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之全国巡演被视为杨丽萍的谢幕演出。但她的资本之旅，正开启新纪元。
"无论是依托行政推力，还是与民间资本合作，直至今天引入风险投资，目标感明确但又率性甚至偏执的特点，在杨丽萍身上始终表现得非常突出。这位“并不天真的艺术家”，她的艺术生涯能否在资本市场得到延续?"
“上市不是目的，我只是希望公司和我对艺术的追求，能够通过规范的管理传承下去。”
54岁的舞蹈艺术家杨丽萍日前因旗下公司打算三到五年内上市的消息，成为商业界和资本圈的话题人物。她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做出上述回应。
杨丽萍正带着大型舞剧《孔雀》在全国巡演，这也被视为她的谢幕演出。但她的资本之旅，却正开启新纪元。
从代表作《云南映象》在行政力量助推下大获成功，到今日想借助风险投资之东风规范“开屏”，十年间，杨丽萍的商业模式悄然发生蜕变。
难以复制的成功
2002年，已经享有盛誉的杨丽萍受朋友之托带着一帮演员编排歌舞剧《云南映象》。用舞蹈来展示云南之美，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
仅舞台灯光设备就需要上百万元，排练一开始，就遇到了资金难题。发起人最终退出，而杨丽萍选择坚持。
她后来遇到演出商荆林，后者决定合作。不过，他们最期望得到政府的支持。两人多次邀请时任云南省文化产业办公室的相关负责人范建华去观看演出。
这一年的12月28日，范建华观看了彩排。“当时深受震撼”，他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称，当得知剧团缺少资金时，范表示自己“早该来(看演出)”，因为“财政于26日已经完成年度决算，无法进行新的拨款”。
荆林随后提出，能否找到当时一位省委领导帮忙。范出了个主意——让杨丽萍给书记写封“求助信”。
“这是件好事，望给予帮助。”上述云南省委领导很快在“求助信”上进行了批示。批示很快落实，云南省决定给予30万现金的支持，另拿出近120万元购买了舞台灯光设备，“借”给剧团用——当然，至今没有“归还”。
2003年4月26日，《云南映象》试演前夕遭遇SARS，集会及演出活动禁止令被无限期延长。云南省文化厅一名官员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称，彼时省里要求整个文化线上的部门都凑钱帮助杨丽萍维持剧团的运转。
演出推迟了4个月。2003年8月4日，《云南映象》决定在昆明会堂试公演。开演前，范建华叫上当时分管文化事业的另一位省委领导，加上荆林和杨丽萍，四人吃了顿饭，席间省委领导被邀请观看演出。“值得去看吗?” 他问范建华，范给予了肯定的回答。
随后，云南省的一些领导和艺术家被要求一起前往观看。
演出震撼了众人。据参加之后座谈会的人士回忆，分管的省委领导激动地说：“这才是真正的舞蹈、真正的民族文化、真正的艺术。”
此前一个月的2003年7月，时任云南省委书记提出，把文化产业作为新增长点来抓，像当年抓旅游和烟草一样来抓。“熟悉云南旅游和烟草业的人就知道政府当初的支持力度有多大。”范建华说。
《云南映象》很快成为了云南省文化产业的一面旗帜。省委领导称要将之作为“省内重点艺术工程”来抓，并称“要按市场规律运作”，但同时“政府给予扶持帮助”。
昆明之后是北京。演出原计划是三天，云南省紧急将之调整成“文化宣传周”，并出面争取人民大会堂作为演出场所，力邀中央领导和京城各界名流观看演出。
一位云南媒体人回忆称，彼时其所供职的媒体被要求对《云南映象》在京上演的报道篇幅“不能低于十个版”。与此同时云南遍邀京城大小媒体，进行密集报道和宣传。
在北京获得巨大成功之后，同样的“大戏”在上海、香港上演。云南省政府以演出为载体，大力推介省内各地文化及特产。
“地方政府与杨丽萍各取所需，实现了双赢。”这是多名受访者的一致看法。这些助推，使得《云南映象》取得了无法复制的成功，杨丽萍也由一名舞蹈家成为演出明星。
被迫转型
“小时候，我家一开始耕耘(农田)，便渴望收获。后来在舞台上，我也是如此。”杨丽萍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演出成功后，杨丽萍成立了云南映象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云南映象公司)。她与荆林分管艺术内容和商业开发，公司逐渐形成以驻场演出和巡演“两条腿走路”的商业模式。
荆林在演艺圈摸爬滚打了十年。他认识到，应当塑造品牌。“杨丽萍的名人效应是一种影响力。”他说。公司于是开始延展“云南映象”的品牌，进入茶叶、房地产等行业;杨丽萍也以自身名义接拍了一些商业广告。
“要养活剧团，我们必须建立游戏规则。”荆林建议公司出台了章程。
但杨丽萍不想被束缚。她的机会越来越多，想法也越来越多。她开始带着《云南映象》的核心阵容，投入了新创歌舞剧《云南的响声》的排练。随后，藏族歌手容中尔甲邀请她一同编导、主编舞台剧《藏迷》。
《云南映象》舞台上突然没了杨丽萍的身影，票房迅速大跌。杨丽萍和荆林不久后分道扬镳。
一位熟识杨丽萍的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透露，当时杨丽萍觉得云南映象公司分红太多，不愿意把钱拿给她做其他项目。而另一位知情人则称，公司当然不能支持她“另起炉灶”。
对于这段往事，杨、荆二人均不愿多提，他们异口同声对南方周末记者称主因乃“理念不合”。
杨丽萍之后重组了《云南映象》的演出和资产，将公司名称变更为云南响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后又更名为云南杨丽萍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下称杨丽萍公司)。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云南映象》一直在昆明会堂演出，这被看作政府对其肯定的具体表现。2011年3月，昆明会堂被拆，演出被迫迁出，辗转到云南省民族村景区继续，但是双方没能协调好——“由景区建个剧场，但杨丽萍想要产权。所以没谈下来。”一位知情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称。
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剧院，一直是杨丽萍的梦想，她对此亦不讳言，“云南省现在的剧院，并不能完整呈现剧本内容。”
事实上，为杨丽萍“定制”剧院的计划曾多次出现在政府议程上。云南省文化厅产业处主任科员汪俊透露，2005到2006年间，云南省文化厅多次将杨丽萍建剧院的想法列入工作项目，但用地只能找昆明市政府，由于触及用地“红线”，最终没能批下来。
剧场的缺失不仅仅意味着颠沛流离，更意味着公司的产品被闲置。据了解，杨丽萍主创的很多剧目如《火》、《彝人伞》及《家园》等都没有公演。
“文化产业核心资源是知识产权，是无形的。中国目前对无形资产的评估方法以及相关政策不健全，即使申请政府补贴也要求公司拥有固定资产。”杨丽萍公司总经理王焱武解释道，“如果将无形资产有形化，就必须要有自己的剧场。”
2011年5月，《云南映象》最终进入云南艺术剧院，暂时安定下来。当然，剧院是租的。
而此时，政府的助力也不再像之前一样强劲了。“云南省政府在大力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伊始，需要一面旗帜，而杨丽萍恰好出现了。随着近年文化产业的发展，政府主推一个项目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汪俊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搭资本快车
新的方向是融资。
2011年11月，王焱武在参加“滇池泛亚股权投资高峰会”期间，向众人推介杨丽萍公司。观众里有位杨丽萍的“故人”——深圳创新投资集团(简称深创投)西南大区负责人许翔。深创投被称为国内“最耀眼的官办VC(风险投资)”。
上世纪90年代，许翔在清华大学读书，曾以校学生会负责人的名义邀请杨丽萍到学校演出。“抱着试试的心态，打电话给她，没想到她一口答应了。”由此，杨丽萍在许翔心目中有了特殊的位置。
尽管杨丽萍公司的现金流只有几百万，但许翔还是认为值得投资。“杨丽萍的品牌价值和艺术造诣是值得我们投资的。”他对南方周末记者称。
深创投内部进行了激烈的讨论，焦点就是公司过分依赖杨丽萍个人品牌的风险大小。
“我随后考察了本山传媒、《井冈山》实景演出、《即象》等，最后的结论是，杨丽萍打造的产品具有非常大的市场潜力。”许翔说。
许翔对杨丽萍的评价是“在商海摸爬滚打多年的并不天真的艺术家”，他希望杨丽萍退下舞台后，其艺术生涯“能在资本市场得以延续”。
深创投最终于2012年10月，出资3000万元成为杨丽萍公司股东，持股比例为30%。大股东杨丽萍持股70%，她对与资本合作的态度是“这是一次尝试，成败都没关系”。
他们将目标定位于旅游市场，并希望在三到五个城市定点演出。大理和丽江正在考虑建剧场，其中在大理的投资预计8000万元。
“我们以市价一半的优惠价格拿了块地，公司出1000万元，银行贷款6000万元，再加上正在争取的财政补贴。”王焱武说。
而昆明、上海、北京也在计划之中。一旦布局完成，许翔希望定点演出能在未来贡献80%到90%净利润。“保守估计每年利润3000万元到4000万元。正常发挥应该有1到2个亿。”许翔显然极为乐观。
据王焱武称，2012年杨丽萍公司的净利润预计为1000万元左右，2013年有望达到1500万元。
在他的规划中，未来公司的收入构成将是：通过定点演出获得50%的收入，通过巡演获得30%的收入，通过编导获得20%的收入。
杨丽萍与职业经理人及投资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她希望获得经济收益的同时，保持自己的艺术构想与品位。“大理剧场不要太大，500人足矣。我们将上演有白族特色的严肃艺术节目，观众群体相对小众;丽江的剧场我们主要面向高端客户。
杨丽萍对剧场设计提出了系列要求，设计师直呼不可能实现，而她回应称：“没有什么不可能，悉尼大剧院不就是一个标志吗?”
获得投资后的杨丽萍公司计划未来三到五年内上市。不过杨丽萍对此轻描淡写。“顺其自然吧，”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如果将来发现不合适，我随时可以撤离。”
这与当年她跟合作伙伴荆林“分手”时姿态如出一辙。杨丽萍是一个目标感很明确的人，其率性和自我也可见一斑。
荆林现在正在西双版纳打造一台演出，他得知杨丽萍公司有上市打算后称：“资本会影响艺术家创作，也会有更多束缚。”
值得关注的是，云南省文化产业办公室专职副主任田大余称，云南省政府考虑将云南文化产业投资集团、云南演艺集团和杨丽萍公司打包上市，以“打造云南最有影响力的产品”。
也就是说，云南省政府仍然有意与杨丽萍公司“联姻”。但究竟是大体按现在的股权结构筹备上市，还是根据“现实需要”吸纳国有资本参股甚至向其出让控股权，皆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