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跃(远大集团总裁)这么对媒体说，有失一个企业家的尊严。” 他说。

1月以来，中坤集团与远大集团因北京大钟寺国际广场施工产生纠纷，双方各执一词，并已进入司法程序。

黄怒波保持着沉默。但是，在远大集团员工来到公司总部前发送发传单，以及张跃的骂战之后，1月19日，黄怒波接受了新浪乐居的专访。无关愤怒和辩解，他说，他希望公开事情经过和细节，以让全国的企业家得到教训、进行反思。新浪乐居记者并未就此一话题对张跃进行采访。

在专访中，他批评说，“批斗、争强好胜、不低头”——这种文革遗风仍然潜伏在这一代企业家的血液里。文革是斗争的文化，只教我们怎么斗，从来没教我们怎么妥协。所以，有的企业家还是原始个体户的状态，他们所获得的财富跟他们的精神层次相比，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他把企业家精神素质缺失归因于文化大革命。而在他即将出版的新诗集中，他甚至毫不避讳地写到，人人都是红卫兵。

诗人黄怒波是愤怒的，这与他高大平和的外表并不符合。但是，他很清楚，在这个商业时代，为了令自己的声音可以传递的更远，他必须在生意上谨慎，以做到持续的商业成功。

2008年，各种来路的资金拥抱房地产行业，给中国经济注入了繁荣虚像。当看到卖饲料、卖药的央企国企都开始争抢地块时，黄怒波预感到住宅市场的危机，他将中坤的战略急转至自己爱好、恰巧对手更少的旅游度假地产。不与人争，是“商人黄怒波”奉行的商界金科玉律，“竞争激烈的地方，风险就大。”

“文人黄怒波”和“商人黄怒波”在旅游度假地产这种商业模式上交汇。他令中坤避开了住宅领域的政策暗礁，演出、葡萄酒、茶叶等多种衍生产品正在成为中坤商业图谱上的新名词。

在抽身住宅领域后，黄怒波有底气成为北京地产界最知名的炮手之一。昔日中宣部处长、新晋北京市政协委员，这样的身份并不影响他对楼市政策火力全开。在接受新浪乐居专访时，“政府权力仍然很大”、“限购不是长久之计”、“盯着开发商不能解决房价问题”，这样的词句不断蹦出，真切而有力。

中坤大钟寺广场跟远大的纠纷最近不断升级，先是在微博上出现骂战，后来发展到远大员工散发传单、张跃在媒体上说黄怒波是骗子。从生意伙伴到对手，你是什么心理反应?

黄怒波 ：我感觉到很悲哀。一方面，我最接受不了他人骂我，可能因为我过去经历的关系，所以我的自尊心极强。另外一方面，我们这一代企业家，有非常丰厚的物质财富，都已经腰缠万贯了，但如果道德水平还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那我们还能给这个社会留下些什么呢?

最开始我觉得这点纠纷大家协商相让也就过去了。我们曾经给远大发函要求对话，包括后来任志强也出面调停，但都没结果。后来我们只能向北京中院提起诉讼，自始至终中坤一直在法律轨道上，究竟谁是骗子，谁是不诚实的人，在法律上看吧。

我跟张跃原来还算熟识，他又是教师出身，我觉得以他的背景和身份不应该对另外一个企业家用这种态度。泼皮的方式，不是企业家解决问题的办法。

最开始在微博上有声音的时候，你们为什么没想到去澄清?

黄怒波 ：这是狗咬狗一嘴毛的事情，没办法澄清。他骂我，我不能骂他，要不然这个社会该怎么评价企业家?我得考虑整个企业家的生态。如果我也跟媒体说，谁谁谁是混蛋，那这个社会就乱套了。

此次中坤和远大，此前是SOHO中国和复星国际、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的纠纷，都已经超出了我们对正常商业纠纷的理解，变身为一定程度的公众事件，你觉得主要原因是什么?

黄怒波 ：这一代企业家在精神上没有完成蜕变，财富越来越多了，但是精神上还停留在个体户层面。他们所获得的财富数量跟他们的精神层次，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

我认为这是后文革情节作祟。文革把一代人的价值观破坏了，他们信奉“他者即地狱”的理念，导致这个社会的个体之间互相不信任。在这种价值观的引导之下，社会成员集体缺乏安全感，所以碰到一点利益纠纷，必须要争斗到你死我活才罢休。

文革的文化是斗争的文化，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这么斗过来的。这个社会，还需要对人的尊重和妥协有个启蒙和净化的过程。我相信到了下一代，他们会知道怎么去妥协。

中坤正在着手梳理这个纠纷的始末。待到质监局和法院判决结果出来后，我们会对公众做一个回放，看看这件事情本来应该可以怎么解决的，最后又变成了什么样?让大家一步步来看，评论下这代企业家该不该这样。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公众和企业家得到教益和进行反思。我们这代企业家，是有话语权的人，是时代的受益者，得考虑能给社会回报什么。

这种极端处理问题方式的出现，跟法制不完善、不信任法律有关系吗?

黄怒波 ：没有。中国的法律体制现在已经很完善了，法律通道也很畅通，有问题都可以通过法律来解决。

我觉得只跟精神素质有关系。有钱不一定能让你成为贵族，精神上要有社会整体意识，才能成为真正的贵族。恰恰我们现在很多企业家还不具备。我们看到很多企业家赌棍，一赌就几个亿搭进去了，这都是没有社会意识的表现。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但没有培养出真正的企业家来。真正的企业家应该有创新精神和担当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企业家精神净化之路还很长。

在商业上我坚持两条原则，第一，合作的双方要是斗争的话，肯定是两败俱伤。第二，不与别人竞争，非得要找一个企业做对头的时候，自身的损耗同样很大。

让我们再谈谈冰岛。在过去一年，冰岛与中坤在商界很有名。如果失败，中坤会有什么其他备选方案?

黄怒波 ：冰岛这件事一波三折。去冰岛投资最初也不是我的意思，是冰岛方面找到我，要把地卖给我。后来冰岛政府提出只租不卖，并约了很多次签约时间，但是都由于各种问题被耽搁。现在的问题是，冰岛正在进行大选，内部政党斗争很厉害，所以需要等到他们大选结束后才能知道结果。

无论结果是成功还是失败，对中坤的投资都没什么影响。如果今年5月份能够顺利签约，那我就以冰岛为基础，延伸到北欧的丹麦、挪威、芬兰、瑞典、格陵兰岛等国家和地区。如果失败，我就去丹麦，以丹麦为基地，仍然辐射那些区域。

我们在海外的投资也不全是一帆风顺，比如在吉尔吉斯和日本北海道的投资就都没有成功，后来这两个地方都发生了政治和环境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有时候失败不是一件坏事。

中坤是在2008年之后收缩了住宅产品线，转做旅游地产。这令它躲过了最近一轮住宅楼市的调控，在中坤收缩住宅战略前夕，你从市场上嗅到了什么?

黄怒波 ：当时有几个判断，第一，住宅市场竞争很激烈，打得越激烈的地方，意味着风险加大，就要躲开。第二，卖药的、做肥料的央企国企都进来了，就更可怕了，他们资金实力一个比一个强大。像中坤这样没背景的民营企业，怎么可能玩得过呢。拼资金，不是中坤的竞争优势。

在退出住宅接触旅游地产后，发现找对我的兴趣了。因为每做一个旅游项目都会感觉到不一样，都是向新的领域挑战。而且旅游地产，虽然开发时间很长，但是经营时间也会很长。我们得为我们企业的今后着想。

最关键的是，还能产生社会价值，比如能对文化遗产做保护。而且旅游地产可以往外衍生，比如大型演出、葡萄酒、茶叶、基因康复等等。再过五年，中坤的葡萄酒销售收入预计可到达5个亿左右。

现在的市场形势证明我最开始的判断是正确的。由于旅游地产产品差异性很大，不可替代性很强，所以不像住宅和商业泡沫这么大。

你是一个有人文情怀的商人。这一点会让你的商业策略有什么不一样的特质?

黄怒波 ：我是个文人，我不会碰电脑这些科技比较强的东西，我也不会做网络公司，更不会碰金融。我只选择旅游地产，做古村落这些跟文化有关系的。

有些地产商不断盖楼、不断买地、玩资本市场，这是他们的商业模式，但是我对这些毫无兴趣。

但是，有一点是不能改变的。从事住宅与旅游地产，都意味着你要与政府合作。在你的生意中，你如何处理政商关系?

黄怒波 ：中坤在国内的旅游地产项目，都是政府主动到中坤合作。在和政府的关系处理上，我们也有了一些经验，渐渐地学会了保护自己：比如有些地方政府会给你很多政策，但是一旦换届，可能很多政策就要变动，所以有些有诱惑力的优惠就得悠着点;当然，反过来说，如果有些项目做得不顺，我们就挺着，因为一换届，新来的班子可能给予的政策就不一样了。

我个人并不建议开发商跟政府关系过于密切，有很多腐败官员落马后都牵出了开发商，这得不偿失。当然，现在土地实行招拍挂制度后，地产商通过行贿拿地的机会很小了。但是政府权力仍然很大，造成权利寻租的可能性仍然很大。

正在进行的这一轮楼市调控，你对哪项政策印象最深?

黄怒波 ：限购吧，这项政策肯定不能长久持续。我们看到已经限了两年多时间了，但是房价并没有限下来，这说明政府低估了市场的力量。

我并不反对限购，但是不能除了这个行政手段之外其他什么都不做。特别是新一轮城镇化要在全国铺开的时候，更需要把调控回归到市场方式，才能从根本解决问题。

市场的方式指的是什么?政府在房地产方面，还应该做什么努力?

黄怒波 ： 房产税。减少投资和投机性购房，必须通过开征房产税来解决。持有多套房屋者课以重税，使投资和投机者成本加大。其实房产税早就应该出台，但是由于政府工作不力，一直拖到现在还没有出台。

政府要做的是增加国民收入和降低税收。如果月平均工资提高两千元、税负再降一千元，老百姓买房子的压力就能减少很多。政府不能老盯着房价和开发商，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