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前，徐大麟从IBM的资深工程师转身为风险投资家，彼时，42岁的徐大麟对创投一无所知。为了转型成功，他每天围着公司的五个拥有MBA学位的投资家，为他们端茶倒水，求爷爷告奶奶地学习，终成为一代“华人风险投资教父”。时间过去了整整25年，徐大麟再次走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从投资界跨入公益界，68岁的他仍以与25年前同样的谦逊姿态，虚心求教于公益圈内的专业人士。
 

 

在北京东方君悦大酒店的会议室里，徐大麟俨然一副绅士派头——合体的休闲装，亲和的微笑，稳健的语速——全然看不出征战商界数十载的凛然气度。在谈到自己刚担任的“赠与亚洲”(Give 2 Asia)理事长的新职位时，这位初涉公益圈的美国汉鼎亚太风险投资公司(H&QAsia Pacific)董事长向《中国慈善家》道出了自己的“慈善经”：“财富的创造和财富的运用，是一体的两面。到了我这个年纪和阶段，做公益应该是顺理成章的。至于钱嘛，还是要去赚，赚完了再用出去。”

然而，在这位投资“教父”看来，如何把钱用出去并用好，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做公益，其中的学问很大”。

“脑子里想的是怎么赚钱”

究竟是先创业再去做公益，还是一进社会就投身公益?徐大麟和二儿子徐牧衡曾为此争执了很久。徐大麟一度坚持要先创业，待到财富足够多，才有资格去做公益，“我当时的想法是，他应该像比尔·盖茨那样，先赚了钱再去做公益。一毛钱没赚，怎么做公益?”但徐牧衡并不认可父亲这种“简单思维”。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后，这个对汉语只会说不会写的年轻人马上就飞到中国专职做起了公益，而其现在屡被提及的辉煌成绩之一是，帮助中国疾病防治中心向联合国申请到数千万美元的艾滋基金。

两代人之所以有着截然不同的逻辑和选择，究其原因，还是时代背景早已大不相同。

1943年，徐大麟出生于正遭受日军狂轰滥炸的陪都重庆，五年后随父母迁往台湾。1961年，由于受四年前年纪轻轻的李政道和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喜讯激励，他考进了台湾大学物理系。台大毕业后又负笈美国，读完硕士读博士，用五年苦读换来了久负盛名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电机工程博士学位。在联合化学公司工作三年之后，他进入美国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研究室，这一呆就是12年。期间他领衔发明了许多新产品，并荣升为部门资深经理——这是当时华人在IBM所获得的最高职位。

留学美国，就读理工科，几乎是1949年之后台湾年轻人的共同目标和选择。在拿到博士学位后，这个“幸运儿”群体逐渐开始分化，一部分人留在大学做研究，如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李远哲，另一部分人则进入著名的科技公司，如徐大麟。即便是比徐大麟晚生18年的李开复，也遵循着近乎一致的轨迹。“我们那代人去美国，背后大概都有一个相同的故事：都是带着简单的行李和几百美金去留学，一番苦读后毕业，再想尽办法在美国生存立足。”

而当生存已不再是问题，徐大麟开始酝酿一个更高的“美国梦”。亲睹过资本在美国高科技行业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后，他放弃了IBM的高薪工作，转而投身风险投资界。42岁时，他加入美国汉博奎斯特风险投资有限公司，一年之后的1986年，他创办了自己的汉鼎亚太风险投资公司，专门瞄准以台湾为代表的东亚、东南亚新兴市场。在中国台湾，汉鼎亚太先后投资了宏基电脑、台湾新竹科技园区、旺宏电子等高新技术企业，它们均在风险投资的推动下获得了极大的成长力和生命力，也才有了如今人们所看到的诸多商界传奇;在中国大陆，汉鼎亚太也战果辉煌，比如成功投资燕莎商城、星巴克咖啡、中芯国际和玉柴机械等，尤其是当年投资星巴克并将其引入北京，更成为商界瞩目之举。

凭借着华人特有的勤勉和聪慧，徐大麟不仅独步东(南)亚风险投资界，还顺利跻身美国上层社会。继被美国著名的华人精英组织“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吸收为会员之后，2006年2月，他又被《财富》杂志评选为全美前25名最佳科技风险投资家的第18名。

事实上，2005年以前，徐大麟还没有跨进公益圈的计划。尽管美国早在20世纪就已形成丰富的慈善文化，富人做慈善也已成为主流，但作为第一代新移民，徐大麟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生存意识和创业意识，脑子里想的只是“怎么去赚钱”，对慈善的关注相对较少。同时，在科技界做风险投资是一件相当占用时间和精力的事，这也使得他无法分心于慈善。

然而，在正式进入慈善圈以前，忙碌之余的徐大麟也以适合自己的方式参与了一些公益活动。在美国旧金山市，一批祖籍中国东北的企业家为帮故乡兴建学校而成立了一个慈善组织“欣欣教育基金会”，虽祖籍山东，徐大麟却一直为该组织捐款并提供支持;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正在中国的徐大麟立即捐资购买了1000顶帐篷送往灾区。

“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2011年1月，经过赠与亚洲理事会的提名，并经过全体理事投票，担任过三年理事的徐大麟正式当选为赠与亚洲理事长。赠与亚洲是一个美国专业慈善机构，众多大企业、企业家和基金会都捐赠过该机构，以帮助解决亚洲救灾及妇女、孤儿教育等问题。作为赠与亚洲的首位华裔理事长，徐大麟明白，自己的当选也意味着今后必须有计划地为此付出时间，更重要的是，必须熟知慈善的相关专业知识和具体运作。

可是，一个原本满脑子“生意经”的商人怎么突然念起了“慈善经”呢?

实际上，真正促使徐大麟向慈善靠拢的事件是2004年的印尼海啸。海啸过后，徐大麟参加了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他发现，以比尔·盖茨为代表的大企业家都在聊慈善。当公益突然成为全球的公共话题后，徐大麟的演讲内容也由风投变为公益，“我绞尽脑汁地写了一篇讲演稿，专门谈公益的国际化。那一年对我来讲是一个转折点。”

这个被徐大麟称作“革命性的变化”，促使他开始重新思考财富的累积和财富的使用。徐大麟读博士时的母校里有一个中国学生会，他经常受邀去演讲，前几年，广受学生关注的话题是创业和赚钱，而近两三年里，学生的关注点已放在了慈善上。年轻人的兴趣转变也让徐大麟看到了时代的新潮流，“我从中发现了一个趋势：大学生观念改变了。我们当学生时，100%的时间都用于拿学位，以便今后找个金饭碗和供养家庭孩子。现在的大学生却会用20%甚至30%的时间参与公益事业。”此后，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引领富豪承诺捐献，该事件也深深影响了徐大麟的财富观。

当这些偶然因素和时代背景相互交织，再加上长期在亚洲从事投资，徐大麟出任赠与亚洲理事长一职，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刚开始，我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到处吸收和取经。”但任职一年下来，徐大麟坦言自己对慈善仍未做到融会贯通，还处于学习阶段，“赚钱不容易，做公益也不容易，需要好好地研究。”

过去，徐大麟每到一个城市，所见的都是跟生意有关的人，而现在所见的人中有10%~30%都跟公益有关。2011年，在本职工作之外，徐大麟陆续参观访问了不少国内外的慈善机构，国内有步长集团发起的“共铸中国心基金计划”、大中电器创始人张大中成立的王佩英慈善基金会和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等，国外的则有阿育王组织(Ashoka)等机构。

至于曾引发父子争执的关于赚钱和慈善孰先孰后的问题，如今徐大麟也认可了儿子徐牧衡的观点，“以前我认为先赚钱后做公益才是真理，现在明白了这根本是两回事。其实公益并不要求一味地花自己的钱去做，它包含了很大的学问。会赚钱的人不一定就会做公益。”刚迈入慈善圈的徐大麟甚至愿意虚心接受儿子的批评和指点，比如他最初认为，身为赠与亚洲理事长，自己首先要思考如何募集更多的善款，但徐牧衡却提醒他应该更注重项目，要先知道做什么，假如做的项目正确，钱自然好筹集。日本“3·11大地震”之后，赠与亚洲提供了570万美元的救灾款，徐大麟自掏腰包亲赴日本开展慈善活动，徐牧衡也跟随父亲一同前往，而其身份竟是父亲的“顾问”。对于儿子的帮助，徐大麟很是高兴，“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

“希望用50%的时间做慈善”

基于其20多年的投资管理背景，以及华裔的特殊身份，在出任赠与亚洲理事长之初，徐大麟即被赋予了厚望。徐大麟也希望利用自己的丰富人脉和投资管理经验拓展赠与亚洲的业务，帮助更多亚洲国家获得资源，“我在投资、管理和筹款方面的经验，绝对可以用在公益上。以前只想着怎么赚钱，现在则是想着怎么用出去，并能产生最大的效果。”

对于祖国中国和故乡山东，徐大麟始终怀有深厚的情结。在美国几十年，他一直喜欢喝中国的绿茶，而不是西方的咖啡。1990年代，他第一次回大陆投资时就选择了山东，“那里有我很多的亲戚，我会不时去看望他们”。但这并不意味着赠与亚洲对中国就会有更多的偏向，作为理事长，徐大麟希望不偏不倚地为亚洲每一个国家出力。只是最近两年，因为在中国的投资相对较多，他在中国停留的时间也就更多，所以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帮助中国。

在应邀参加百年职校2011年毕业典礼时，出于一种投资人的眼光和逻辑，徐大麟感到，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汽车全面普及的时代，汽车维修需求将越来越大，他进而认为，该校可设立一个汽车零部件维修班。随后，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北汽控股总经理王大总，希望借助北汽控股的专业力量推动并落实。

在为赠与亚洲带来新资源的同时，赠与亚洲的具体工作也让徐大麟产生了关于慈善的新思考：赠与亚洲理事长每届任期三年，可以连任一届，但六年之后，自己的慈善事业又该何以为继?2011年，徐大麟心中形成了新的慈善构想：一个是在香港成立汉鼎亚太的企业基金会，另一个是像比尔·盖茨那样成立个人基金会，散出自己的财富。但谈及到底采取何种模式更为有效时，他承认自己还处于学习、探索之中。

尽管一只脚已经完全跨进慈善圈，但徐大麟明确表示，自己不会放弃投资事业，“2011年，我参与公益事业的时间大概占到了25%，今后，我希望自己做公益和做商业的时间能各占一半。”

(来源：中国慈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