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球了！”看着电视里穆里奇一脚反败为胜的进球，在恒大皇马足球学校的孩子们一阵欢呼。这是5月15日，广州恒大在客场以2：1的比分战胜澳大利亚的中央海岸水手。

正在进行的亚洲冠军联赛中，恒大的表现渐入佳境。但这些资深的职业球员在前方奋力奔跑的同时，还有一群恒大的“未来之星”在学校的球场上寻找方向。这是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从2012年开始布局的足球培养产业链，设在广东清远的恒大皇马足球学校，如今已有1000多名的学生。

恒大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是一个产品生产商加渠道商的角色，提供从产到销一条龙服务。不过，如果培养的学生不适合职业赛场，足球学校也不会将他们送往相应的俱乐部，而是让他们自由选择去处。

“中国的足校过于急功近利，以至于从来没把球员转会当成一个可持续的商业模型去投资，都是抱着赚一票就走人的心态。”作为国内24位持证足球经纪人之一的王原如是表示。

而在恒大足球学校执行校长、前广州市体育局局长刘江南看来，此前的足球之所以陷入困境，主要是因为“一刀切”的模式在思考问题，就是将学校内的所有孩子都当球星去培养，但大部分的孩子就业很困难，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负担，这让中国足球虽然拥有了职业化的联赛，但培养模式上依旧是遵循计划经济的那一套“举国体制”。

因此，“造”出合适的人才是这家地产集团正在尝试的事情，但是，经营模式与盈利来源，都成为恒大的足球产业板块能否持续发展的挑战。

足球模型

“每一次恒大有重要的比赛都会组织学生们来观看，让他们了解职业体育的魅力。”一位恒大皇马足球学校的中方教练员说。

在这个置身于葱葱郁郁的森林，欧式古典建筑犹如《哈利波特》的魔法学院的学校里，很多孩子都带着梦想而来，希望让自己“一球成名”。

恒大皇马足球学校规划的首期招生目标是3150人，但去年开始招生之后，才招到1000多名7岁到13岁的学生。此后，恒大皇马足球学校首次把初中生纳入招收范围，预计在全国9-16岁的中小学生中选拔有潜力的足球苗子2000名，以完成招生目标。

以巴塞罗那的拉玛西亚训练营为例，青训营通过球探在全球范围内网罗有潜力的孩子，青训营负责这些孩子所有的开支以及学费，并将这些孩子安排到周围的居民区居住，文化课将交给社区的普通学校来完成。

相比于此前国内的足校，恒大皇马足球学校的规模庞大，即便首期仅招生1000多名，但这个数字几乎是其他足校所有年级人数的总和还多，恒大足球学校执行校长刘江南表示，只有规模上去了，才能产生相应的规模效应，目前青少年培养最缺乏的就是比赛，1000人就会有60个队伍，3000人就会有180个队，校内联赛的正常运作就可以产生充分的竞争性。

“许主席（许家印）其实早就有安排，让我先到俱乐部待了2个多月，在熟悉职业足球的相关体系后便命令我去国内外一些知名的足校和青训营考察。”恒大皇马足球学校副校长周正敏回忆道。

2011年8月22日，周正敏开始了将近2周的国外青训营考察，在9月3日刚刚返回广州之时便给许家印提交报告，认为做足球学校的项目不可行。在当时的周正敏看来，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是不能够让自己的老板去趟足球学校这个浑水，因为从营收的角度出发，放眼国内外足球学校能保持收支平衡的都非常少见，大多数都处于亏损状态。

“连巴塞罗那的拉玛西亚训练营都是亏损，如果培育不出优秀的球星，那么将很难得到应有的商业回报。”周正敏表示拉玛西亚训练营作为巴塞罗那俱乐部运营的一部分，高额的产出已经使得俱乐部不再依赖转会市场的投入，达到一种自给自足的状态。

为此，恒大对足球学校的盈利模型做出了详细的规划，学校的主要收入来源为招生学费、赛事举办以及旅游收入，其中赛事举办和旅游收入将成为未来开发的重点，目前每一名学生的学费为3.5万元，去年学校的学费收入约为3500万元，如果今年的招生计划顺利，学校的学费收入将超过1亿元。目前恒大皇马足球学校最大的财务支出主要为学校教工人员的工资，一个十大体育院校毕业的应届毕业生每月工资为6400元，并提供食宿，按照许家印首期规划的建设，设小学、初中、高中、教职工及教练435人左右。

刘江南表示将充分利用场地资源来举办冬令营、夏令营以及其他运动队的场地租赁业务，未来还要修建一个一万平方米的培训中心来承办各类大型赛事，新加坡方面已经表态要派一些队伍来集训。

而早在2009年，恒大就开始实践“地产+酒店”的模式，恒大酒店在广州恒大御景半岛首个旗舰店开业；2010年10月，重庆恒大酒店的开业，拉开了恒大投资旅游综合体产业的序幕；2011年6月，恒大又斥资数十亿元建成国际顶级旅游度假区广东清远恒大世纪旅游城，而恒大皇马足球学校便位于恒大世纪旅游城的附近，目前已经有很多人来度假时来学校里租场打球，学校已经开始与周围恒大开发的楼盘、旅游地产项目产生联动效应。

许家印的“中国梦”

早在许家印刚刚接手俱乐部之时，便开始谋划足球人才培养。作为一名商人，其意识到单纯依靠重金来吸引球星的加盟只是短期行为。在其构想中，中国的足球俱乐部应该像日本和韩国的足球俱乐部一样，由“引进型”转为“输送型”。在日韩，花大钱购买大牌球星的模式已成为过去，自己培养才是主流的模式。

当周正敏看到通过恒大带动的球市回暖等现象后，便开始理解许家印对于足球项目的长远规划，在中超的品牌终端打造基本成形后，必须要改进上游供应链的供给问题，这样才能使整个职业足球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2010年3月1日，恒大以1亿元买断广州足球俱乐部全部股权，随后动作不断，通过转会市场的运作网罗各路精英，穆里奇、孔卡、巴里奥斯等球星甚至拒绝了诸多欧洲俱乐部的邀请而投奔恒大，去年许家印更是聘请里皮这位世界级的功勋教练来执教球队，在连续三年总计超过13亿元的重金打造下，广州恒大名气渐显。

在恒大的带动下，其他俱乐部也纷纷开始加大投入，甚至连德罗巴这种世界级球星都接受了来自东方的人民币，一时间低迷的球市得到了复苏，光是恒大的球迷套票就从去年的780元涨至今年的1380元，资本开始展示出对于职业足球终端品牌建设的“正能量”。

“球市回暖让很多抛弃中超的球迷回来，如果想继续保持这个热度，必须要解决人才培养的问题。”周正敏说。

足球为恒大地产的品牌推广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恒大去年战胜全北现代队之后，有球迷甚至在恒大俱乐部的球迷论坛上提出，“买恒大房，就是支持中国足球发展”，为求持续的高曝光度，单靠购买天价外援来提高战绩的模式并不具备可持续发展的基因，因为许家印在足球方面连续3年超过13亿元的投入而账面收益甚微。恒大集团董事局副主席、总裁夏海钧去年曾对媒体表示2012年全年净亏损控制在2亿元左右，“赔本赚吆喝”的说法一直缠绕着恒大。

但实际上，许家印原本并没有进入足球圈的打算，是在时任广州市体育局局长刘江南反复劝说下才决定接盘，“这个事情也是我当时鼓动他的，他当时说不接，我说最低落的时候去接一下，才能证明你的能力。”刘江南回忆说。

尽管当时在体制内的领导层不少人认为让恒大接手俱乐部是重大决策失误。但伴随着恒大带动的整个球市回暖，刘江南总算是松了一口气，此前的质疑也一扫而光，事实证明当初将俱乐部交给许家印算是一个“明智之举”。

“习总书记一直在强调中国梦，许家印通过足球的方式来帮助国人来实现中国梦，因为足球还没有得到国人的圆满认可。”刘江南对本报记者说。

“按方抓药”的培养模式

许家印此前曾对媒体表示，目前中国足球在体制架构、硬件设施以及足球人口培育等方面仍存在多重问题。如中国足球目前行政指令依旧横行，“伪职业化”倾向明显，商业运营极差，急切希望能够加快体制改革，建立职业联赛独立运营机制，其中包括成立独立自主的联赛公司负责国内各级职业联赛运营，建立并完善联赛公司独立运营机制。

因此，为避免重走之前足球学校的老路，恒大除了到国内外知名的足校和青训营考察外，校长刘江南还召集学校内有研究能力的将近30名的研究生，在3名教授的带领下成立了若干个课题组，研究了5个课题，即研究国内外足球运动的发展形式、国内外著名球星成长的路径分析、国内外足球学校成功与失败的原因、国外先进青训营的案例分析以及足球学校孩子今后毕业的去向。

为此，刘江南打造了一个班主任领导下的导师负责制，导师是教练员，班主任任文化课教师，在他的带领下，一个导师小组管一个班，就由五六个人管一个班，这样把孩子们的学习、训练对归于这个导师的管理小组，把每个不同岗位的工作职责和共同的目标联系在一起。

这样可以有效地规避传统足校体育训练和文化课教育相悖的现象，将体育训练和文化课教育的绩效考核捆绑在一起，恒大皇马足球学校技术总监费尔南多对此模式颇为赞赏，这位来自皇家马德里的足球人认为这可以杜绝以往文化课老师说学习重要，教练说训练重要，大家不能将目标聚合在一起。

因为能够走向职业赛场，甚至成为足球巨星的孩子毕竟是少数，所以恒大皇马足球学校要进行动态分流，进行因材施教，分类、分层教学，导师要每周、每月以及每年向学校管理层反馈学生的信息，将适合走向职业赛场与并不适合的孩子区别开，进行针对性的培养。而以往的人才培养上都过早地进行专项化，孩子本来是健康成长的时候，过早地早期专项化，表面上是优于同龄人，但实际上已经被透支掉了，日后再无潜力可挖掘，这也说明了为何国字号足球队在少年队、青年队往往可以打出优异的成绩，而一进入成年队便表现平庸。

刘江南认为球星成长的路径是有科学性和规律性可研究的，他的团队通过无数的球星成名案例去总结规律性，去挖掘一个球星成长的过程受哪些因素的制约，有哪些元素促成了让他从普通人变成了足球巨星。

“我们分析了那些球星在童年时代的一天是怎么过的，一天从6点半到晚上9点、10点钟每个时间都分析得清清楚楚。”刘江南认为通过科学总结规律，按方抓药般地去操作就有希望培养出球星。

刘江南同时指出目前恒大皇马足球学校存在的风险，他认为目前在制度上还没有给青少年培养足够的支持，过多行政性的指令容易让学校走回原来足校的老路，在他看来通过商人们的资本注入，政府层面应该退居幕后做制度性的调控和服务，才能让整个足球产业进入一个良性的轨道运作。

作为原广州市体育局的局长，刘江南的担忧并不难理解，因为在1993年之后，原本盛行的体校制都改为足球学校，在急功近利的行政指令下，在迅速提升球队战绩的过程让一些足校的投资人看到球员买卖的“钱途”，除了增加学费外，急于套现的他们提前对孩子进行专项化训练，甚至动员家长把孩子年龄改小，“以大打小”获得成绩后以便可以通过转会市场的操作来获得转会费来谋利，而这些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专业体校是从来没发生过的。

无独有偶，就在恒大客场挑战澳大利亚中央海岸水手前一天，同城的广州富力也宣布与英超顶级豪门切尔西足球俱乐部携手在中国“足球之乡”广东省梅州市梅县雁洋镇打造“球星梦工厂”——富力切尔西足球学校。与恒大皇马足球学校的模式颇为类似，学校实行基础教育与足球训练并重的全日制寄宿办学模式，正式纳入梅州市国民教育序列，按照广东省一级学校标准开设小学至高中课程，并与嘉应学院和广东省名校东山中学进行全方位合作。

可以说，从运营足球俱乐部到运营足球学校，这些地产商的“足球生意”的链条也变得更长，要摸索和尝试的方面也变得更为复杂。如何将这门生意“踮”得更有节奏，并且形成良性的循环，恒大其实才刚刚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