积仁抓住了国家鼓励高技术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的机会。他对《经理人》说:“1992年我们就让员工成为股东,那个时候大家集资入股,一块钱一股。一开始员工持股比例是25%,后来经过融资摊薄到了10%。”
接下来的1993年,在刘积仁的主导下,由东北大学软件中心、阿尔派株式会社,并引入了建行沈阳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等共同发起,又将合资企业改制成了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这次改制,东软的内部职工获得了10%的股份(如图一)。
对于这次试水性的改制,刘积仁将其归结于自己“幸运”抓住了机会。“要让公司成为更有激情的公司,一个管理架构比较新颖的公司。当时的想法就是,每位员工都拥有的公司的股份,是公司的主人。”而且这种幸运一直延续到了三年后的A股上市。
自1993年起东软股份的收入与利润皆获得大幅增长,收入连续三年分别为1860万元、2871万元、4769万元,净利润分别为190万元、452万元、1038万元。这种业绩的高速增长使得东软股份于1996年6月在A股成功上市,成为第一家上市软件企业。
当然,在当时的A股上市政策条件下,如果没有提前几年的股份制改造,即使有业绩的高速增长也是无助于事的,因为企业改制股份公司之后,还要经过几年的券商辅导期并获得上市指标才可能实现。
1996年东软股份上市之时,内部职工一共拥有400万股股票,上市后持股比例稀释为7.27%(如图二)。当时总共只有199名员工的东软几乎是全员持股,刘积仁本人获得32800股,占比0.06%。
集团公司的诞生
早期东软的幸运,不仅体现在拔得“首家软件上市公司”的头筹,同时还体现在获得科技部认定的首家国家级软件园——东大软件园。同时也正是为了这个软件园的后续建设,催生了东软股份的控股母公司——东软集团的诞生。
1994年,刘积仁打算在东北大学的河对面——浑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买下一块地皮,用来建设自己的软件园,而且刘积仁出手便是大手笔的800亩。这对当时的东软来说,无异于是“蛇吞象”,因为根据预算,要把这个占地800亩的软件园建成,至少要花费5亿元以上,而当时东软的年收入还不到5000万,利润不过1000万。因而,刘积仁的想法在东北大学遭到很多人的质疑:哪来那么多资金去建这个软件园?况且,当时东软全体员工才200人,完全是一家“蝌蚪型”企业,弄800亩地是不是太奢侈了?
回顾起当初建软件园的行为,刘积仁日后说出了他当时的盘算:“我们是国内第一家软件园。当时的想法,首先是市场的角度,1996年在东北这样一个地区,当时我们只有200人,我们要创造影响力,创造不同。”
对于拿下这个软件园,刘积仁当时有几张牌可打呢?第一,当时东软股份正处于上市前夕,刘积仁需要通过软件园的项目规划来造势,而且刘也在设想上市募集的资金正好可以用于软件园的建设。第二,当时沈阳刚开始开发浑南高新开发区,开发区管委会表态土地价格可优惠并允许分期付款。第三,在东北大学和当地省市政府部门的支持下,东大软件园被科技部第一个授予了“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称号,这种政策的支持有助于获得银行的信贷支持。
然而,东软股份的上市所募集的资金不过1亿元而已,距离软件园的建设所需资金还差得太远,即使外加银行信贷支持缺口依然不小。“当时也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后续资金跟不上,当时的资金也可以完成半个软件园的建设”。
幸运的是,就在软件园的前期资金投入快要“见底”时,1998年宝钢的2.4亿元投资进来了,刘积仁形容是“时间刚刚好”。刘积仁回忆道:“因为宝钢跟东北大学有一个很好的渊源(两家都同属于当时的冶金部),在我们需要钱的时候,东北大学校长和我就找到宝钢。宝钢当时的董事长黎明、也是冶金部的副部长,对我们充满了信任,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没有任何东西抵押,整个过程就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
为了便于既能吸纳宝钢的投资又能避开证监会的审批程序,刘积仁决定不以上市公司为主体吸纳宝钢的投资款,而是另设母体。况且,刘积仁原本也有在上市公司的上层设立控股母公司的打算,“我们觉得应该有一个产业集团支持上市公司的发展,就在软件中心的基础上成立东软集团。”于是东北大学软件中心、宝钢集团、东软经济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共同组建了东软集团,三者分别占股49%、50%、1%。宝钢入股东软集团的交易,最令刘积仁满意的地方是,宝钢只出钱持股而并不参与具体的经营管理,刘积仁也就不用担心控制权旁落的问题。
1998年东软集团设立后,又陆续收购了东北大学软件中心、沈阳资产经营公司、建行沈阳信托三家所持有的东软股份的股权,从而成为东软股份的第一大股东(如图三)。这就形成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很多企业都是先有集团公司,再有集团公司的下属子公司上市。但是东软却是先诞生了上市公司,后诞生了控股的集团母公司。
东软工会的持股运作
随着软件园建设资金的陆续到位,一个现代化的软件园硬件设施陆续建成,欧式建筑、大片绿化、中国地图状的人工湖……刘积仁说:“软件园从盖的那一天就设了很低的容积率,我记得当时不少人说你这太浪费,我说有一天你没地方停车……”当年金山软件董事长求伯君到访,他参观过软件园后忍不住感叹,民营软件企业是不可能有这样大手笔的。
东大软件园的建成,很大程度上也促成了东软的高速发展。自1999年起,东软开始大规模扩张。一方面,东软从应用软件提供商转型为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并向电信、电力、社保、税收、证券、医疗等几个行业扩展,东软称之为“数字圈地”,与此相对应员工总数也增加到数千人;另一方面,刘积仁成为其他省市政府的座上宾,其软件园区项目开始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不仅如此,东软为了解决人力资源及IT人才储备问题,开始大规模向IT教育领域投资,先后在辽宁大连、沈阳、广东南海、四川成都建立了四所独立的软件信息学院,并纳入国家统一招生计划。
东软集团与东软股份的母子控股架构形成以后,其业务范围方面做了一定程度的划分。上市公司东软股份以软件及系统集成为主营业务,之后又进入了医疗系统业务;而控股公司东软集团则以各地软件园物业及四地软件学院投资为主,同时部分参股东软股份的下属子公司。
1997年开始,国有企业的改革方针有了新的变化。“抓大放小”、“战略性改组”成为国企改革的新战略,国有企业的布局开始收缩。收缩的方向有两个:其一是让国有企业逐步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其二是逐步将不具竞争力的中小型国企出让给民营资本经营。此方针确立以后,全国便开始了大规模的“国退民进”运动,各地政府掀起了出售国有企业的高潮,大量国企改制成了民营企业。
也正是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之下,东软集团与东软股份形成母子控股架构之后的第二年,1999年11月进行了第二轮产权改革。不过这一次不是在上市公司层面进行,而是在控股母公司东软集团层面进行。
1999年11月,东软集团工会从东北大学软件中心、宝钢集团、东软经济技术发展公司分别收购东软集团10%、10%、1%的股权,2000年4月,东软集团工会又另行向东软集团增资8000万元,从而获得东软集团32.28%的股权(如图四)。
以当时东软集团注册资本5.6亿元计算,东软集团工会获得32.28%股权(包括受让及后来的增资),大约需要1.8亿元,而当时东软工会并没有相应的财力。于是东软工会采取了“打白条”的方式,即,东软工会与宝钢及东大软件中心签订协议,股份先行过户,并约定3年的付款时间。东软工会拿到股权之后,又拿出其中一部分转手以3倍溢价卖给了东芝、英特尔、飞利浦等公司。东软工会拿到这笔售股资金之后方才跟宝钢、东北大学软件中心等方面结清欠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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