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的时间，不经意间，冯仑成了一个标本。他极富生命力，兼具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特质。他通晓官场的游戏规则，也了解政治和政策的不可逾越的底限，他知道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以及哪些可以做了不说，哪些可以说了不做，哪些既不能说也不能做
 

 

2011岁末，猫扑出现了这样一个帖子：“万通地产的冯仑出新书了，周三在对外经贸大学图书馆有活动，与崔永元和大学生们一起谈理想，说潘石屹是他带出来的，我已经报名了，有没有人一起去?”

这个帖子有463个点击和94条回复，一部分跟帖的人知道冯是一个牛人，另外一部分人觉得崔永元主持的活动应当很精彩，还有一部分人则觉得地产行业很吸引人。

2011年11月23日晚6点半，对外经贸大学图书馆。陆续入场的学生，和掺杂其间的成熟脸庞，让整个大厅瞬间就满了。中国企业界大腕级人物，如柳传志、王功权、潘石屹、吴鹰……陆续出现在现场播放的视频里。

嘈杂的现场因为崔永元的出现逐渐安静了下来，幽默的开场白后，他快速进入了主题：“我的好朋友冯仑先生把样书送给我的时候，我很奇怪，为什么叫这样一个名字(《理想丰满》)，一个明明是白天想的事，而另一个则是晚上想的事。我想问他，出这本书除了挣钱外还为了什么?”

马上，冯仑出来了，他穿着一件皮夹克式西装外套，浅色的衬衫，光头。他回答了崔的问题：“作为买卖人，眼睛除了看到钱，还看到了钱以外的事儿，这件事除了不想赚钱，其他都想。”

冯仑有多重身份，被称为“大哥”的商业领袖、商界思想家、黄段子传播者，以及“畅销书作家”等。万科的王石评价他：“冯仑这个人，聪明绝顶，侠义肝肠。嬉笑怒骂皆文章，百计千心成万通。”王功权认为，身边再无第二人能像冯仑，与之聊天那样快乐而有趣。

几十年的时间，不经意间，冯仑成了一个标本，他极富生命力，兼具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特质，理想主义让他活了下来，活得还算丰满，实用主义导致成长过程中的野蛮。这皆因任何个体的生命，在一个荒诞不经、繁花似锦的时代大幕下，都显得微小和脆弱。

他说如果要写回忆录，第一句话会是：“这个人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神。他是一个哺乳类动物，是个被人搅乱成似是而非的哺乳类动物。”

小时候想的都是大事情

1959年，冯仑生于陕西西安。他的父亲是企业工会负责人，在他的印象中，出身于破落地主家庭的父亲，在新的社会制度下，一辈子谨小慎微，软弱，守规矩。冯仑很小的时候就从父亲那里学会了阅读、写作和画画。

身为工会负责人的父亲有一点优势，使得冯仑在“文革”期间，阅读了大量内部出版的“灰皮书”，如《张国焘回忆录》、《尼赫鲁传》、《出类拔萃之辈》等。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大院里贴出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长达十年的“文革”由此全面启动。

冯仑跟那个年代所有的少年都差不多，内心充满革命的激情。他接触到的环境、家庭、老师，都形成了一种正向的鼓励，要改造这个社会的不公正。十四五岁的冯仑，心里想的全是大事情。

回看当年，已知天命的冯仑说，这绝对是一个悲剧，试想在一个法制健全、经济繁荣的社会，年轻人想大事，只能说明这个社会太糟糕了。“那个时候这样做没风险，你不这样做反而有风险，因此父母越谨小慎微，他越鼓励你这样做。”

1978年，冯仑考上西北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又考上中央党校硕士。他的导师马鸿模，是个传奇人物，被冯称为“一个有文化的土匪”，曾就读于武汉大学历史系，抗战时放弃留洋机会，投笔从戎，转头组织武工队。1949年后，已经成为解放军高级军官的马因为有文化而被分配到了中央党校。

第一次见导师，冯仑看见的是一个一袭黑衣、留着光头、叼着粗雪茄的老头儿。那年冯仑只有22岁，是中央党校历史上最年轻的学员。老头儿特意要看看“最小的那个。”马鸿模后来成为冯仑的“干爹”，和冯仑是忘年交的好友。

在中央党校读书期间，冯仑贪婪、不加节制地阅读。阅读使得他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开始颠覆自己以往的认识。

他后来在《野蛮生长》中回忆说：“中央党校有两个阅览室，一个是党刊室，就是内部资料(内参)阅览室。当时是按级别看内参，很多资料在其他地方根本看不到，资料反映的都是社会阴暗面和问题。我突然感觉，原来除了我们从《人民日报》看到的那些正面的东西外，还有这么多真实的情况!我开始怀疑，渐渐形成了习惯，在内刊室里找史料，不停看各种各样的内参，这些资料使我知道世界原来是由两面互补的，一面是宣传，另一面是内参。”

他曾对一位访问者说：“我们以前受了很多正统教育，实际上是一种比较封闭的教育方式。毛主席去世时，很多人哭得很厉害，伤心欲绝;后来我在中央党校的港台阅览室看到一本画册，有一张蒋介石死时的图片，台湾民众也哭得很厉害。蒋介石不是被咱们宣传成坏人吗，坏人怎么可能有那么多人哭呢。于是，我便发觉所谓的是非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是非。”

毕业后，冯仑留校做了一段时间老师，后来去了中宣部和体改委，最后到海南成立了海南省体改所(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前身)，手下有120个编制，40个是体制内的财政编制。但当时这个机构没有财政拨款，也无启动经费，他只得到了一批彩电的批文。

在体改所待不下去了，他回到北京，遍托关系找工作，但一切正式的国家机关都对他关上大门。他找到了当时的中国社会调查所，干了3个月才得72元的报酬。就这样，冯仑的仕途之路被腰斩，他再也无法退回到体制之内，开始沦落江湖，落草为民。

南德岁月

1989年，冯仑在海南偶遇了一个叫汪兆京的人，南德公司在海南的代表，曾经帮助牟其中做成了惊世骇俗的飞机生意。冯仑说：“那年9月，汪兆京说你现在没事儿做，也没工资，可以去牟其中那儿折腾。我就这样去了南德。”

牟其中是第一代企业家的代表，尤其在贸易方面。他最大的手笔就是倒卖前苏联飞机成功。牟具备了那个时代成功者的基本特征：毅力、勇气和韧性。无论寒暑，老牟都会到玉渊潭去游泳。他有着非凡的想象力。在喜马拉雅山炸一缺口，让印度洋暖湿气流进入中国，把落后的西部变成第二江南--这个想法经冯小刚电影《不见不散》演绎后，为公众所熟知。

进入南德一年多后，冯成了牟其中的第一副手，他在海南创业的故友王功权也投奔过来，王又把刘军、王启富拉进来。日后的万通六君子中，有4个人到了南德。人托人介绍，最后南德三分之二的部门经理都是冯系人物介绍过去的。

牟其中先委任冯为“政务秘书”，后来又让他去《南德视界》当主编，再后来冯仑变成了“总办主任兼西北办主任”，月薪200元，办公座位就在牟其中办公桌的对面，大事小事一把抓。

冯仑的工作甚至要给故去的牟其中母亲穿寿衣。媒体曾报道说，当时太平间的一位工作人员是个老头，他对正在忙着给牟母穿衣的冯仑说：学会了这个，你就多了一种谋生的手段……

两人和谐相处的日子并不长，冯仑认为南德应该转型时，牟其中依然沿袭原来思路，并继续放大。他习惯倒资金，甚至还要去美国倒腾。在耳闻目睹了牟管理公司的江湖路数之后，冯仑绝望了。

冯仑和志同道合者曾计划私下做点生意，先有经济基础再辞职。他们在门头沟物色了一个店面准备开餐馆，又准备办个帮人出书的皮包公司，叫“万通代理事务所”，后来都没搞成。

牟其中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他热衷政治，不习惯授权管理，鼓吹与人斗其乐无穷。他的思想导致了公司发展不稳定和内部缺乏信任。当南德公司规模很大时，他依然只相信自己，而且不去组建职业经理人团队。

他对冯仑也不信任，因为很多经理都是冯仑介绍的，他觉得这是“冯系”，他从老家四川调人来公司，想搞平衡和监视。冯仑整天看着那些监视者的脸色，感觉很不痛快，此时他看到了自己在公司的天花板。

他们想到过兵谏，让牟其中只做董事长，但冯深知他的性格，最后只能作罢。在冯仑的印象中，牟其中这个人凶狠霸蛮，在香山吃饭时为争凳子一拳把别人的嘴打得缝了5针。冯仑他们一想到牟其中的土匪劲头儿，顿时胆怯了。

最后只有一条路--出走。冯仑偷偷摸摸地离开了南德，事实证明，冯、王等人的判断是正确的。他们走后，南德公司有人试图“兵谏”，结果半夜从被窝被人揪起，还被关进了地下室。

冯仑的出走使他和牟其中结下了“梁子”，而且南德的人老往冯仑的公司跑，“梁子”越结越深，先是牟其中见面不搭理冯仑，接着是冯仑发狠放话说“活着就不要见了”。

牟其中的南德泡沫最终还是破灭了，坐牢时，他曾给冯仑他们打过电话、写过信。冯仑和王功权商量后，给了一个回复：“在官司阶段，不介入。如果服刑，生活上的事情可以管。”后来，冯仑和王石曾一起去武汉探望了牟其中。他说尽管这违背当年“活着不见面”的狠话，但随着岁月流逝，看法变了。

野蛮生长

1991年6月，冯仑、王功权、刘军、易小迪、王启富等人在海南成立了海南农业高技术投资联合开发总公司(万通前身)，后来又加入了潘石屹。他们以兄弟相称，等到分拆家产，各自成为“老大”之后，人们称呼这个群体叫“万通六兄弟”。

新公司账面上只有3万块钱，冯仑却敢和一家信托投资公司老总谈海南房地产的机会。这是一个8栋别墅的项目。冯仑告诉对方：“我出1300万，你出500万。我们一起做，你干不干?”

对方先要求考察他们的项目，冯仑很紧张：“我们平时没有正经衣服，于是翻翻每个人口袋里还有多少钱，现买衬衫和领带。当时金利来领带比较高级，我们忍痛割肉买了领带送给投资人。”

验完了成色，对方点头同意，冯仑立即骑着自行车跑出去写文件，在最短时间内将手续做完后，王功权负责将500万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回来，万通靠着这500万，立即从银行贷了1300万。

这是一个典型的空手套白狼故事，也是公司的第一笔运作资金。潘石屹，SOHO中国董事长，讲述自己的起家史，说8栋卖出高价的别墅就是拿这个钱买的。那时候，万通的账上有300万，冯仑的感觉就像“大姑娘初婚，幸福又糊涂”。

自1988年海南建省以来，中央政府给予了新特区超乎想象的优惠政策，资金和淘金客一起疯狂地奔向海南。“十万大军下海南”，就是对当时景象的鲜活描述。

尽管有着热火朝天的商业氛围，但此时海南经济没有健全的法制，更不要说正常的商业信条，这里有点像淘金时代的美国西部。

冯仑对《纽约客》杂志讲过一个细节，“你会被骗到一个夜总会，被推到一间黑屋子里靠墙站着，一把枪抵住肚子，然后强迫签下一个合同。这种事情曾经发生在我们公司的人身上。”

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万通在海南卖出了一块地，赚了五千多万。后来出事了，对方不认账，想退钱。当时大领导批示封万通的账，王功权妥协了，签了一个城下之盟，万通又买回了这块地，前前后后搭进去了差不多一个亿。上述细节就是王功权所遭遇的。

在冯仑的记忆中，荒唐事可不止这一件。他告诉《纽约客》：“当时发生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事情，有时候有人会就这么消失了，被杀了。政府签章全是假的。但那时非常快乐，你突然到了一个完全自由的地方，无法无天，毫无限制，不用在意那些老掉牙的传统观念。”

和很多在海南的失意者相比，冯仑体现出极强的适应性，他迅速完成了从体制内精英到市场动物的转变。他说当时世界观彻底改变了，自由而疯狂，但非常享受这一切。此前，15岁入青团，20岁入党，一直是学生干部，他自嘲：“最后，呸!我完全变了。”

海南的房地产泡沫很快破灭，今天中国的房地产大腕不少是当时的幸存者，万通六君子及时上岸，他们从泡沫中获益，同时没有被泡沫淹没，随后回到北京开发房地产。

六君子分手

六君子回到北京后还是有经济基础的，这是潘石屹早年打下的。在海南创业不久，潘石屹有一次到北京调研市场，顺便去怀柔注册公司。有一天他在怀柔县政府食堂吃饭时，无意中听到，北京市给了怀柔4个定向募集资金的股份制公司指标，但没人愿意做。

潘石屹知道指标就是机会和钱，他去搭怀柔县体改办主任这条线，问人家：“我们做一个行不行?”对方答应给他们一个。这为日后万通开了一扇窗。没多久，万通开始在北京阜城门开发万通新世界广场。

当时香港利达行主席邓智仁找到了潘石屹，潘把销售代理权给了邓智仁。邓干得很出色，正式销售才5天就回笼了5亿港元。邓智仁发了一笔横财，而万通在北京也一下子站稳脚跟。1993年，海南农业高技术联合开发投资总公司变成万通集团公司。

最初6个人股份是均等的，没有哪个人有决定权，身为老大的王功权，在纠结了一段后，把位子让给了冯仑。6个人不同的性格和价值观，导致分歧不可避免。

冯仑发现 “梁山模式”已经成为万通的致命伤，它导致了“奖惩考核不能正常进行，造成组织效率低下、是非多样性、苦乐不均，周边能人很恼火”，陷入了一种“前进无路，后退遗憾”的困局中，而兄弟情感又让他们左右为难。

冯仑研究了土匪的组织结构，发现土匪组织长不大的原因在于低水平不断重复，只有共产党才将组织结构解决得最完善、最成功。他还研究太平天国，研究“天京之变”。他把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给兄弟们看，建议他们要有耐心，不能搞成“天京之变”。

大家同意了，痛苦了挺长一段时间。冯仑曾对记者说：“我们不想分开，几年里几个人没事就凑在一起讨论究竟该怎么走，有的人难受得哭了。外人很难想象我们当时痛苦到什么程度。那时我住在保利大厦1401房间，潘石屹住楼下，我们很痛苦地讨论着，等待着，就像一家人哪个孩子都不敢先说分家，谁先说谁就大逆不道。”

事情终于出现了转机，分家成了荒野中惟一的出路。冯仑在第一本书《野蛮生长》中提到3个契机促成了这次分家--

“1995年功权去美国管理分公司，暂且回避一下。他吸收了很多美国体制下商务、财务安排的方法以及产权划分的理论，这带来了一个契机。另一个契机跟女人有关：当时张维迎在牛津，介绍一个女人回到中国，就是张欣。张维迎把我们公司1992年写的文章《披荆斩棘 共赴未来》给张欣看，张欣要回国，就让维迎介绍和我认识。她回来后在保利和我见了面，就算认识了。”

“一个多月以后，我们去香港，张欣正在做投资银行，我们一行三四个人聚会，那次潘石屹跟张欣单独聊过一会儿，等我们回来以后，他们俩就谈恋爱了。于是又来了一个海外因素，张欣带来的价值观、对问题的看法都是西方的，认为不行就分嘛。她站在西方的文化立场上把我们全否定了，说我们太土了。虽然大家觉得这是对我们兄弟感情的一种伤害，但她把西方社会成熟的合伙人之间处理纠纷的商业规则带进了万通。”

王功权和潘石屹接受了成熟的商业规则后开始对冯仑进行思想教育。正在这时，冯仑在美国又邂逅了周其仁，周给他讲“退出机制”和“出价原则”，这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不能用传统文化中的兄弟感情处理内部矛盾，而要用商人的规则处理分家。

“以江湖方式进入，以商人方式退出”的念头就此诞生了。当“老大”确立分家规则、兄弟们又觉得规则不坏的时候，“万通六兄弟”终于分道扬镳、各奔东西了。

六兄弟所走的路也有所不同。

分家后，王功权投身于风险投资，他后来因民生银行、奇虎360、江西赛维等项目名震江湖。冯仑选择留守万通，后来通过借壳也成了上市公司董事长。易小迪分到了广西万通，在此基础上创建阳光100集团。王启富一开始做国际贸易，后转做木地板，现为海帝木业(天津)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军去了四川，据媒体报道从事农业高科技。

关于万通的那段历史，外界只能从当事人的回忆里得到一些片段，但崛起于大时代江湖的万通，像块巨大的磁铁，吸引了各路商业精英，被称为中国地产界的“黄埔军校”，业界为之侧目。

多年后，冯仑告诉记者为什么他扛了万通的壳子：“万通的始作俑者是我和功权，他走了，只有我来扛，其他人又不放心。”有一天，冯仑和王功权去看他们早期的一个房子，王功权说：“没想到你能扛这么久，太困难了，如果只挣几个亿，天理不容;如果挣几十个亿，我心里不平衡。”

冯仑曾对记者总结从商经历：“成功就像走路，比别人走得长又还活着，还能笑，别人就认为是成功。其实两个字就可以说明白：死扛。”但过往并未使他心目中的理想主义泯灭。2006年11月，冯仑给王功权发了一条短信：“横穿胶州，过临沂，下莒县，忆起万通举事之初，铭刻‘毋忘在莒’，庄敬以求自强，不禁胸中再点兵，万里江山一日收……”

尽管投身很早，也很早就在地产江湖扬名立万，但相比其他同行，冯仑的事业难说辉煌。与他本人的知名度相比，万通公司显得不那么出众，不要说万科，和恒大、碧桂园等同行相比也有一定差距。

在业务探索上，冯仑一直寻找自己的路，也因此屡屡创新。从“美国模式”到“嘉德模式”，从纽约世贸中心到台北2011大厦，从批发市场到立体城市，冯仑和他的万通一直都挺忙乎。

通达人生

在冯仑看来，他的人生轨迹充满了时代的意味：最开始，有人说他是反动文人;流落江湖，成为流氓文人;为了养活自己，被迫做了商人，被认定为民营企业;再后来，就成了黑心开发商。

1989年下海时，干爹马鸿模告诉他：“你这是高山上倒马桶，臭名远扬。”干爹的话一语成谶，当然这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某种认知。

在对外经贸大学的新书发布会上，崔永元调侃冯仑是黑心开发商，舞台上的冯仑已经是一个淡定哥。他和崔永元相交的故事也佐证了这个商人之外的面相。

冯仑和崔永元之前并不认识，他起初认为崔的理想主义言语显得不太真诚，但一个朋友告诉他崔永元在做口述史这件大事。冯仑专门约了崔永元见面，崔送给他一些自己的作品，但这并没有打动他，他只是觉得抛开央视这个平台，崔依然是个有才华的人。

之后，王石从冯仑口中得知了崔永元的事业，两位房地产大佬发现了崔永元身上令人敬佩之处--一个全中国闻名的抑郁症患者，为民族历史不能正确记录而四处奔波。崔永元的坚持与努力感动了冯仑和王石，他们也参与到了崔的口述史项目中。

两个不搭界的人成了朋友，诚如崔永元所调侃的，有的人挺正经，但房子建得很不正经，有的人看起来很不正经，但房子还建得挺正常。

对于公众来说，冯仑似乎太不正经了：在做企业的过程中，他拿过回扣，也行贿过，给有问题跑路的朋友钱，还跟黑社会坐在一起喝酒聊天。但在企业家群体当中，他没有被人诟病过道德问题。在这个社会的另一些群体眼里，冯仑也不是“原罪”的代表。

值得玩味的是，企业家“原罪”这个词最早是冯仑自己提出的。他曾翻译过一本书，《狂飙突进--马克思的心路历程》，他对本刊记者表示，在他的灵魂里，三分之二是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杨鹏看来，冯仑提出“原罪说”，只是希望自己和其他民营企业家强化道德伦理，提高商业道德意识，追求阳光下的利润，创建健康公正的中国经济。

2006年11月，胡德平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民营经济的诞生非但没有“原罪”，而且应该早生十年、二十年。现在要来追究和清算“原罪”和“第一桶金”，就等于是对改革开放的巨大成绩的否定。

对于一些企业家非常忌讳的经历，冯仑显得非常坦荡：他收过回扣，但转头把回扣交给了公司;有官员索贿，他和对方干架，让公司也跟着倒霉;他让跑路的朋友打收条，说是去自首的路上用;他和黑社会聊天，顺便请教对方如何对付没有底线的官员。

那个曾经在党校课堂上挥斥方遒、言语正经的冯仑开始了自身的某种蜕变。他说：“经过那么多事情，我已经不能平心静气去吹捧了，大家说好，你也说好吗?”他认为，这种转变是一种被蹂躏的结果，“我糟蹋自己总可以了吧?我娘的儿子我做主，我想欺负他就欺负他。”

冯仑的段子是一流的，他并不抗拒媒体，他的博客至今仍坚持更新。他还写过两本畅销书，在他对媒体的言谈和书中，一些精彩语录被广为传播。

不过，冯仑并不同意自己说的是“段子”。他曾经对媒体说：“我最多是像李敖一样，把正经的事用荤的、素的、俚语的、民间的方法揉碎了说，有时是性解释而不是诲淫。李敖说台湾是中国的睾丸，不勃起没什么用，勃起它就不能少。这叫段子吗?不叫段子。很多人不明白这里面的深意。”

不正经中透漏出的正经，大部分时候冯仑会陷入一种荒诞感。他常常想起干爹临死前的一个场景：“有一次我去看干爹，他坐那哭，重复地说一句话，‘荒唐啊，荒唐啊……’他是在自言自语，不是跟我说的。因为早年打日本，鬼子拐走了他女儿。打国民党，他把他干爹都杀了。现在他干爹的孩子，在两岸开放以后，打上门来找他。他跟共产党走，不停折腾他，他教的东西，学生们一个都不信。”

老头过世之后，冯仑把他的照片放在皮夹当中，此外还有一张阿拉法特的照片。

在故去的人当中，阿拉法特是冯仑的楷模。在他看来，时间是一个男人做事的最大赌注，而阿拉法特就如同西西弗斯一样，用一辈子去做了一件看似不可能成功的事情。尽管如此，他觉得自己能理解阿拉法特的毅力，而且经常鼓励自己，阿拉法特大哥四十多年都没成事，还有什么可孤独的。

如同西西弗在做一件荒唐的事情，冯仑的感慨是：“最近我也在想，我他妈也荒唐。我干爹荒唐，我怎么也荒唐呢，是吧?我觉得中国社会再也不能这样了，你必须让一个认真做事的人，有长远的预期，有制度的信赖感，有安全感，不要再有荒唐感，干爹的荒唐感一直延续到我现在。”

在采访中，他一直说自己是个买卖人，操心的都是买卖上的事情。即便在外界看来，他的思考对这个社会很有价值，他也只是淡淡地说：“那是因为妨碍到我们的买卖。”

这个人甚至很少用企业家来形容自己，他和陈东升、郭凡生、胡葆森等人被称作92派。这拨企业家曾经多是体制内精英，在时代召唤和不由自主的命运安排下，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和草根企业家、互联网精英相比，这代人思考得显然更多更远，甚至出现在世人面前的更多是一种知识分子形象。

这或许是先天气质使然，但作为92派的代表人物，冯仑并不认为思考家国天下是一件多么值得炫耀的事情。他会拿Facebook的扎克伯格举例，认为单纯做一个企业家没什么不好。

千百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以家国情怀作为自我激励的最大精神动力。当日历翻到冯仑这一代人，他们也不可避免地成为这种精神的继承者。尽管在他看来，买卖人揣着家国情怀是一个很荒诞的事情，但显然他的经历已经让他成为这个时代精神的代表人。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