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利协鑫与保利集团渊源深厚，现在的大股东是朱共山，第二大股东是中投公司（持股近20%）；这种股权结构，本身就使保利协鑫带有某种特殊的色彩。
朱共山是什么样的人，又是如何掌控这家公司的呢？
央企伙伴
在涉足光伏产业10年前，朱共山对外界讲得最多的是，为什么他的火力发电厂不冒黑烟。
朱共山是电力科班出身，出生在苏北阜宁县东沟镇农村，在家排行老三，他的发家史在家乡近乎被神化。
朱共山从1978年就开始在阜宁打拼，还做过售货员等工作。上世纪90年代初，他开始创业。先是在海外注册成立协鑫集团（壳公司），以外商身份在内地找项目。其第一个项目，是在太仓建了一个热电厂，即1996年成立的太仓新海康协鑫热电有限公司。
这一公司由朱共山与香港新海康航业投资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成立，而后者的大股东，是保利集团的全资子公司“香港嵘高贸易有限公司”，持股65%。也就是说，朱共山初次“出山”，就和央企保利集团站在一起唱大戏，这也是保利协鑫公司名称的由来。
彼时，第一个热电厂项目曾因资金问题被迫停工，幸运的是，朱在后来得到了一位“贵人”的帮助，算是逃过一劫。
朱共山性格豪爽，他在短时间内打通了江浙人脉，开始在这两省的二三线城市及经济开发区建立工业配套电厂，主攻垃圾发电、生物质能等环保再生能源电厂。十年间建造了二十多家电厂，被坊间称为“民营电王”；他将电厂资产打包，在2007年把保利协鑫带到了香港主板上市。
“长单”之赌
2006年，朱共山决定进入光伏产业门槛最高的上游——多晶硅原料行业。他狠砸70亿元创立了江苏中能硅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简称江苏中能）。那个时候，国内光伏企业密集在海外上市，朱共山之所以区别于无锡尚德、天威英利进入上游，是出于市场竞争的考虑，更是因为他是个“大胃王”。
朱共山敢赌。江苏中能投产之后，恰好碰到多晶硅价格一路高涨的行情。但就在多晶硅异常紧俏的疯狂时刻，他决定利用多晶硅供不应求的机会与下游客户签订长期战略供应合同。
随后，江苏中能并没有乘机大赚500美元/公斤的现货利润，而是选择与客户签订利润相对要少得多的8年长期合同，合同价比现货价要低40%-50%，按照账目算下来，朱共山放跑了上百亿元的利润。
朱共山一直认为签“长单”是他在光伏产业打的漂亮仗，这一招为江苏中能在金融危机逆市扩产打下铺垫。当时多晶硅价格已经跌到了100美元以下，但有了这些“长单”，江苏中能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比其他企业的日子好过许多。
按照朱最初的设想，江苏中能将在美国或香港独立上市，但受金融危机影响，使江苏中能登陆日期一推再推，并最后导致上市未果。保利协鑫最终在2009年以逾260亿港元（折合人民币230亿元），收购江苏中能的全部股权，摇身变为新能源龙头股。
朱共山玩转新能源的效率之高与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2006年底才进入光伏产业，两年多就在全球多晶硅原料行业排行老三，2011年则成为全球最大；2010年，他又涉足硅片领域，只花了不足一年，就成为行业第一，不仅供应量占了全球约三成，成本更是业界最低。
难以复制
2011年1月，多晶硅行情还算不错，但到了3月底开始，太阳能电池相关报价一路走跌，由于欧债危机爆发，欧洲许多国家取消对替代能源的补贴，多晶硅价格又一次暴跌，甚至降到了前所未见的40美元以下。
为了安抚下游厂商，朱共山几次带队与客户谈判，采取的方式是降价、延长合同的方式，实现合同总价值不变的前提下减少硅料现货价格下降带来的损失。朱共山笼络了下游企业的心。
但他们有时并不买账，保利协鑫执行总裁舒桦曾在台湾受到尖锐的责问：“太阳能产业崩盘，你觉得保利协鑫是始作俑者吗？”
提问者是台湾大同集团董事长林蔚山，起因就是保利协鑫激进的低价策略。当时舒桦正在台湾国际太阳光电展夸保利协鑫的“大方”：“协鑫的做法是不需要客户开口的。我们主动会跟他们磋商相关问题，而不是说等他开口。”
与朱共山面相稍胖、行事沉稳的风格不同，舒桦清瘦精干。他依旧在台上微笑着说，协鑫的多晶硅生产成本2011年年底将降到20美元/公斤。他将皮球踢了回来：“你们该问的是，为什么其它公司做不到？”
从一出生就有央企保利集团参股，保利协鑫显然难以被复制，而更为吸引眼球的，则是2009年11月，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中投公司砸下55亿港元入股保利协鑫，取得20％股权，成为保利协鑫第二大股东。
中投的加盟不仅改善了保利协鑫的财务状况、减少了负债，更给朱共山带来了开拓太阳能电站的机会。2010年，保利协鑫得以进军美国两项光伏项目，这两个项目将全部由保利协鑫提供硅片生产的组件。
不仅如此，2010年上半年，保利协鑫获中国银行人民币100亿元的授信，在充沛的资金撑腰下，保利协鑫得以快速扩充产能。
保利协鑫一位内部员工和南方周末记者聊起保利协鑫的扩张模式，“老板敢押宝”和“有背景”是他引以为傲的两点：“北京有什么事都是保利出面。”朱共山进入东南亚市场也是由保利牵头。而在美国市场，则有中投公司“罩着”，保利协鑫在美国华盛顿州设立了全球化硅材料研发中心，这一机构主要是对海外技术进行吸收、转化从而实现自身的技术突破。“我们还在美国建太阳能电站，这都是学技术。”上述员工说，“当然，没有保利和中投，这些事是做不成的。”
朱共山认为，一家企业成功最重要的因素是机遇和规模。他乐此不疲与央企合作，称自己“流着央企的血液”，他喜欢“国字头”，手下不少高管都来自央企或大型国企，其近年来的合作伙伴有中电投、中广核、招商局等。员工们说朱共山“到哪里都有办公室”。
喧闹背后
在三四年前，朱共山还被媒体称为“神秘人物”，随着保利协鑫规模日盛，外界对这位背景复杂的“大佬”都深怀好奇。《华尔街日报》曾发表《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引起西方侧目》一文，直指中国以国家资本扶植朱共山，避开繁琐的审批流程，在15个月内即可开工生产，短短几年内就打造出世界最大的光伏企业之一。
但不管外界如何揣测，保利协鑫的扩张依旧在继续，2011年9月16日，朱共山牵手郭台铭，保利协鑫与富士康合作，分别在两人的老家——江苏盐城、山西大同共同建设多晶硅、电池、组件和下游光伏电站的垂直一体化的产业链。朱共山对这一项目颇为重视，已派出四五十人规模的队伍，但没多久又传出郭台铭不注资的消息。
南方周末记者春节前到位于山西大同市党留庄乡兼埔村的光伏电站施工现场，工程概况上清楚地写着：大同协和光伏发电工程总规模500兆瓦，本期建设规模20兆瓦，占地面积600亩。工程于2011年9月16日开工，计划于2011年12月26日竣工并全部并网发电。
但在这片杂草丛生的土地上只是矗立着一幢两层简易房，除了兼埔村一位看管工地的老人之外再无一人。地上稀疏地打了几十个水泥桩，奠基的碑石还在，坑里散落着鞭炮碎屑，显示着这个工地曾经热闹过。
舒桦对工程未能如期完成的解释是：“前期审批比较麻烦，奠基后不久又赶上冻土期。”对于郭台铭是否注资，他反问道：“至少郭台铭没说过不干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