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ing最重要
索尼诞生于1946年，它创办时规模很小。索尼的公司史是一部电子产品的微缩版历史，与广播、音频、电视和计算机的相继兴起有直接联系。1995年，当我成为索尼首席执行官时，我发现IT产业将代替电子产业，希望让索尼从一个电子产品公司转型成为一家IT公司。但是，1995年没有人谈论信息产业，甚至没有人认识到IT业是一个产业。这段时期，索尼实现了一个巨大的跨越：首先，电子技术领域发生了一场革命;其次，索尼进军了电影等其他领域。
1995年至2005年，我在任CEO 的10年，索尼的变革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其中，最重要的变革在于我们找到了一条全球化道路。从1990年开始，索尼收购了美国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和哥伦比亚图文公司，由此成为日本最大的电子产品公司。你可能看过索尼出品的电影，由索尼制作的电影成为一项全新的公司业务。国际合作带来了新业务，也要承担很多风险。这是索尼全球化过程的重要一步，也是索尼成为世界大品牌的原因之一。
中国公司有许多走向全球化的机会，我认为其全球化道路也许比日本企业更艰难，因为有众多公司在本土市场上激烈竞争，在走向全球市场之前，中国公司必须要在本土市场的竞争中胜出才行。资源总是有限的，如果把许多资源用于海外发展，自然无力顾及国内市场。对于中国企业来说，何时开始全球化布局要根据自身的发展状况。
同时，索尼还完善了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比如，透明度就很重要。目前中国大部分企业都由创始人主导，像马云是阿里巴巴创始人，李彦宏是百度创始人。索尼的创始人是盛田昭夫和井深大。“公司治理”和“创始人治理”完全不同。创始人对公司的态度是“我的公司、我的钱”，但创始人不可能永远是拥有者。上市之后，意味着创始人不再完全拥有公司，其他股东也是拥有者。未来5年，这种变化也会发生在中国。对中国公司来说，“公司治理”可能是最重要的。
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处于萧条期，外部环境决定索尼需要变革。经过长达40年的城市进程，日本高速成长的经济遭遇“成熟期”的瓶颈。当时的索尼已经为变革做好了准备。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城市化进程之中，人口从乡村迁徙到城市，就会增加GDP。中国经济的体量很大，比日本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但中国将来会像日本一样，从成长期进入成熟期。索尼当时所做的变革，就像今天的中国应该为20年之后的“老龄化社会”做准备一样。但是，我让索尼做出改变的时间太早了，那时还是电视的时代。
而苹果抓住了机会，在Timing(时机)上略胜一筹，iPod在电脑与互联网之间建立了关系。苹果的创新是改进型创新，而不是原创性的，抓住了如何满足消费者的经验。我不认为索尼在竞争中失败了，但需要在创新和其他方面找到平衡点。也许索尼10年之后会重返巅峰，这谁也不能预测，但这就是竞争的有趣之处。
过去PC业是中心，现在则是社交媒体成功的时代。社交网络Facebook 、Twitter、YouTube、中国的微博，大量公司只是创造一种新的体验。如果你上Facebook，你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人取得联系，这是沟通方式颠覆性的改变。我相信，未来10年硬件将会再次重要起来。
作为索尼的CEO，我有过很多艰难时刻，如今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就像你上高中时，就很少提及小学时期的困难一样。索尼在我离开之后，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席执行官有很多类型，我是一个喜欢改变的执行官。CEO的角色就是要为公司选择应该去做的事，你必须做出选择，你想做什么和你能做什么，两者之间截然不同。
当然，CEO也是一个特权体制，特权越多越痛苦。后来，我被评为2003年度“最差经理人”，我不认为作为一个管理者，犯了错还可以留下来。索尼在那期间转型的结果，可以去看每年公开的数据。我不在乎被外界怎样评论，我只知道如果当时不转型,公司就会落伍。
74岁的新人生
离开索尼之后，我自己创立了管理咨询公司Quantum Leaps Corp.。“Quantum Leap”的意思是，你必须测算你为目标跳跃的每一步。彩虹有7种颜色，在每种色彩之间就有这种跳跃。“活力需要跳跃”，这就是我的全球哲学。我认为这种“跳跃”需要承担风险并且要有恰当的时机，没有恰当时机下的“跳跃”将是灾难。
现在是2011年，到了2015年，中国将是中等收入国家，许多行业都将会有巨大的变革。未来，你可能不再需要纸张，就能直接获取内容，这就是一个彻底变化。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重新对日本产生兴趣，同时日本企业也在中国找到了新的机会。
这次来中国我有好几个目标。我去了一趟哈尔滨，我在寻找一个这样的地方，你很难分辨那里的人过的是城市生活还是乡村生活。现在日本就是这样，你可以脱离城市生活，过上乡村的农业生活。我们要促进乡村化，要不同类型的城市。北京和上海是一些超大型城市，但其实可以做些改进，建设一些没有工业的优良社区，一些大小适中、更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也许哈尔滨就是这个未来的城市。
我计划在日本成立一家设计公司，设计更加舒适的建筑，工程师将建筑哲学融入到建筑中。同时，Quantum Leaps Corp.将帮助更多的日本企业制定全球战略，并为一些中国企业提供培训。这就是我的设计和创新之梦——一家在亚洲具有开放性和创新性的公司。中国与世界一样，拥有很多天才的工业设计师和工程师。如果用日本独特的经验加上中国人的天赋，很多设计中日可以取长补短。
日本的一位前首相也在和我一起工作，他正在设计公司的战略目标。这家公司不能与索尼、谷歌相比，我却乐在其中。我在中国可以找到很多机会，将中国智慧与日本经验相结合。中国的活力可以给亚洲带来创新，这就是我每年都会在日本组织筹办“亚洲创新论坛”的原因，9月20日东京举行了AIF(Asia Innovation Forum)。筹办论坛是一个基础性的想法。从两年前开始，中国也兴起了很多创意性产业。一家企业如果没有创新，将不会获得尊重。
做索尼的CEO是一种很大的挑战，现在作为Quantum Leaps Corp.的创始人，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经历。两种生活我都喜欢。我曾经写过一本书叫《迷失与决断：我执掌索尼的十年》，写的是我在索尼的工作经历，现在的我是为自己工作。两份工作的性质完全不一样，我很享受现在的新人生。很多人认为，退休是生命的终点，对我来说，退休只是离开索尼，离开一个大机构，但永远不能从自己的生命中退休。
日本已经进入老龄社会。我今年74岁，过去年轻时，我会觉得74岁是一个步入死亡的年纪。但现在80-90岁以上的人，仍然影响着日本社会，非常活跃。我很想解决“80-90岁老年人如何享受充满活力生活”的问题。照料和医疗对老年人非常重要。在日本，80%的老人需要照顾，只有20%的人不需要医疗。我想成为这20%中的一员，但我更想增加这部分人的数量——从20%到30%。这对日本政府来说是个经济问题。老龄化社会，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也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