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最近有了个新身份——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理事会主席。

　　“这是个自己送上门的理事长。”金融博物馆创始人兼馆长王巍说。2011年7月，王巍想发起一个以金融人、企业家、文化人为主讲人的读书夜场沙龙。办第一场读书会时，找了一家可以容纳100人的酒店提供场地，但报名的竟有四五百人，酒店装不下。正在犯难，“老任一个电话打过来说：‘干脆搬到我那儿去吧!’”

　　王巍的读书会搬到了华远中心。任志强还主动担纲了这期读书会的主讲嘉宾，那天现场，他把眉头皱成标志性的“川”字，在台上分享了自己年少时被逼着读《牡丹亭》的经历。

　　川字眉不影响任志强的热情万丈。第一场完后，他又拉来了柳传志、马云做后几期读书会的主讲人，马云又找了郭广昌和史玉柱，“下线”们都一口答应要来书院“谈谈人生”。这让王巍意外：做读书会原本只想聚集小圈子，没想到变成了大圈子。

　　但又合理。“我们在商界经历了30年残酷的磨练，我们彼此间需要交流，也需要让年轻人来了解我们。”53岁的王巍是万盟投资管理公司总裁，同时还是全国工商联并购协会会长，每天接到无数论坛、沙龙邀请，却没有一个能像自己的金融博物馆和读书会那样激起他的热情。

　　自己主导自己的社交，是企业家圈子里正在悄然兴起的潮流，之前类似的活动多由媒体、俱乐部等第三方组织来策划操办。一年前，王巍在天津亲自操办成立了金融博物馆，提出博物馆要承载的四个文化主题：历史、权力、金钱、艺术。“这不是任何一个企业家俱乐部可以承受的主题。”

　　“以前大家聚会就是聊天打牌玩高尔夫，但现在我们这代人都到了岁数，谈生意太累，打高尔夫又没意思，想做一些更有影响力和社会效应的事情。”王巍说。

　　自组织

　　10月21日是阿拉善生态协会(SEE)第四届理事会换届选举的日子，近百名企业家聚集在阿拉善沙漠。这个位于内蒙古最西端的会场里没有主席台，企业家们坐在硬硬的竹椅上，距离不过一拳，旁边还挤满了NGO成员和记者。他们当天的任务是讨论审议协会章程修正案，选出新一届的会长、监事长等班子。从工作报告、财务报告到竞选演说，这些最具名望的企业家们像在一个透明的玻璃瓶里，接受现场观摩。

　　在一整天的竞选后，万通董事长冯仑高票胜出成为新一任会长。他深情感言:“什么叫爱? 就是无论我见过多少大、小尺寸，我只紧紧攥住你的那一个。”在场企业家立刻发微博称他为“我们的重口味新会长”。当天晚宴上，新会长冯仑就在自己中欧商学院的CEO班里发展了七八位新会员。

　　冯仑的班子还需做出的承诺是，每年拿出足够的时间参与协会的事务管理。“大家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学习做企业，现在要学习如何参与公共事务。”会议主持人张树新总结。

　　“自组织”的力量正在被企业家们放大在社交里。在西湖边和淘宝年会上做了两年的太极表演之后，2011年，马云顺着自己的爱好成立了太极禅文化公司，还把李连杰拉来做CEO。他把老友郭广昌也拉进了太极圈。郭广昌的瘾比他还大，很快由复星集团出面收购了易太极养生馆—这号称是复星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个没有经过商业论证、不考虑投入产出的项目。有段时间，郭广昌逢人就说太极，甚至带着妻子和拳师登门到朋友家中拉客户。

　　两人的好友、巨人网络董事长史玉柱在自己的微博上嘀咕：“我本来已倾向学马云派的太极。昨天郭广昌夫妇登门游说，我又倾向学郭派太极了。我咋这么容易变节呢?”

　　不再简单听从于传统的商业活动安排，而是“玩法、玩伴我做主”，是企业家们更大的社交乐趣所在。2008年，史玉柱、马云、郭广昌等19位企业家出资成为私人旅行定制机构太美主题旅行国际俱乐部的创始股东后，三年下来，太美北京办公室的墙上挂满了他们的结伴游照片——这是你不可能在媒体上看到的企业家形象——在南极圈内空军基地里，马云在郭广昌怀里作“小鸟依人”状;在迪拜，史玉柱穿戴着阿拉伯的大袍和头巾，跟红太阳董事长冯玉良和复星国际CEO梁信军站在一起;在不丹皇宫门口，冯仑、马云、郭广昌等人并排咧着嘴大笑合影，底下蹲着的是他们各自的妻子。

　　“从高端主题旅行发展到私人定制旅行，是因为太美发现了企业家新的社交需求——除了旅行，还需要把旅行作为载体的社交需求。”太美的一位高管说，在这个自己的旅行机构里，股东和最顶级的会员对活动有最大的话语权。他们不但可以自己决定去哪、何时出行，还可以自己选择玩伴。“太美每年组织活动200多次，其中高达80%的旅游活动都是来自客户自己。”

　　冯仑曾发起过“南极腹地之旅”，他给太美提出的要求是，整团只收20人，每人团费20万元。后来报名人数超过限定人数，太美不得不挑选了“最合发起者心意的阵容”。

　　像秘书一样的太美则负责执行。“我们会提前翻译好所有的英文菜单，一进酒店，茶水是烧好的，空调的温度永远是25度，打开电视第一眼看到的总是中文台。还有，你要知道，有些酒店的拖鞋是不够软的，我们会为企业家们提供最柔软的拖鞋。”太美总裁郭明说。

　　“简单说来，这些小团体里不可能把做投资的老大老二放在一起，但是会把做投资和做实业的放在一起，希望通过搭配组合使行程更有收获。”郭明说。

　　冯仑还深度参与了自己另外参股的一家小型旅游定制公司的构建，并亲自为它命名“帕拉”。在这家公司，他同样作为发起者和领队，召集了史玉柱、郁亮等十几位企业家在内蒙古和海南的自行车骑行。

　　“冯仑是个有情怀的人，从他个人创业史就能看出来。他现在企业家的光环是被放大的，他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但其实他更愿意别人称他为诗人。”帕拉公司CEO孙博说。在冯仑的影响下，帕拉强调的是企业家精神及心态修炼，更注重企业家们与自己心灵、与家庭的沟通。

　　在帕拉组织的一次日本禅修中，一位珠宝商的太太在小酒馆里落下泪来，说这是她经历过最好的旅行。“我常年在家，先生在外面打拼，两人差别越来越大。有时候他回家聊信仰和宗教，我根本听不懂，这些活动让我走进了先生的世界，开始了解他在想什么。”

　　圈子利益

　　从传统的活动、会展机构当中夺回自己的社交话语权，玩得更好并非唯一的目的。

　　“企业界的社交生活意味着四点。首先意味着生意，第二是意味着资源，第三是意味着学习，第四意味着生活。”常年研究CEO品牌管理的品牌构架师杨曦伦表示，现在出现了很多为企业家服务的高端旅行俱乐部实际是把企业家带入新的生意圈。这样的生意圈可能会改变企业界的公关模式，主题旅行即是商界交流的一种新名片。换句话说，在哪个圈子里社交，能标注你是哪一类人，也能决定你将遇到谁，还能影响你能做到什么。

　　这正是全中国的创业者们涌向大城市的商学院EMBA班、为自己找一个发达的校友会网络的原因。仅中欧商学院一家，在上海地区就拥有各类校友组织23家，从摄影俱乐部、航海俱乐部到电子商务协会、私募基金协会无所不包。

　　在太美看来，近5年里，中国企业家的圈层化特别明显。“那些老一代企业家，比如刘永好、柳传志，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都到了一个30年的周期，他们需要通过重新思考来找到未来的方向。而中青派的企业家如郭广昌等，处在上升期，他们的生活理念要比上一代健康，但他们需要通过自我修炼来提高抵御风寒的能力，这两个人群需要互动。”“而现在几乎所有俱乐部所网聚的对象，就是这两类企业家。”

　　辞去《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一职后，刘东华开始创办自己的高端商业社交网站“正和岛”。他要做的是闭合平台：整个正和岛是一个只针对一定量级商业精英的社交网站，在网站内，再根据不同层次分出不同交往圈。

　　成长型企业家对导师型企业家的交往需求，是正和岛看准的商业空间。“企业家到达一定成就后，他的需求是很虚的。”刘东华说，“他一个关心能不能跟他同一个层次的人发生交流，另一个介意的是如何在别人心里、在历史中被记住。”在刘的规划里，正和岛将参考稻盛和夫的盛和塾模式，开设“正和塾”，让柳传志、鲁冠球、张瑞敏等老一代企业家收徒授课，传授从商经验。

　　向社交要利益的更直接样本，来自各地的商会。“2000年加入WTO以后，中国的商人们经历了财经节目热、论坛热、财经书籍热、MBA热，现在进入了一个全国的商会热，这是市场化过程的深化。背后都是各地方政府的力量在支持。”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对《中国企业家》说。

　　陈东升是2009年6月设立的北京湖北企业商会的第一任会长。和其他一些只做形象人物的商会会长不同，陈东升可以说是北京最活跃的商会会长之一。在每届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他都忙着发展优秀的湖北企业家加入商会;他还多次带着商会会员参观泰康博物馆，给他们讲述自己的创业史。而就在前不久，陈东升牵头组织了北京在京省级商会会长联谊会，以推动各个商会会长之间的交流。

　　1992年就出道的陈东升在中国企业家圈子里已算社交老手，他参与筹办了十年之久的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也时常碰出观点火花。“那是思想交流的平台。”陈东升说。但对自己在商会的任职，陈东升仍有新鲜感和积极性，“商会、商帮背后虽有政府这只手，但还是市场行为，它以老乡这种几千年文化为传承，这跟移民国家美国的多元、包容不同。乡土情结是中国文化的巨大特色，这在实际社交里是有用的，老乡互相帮忙。”

　　陈东升发展来了湖北籍投资人雷军，雷军则拉来同乡兼同行、人人网CEO陈一舟。按照章程，每一届会长需要发展12名会员，而像雷军这样的明星会员一年也要发展8名会员。“做商会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乡情约束也可以增强信任感。”北京湖北商会秘书长何勇记得，雷军一入会就拍了胸脯：如果商会里有创业公司遇到麻烦，他会考虑帮忙。

　　何勇说，会长陈东升和副会长们正在探讨成立一家基金会、组织精英企业家们一起投资的可能性。这项计划已有15人参加，可动用的资金达数亿元，最初的两个投资项目可能是湖北商会成员创办的连锁餐饮企业、物流企业。基金会还在探讨“跟投”雷军和可能性。

　　“两年经营下来，北京现在24家商会里，我们是第19家，比较新和小，2009年成立时只有120名会员，现在有600名了。”何勇说，“现在会员资产4000多亿，营收1500亿。”这个力量集合起来，在游说、争取产业优势上有很强影响力。

　　信中利投资公司创始人汪潮涌是北京湖北商会的副会长。2009年东星航空陷入破产危机时，他飞回武汉和市政府谈判，希望介入重组东星。这项投资当时一度推进到实质阶段。何勇说，当时想投资东星的人很多，汪潮涌最大的优势就是他有湖北商会副会长的身份，赢得了武汉市政府的信任。

　　“商会有时相当于驻京办事处。但这又不同于官商勾结的利益输送，这是用组织跟政府打交道，政府也在促进商业发展。”陈东升说。

　　在北京设立的第一家异地商会北京浙江企业商会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秘书长方杰介绍说，商会今年正在河北筹备2万亩规模的浙商新城项目，在这块商圈里将容纳上千家浙江商会的会员企业，彼此间形成产业链，扩大整体规模。“会员出面和政府洽谈买地，商会则负责推动和促进项目。”方杰说。在这个项目中，浙江商会的角色有点像前述的太美。

　　社交网络研究者唐兴通认为，大众社交会逐渐走向细分、小众和排他，形成一个个小的生态系统。在商业社交圈内，无论是细分玩乐组织、精神交流平台还是商会，都是其中一种。而当超过一定人数和规模后，商业社交圈也会重新切割，有的被淘汰，有的会有社会和商业影响力，形成新的社交生态。

　　“未来像耶鲁的兄弟会这样有传承性的圈子会越来越多。不管未来怎么样，有一个东西会确定：他们会主导自己的社交。”唐兴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