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硕士毕业的段永平来到广东一家亏损200万元的家用电视游戏机小厂做厂长，从此踏上商途。此后，在他的手中接连诞生了小霸王、步步高、OPPO等一系列知名品牌。与此同时，这位创业大佬还拥有“中国巴菲特”的美誉，包括2001年以1美元左右的低价大量买入网易股票在内的成功投资，令他早早赚够了这辈子所需的钱，开始以“处理麻烦”的姿态将多余的钱投向公益事业。
称自己“胸无大志”的段永平懂得放权，拒绝功利，因此过得怡然自得，说起什么都透着一股子超然。

一问：
关于创业有何心得
“从本分出发，做不好会有愧于人，做好企业的原始状态就这么简单。”                  
最初为什么要去做生意？很简单，想要多挣点钱，生活好一点，没有什么“伟大的目标”。扎克伯格一开始也并没想改变世界，他本人内心深处有强烈的社交欲望，但个性上又是一个反社交（anti-social）的人，所以就建了这么一个社交平台，结果发现很多人跟他有一样的需求。所有最后成功的企业，都是从一点一滴做起来的。当年南下广东，我曾经开玩笑说如果不成功，自己就去当个老师，教人家怎么考大学。如果我当年不成功，可能就成俞敏洪了。
我们最早做游戏机是买来台湾人的机器，组装后就卖出去，没什么品牌。当时的客户不允许我们将地址、电话号码打在纸箱上，怕下家直接来找我们。但我们的顾虑是，因为没有办法保证每一台机器卖出去都不出问题，万一坏掉怎么办？于是我们在机器里面贴上了标有地址电话的纸条，意思是如果需要维修可以联系我们，后来很多客户正是通过这个渠道找来的。但我们最早做这件事情并没有任何做生意的想法。从本分出发，做不好会有愧于人，做好企业的原始状态就这么简单。
创业者的特质，在我看来，首先应当可靠，不以捞一笔快钱为目的。第二要有热情，我当时做小霸王就是因为喜欢玩游戏，直到今天依然非常喜欢。如果你喜欢一件事情，你就会有很多感觉。如果让我去卖浴缸，那我完全没有感觉，绝不可能卖得好。另外，创业的过程中艰难的时刻很多，我们那时候好像每年都有感觉过不去的坎儿，最后又都过去了。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信念，只要能够坚持到最后，不做坏事，困难终究会过去。
最后，做企业不要快，有时候欲速则不达。步步高就发了三四成的力，但很健康，慢一点就慢一点。20年前很多人说我们这样做企业很怪异，从来都不发全力，但20年后它们都不见了。有时候全力以赴可能是很短视的表现，就像你把长跑当短跑来跑。短跑你才需要全力以赴，长跑还全力以赴，那就是脑袋坏掉了。

二问：
如何培养授权文化
“从指示、指导到协商、授权、放权，逐步推进，这样企业就不会失控。”     
前段时间马云辞任CEO，我很赞成，其实我早就干过这个事情。退下来比待在那个位子上可能作用更大。步步高的小日子过得不错，手机、电子教育盈利都不错，但并不意味着需要我去控制，我只担任董事长。在中国企业里，大家不太愿意跟老板提意见，得有一个人跟老板提意见时不会有顾忌，这个人就是董事长。
我现在常年在美国，连公司具体卖什么产品都不太清楚，有人说我是“影子老板”。我对授权的体会是，从指示、指导到协商、授权、放权，逐步推进，这样企业就不会失控。当年因为老板食言，我在小霸王发展最好的时候决定离开，仅仅用了15分钟就完成了全部交接，充分授权是我一直以来的作风。做企业关键就是“做对的事情”和“把事情做对”，董事长的工作不是去控制细节，而是关注企业是否在做对的事情。任何人在做对的事情的过程中都可能犯错，那是技术上的问题，很正常。但类似质量有问题的产品还出厂这样的事，我就要让它立刻停止，不管多大的代价都是最小的代价。
在一些企业里，如果是老板自己的原因导致赔钱，他会觉得正常；但如果是下属导致的亏损，他往往会很心疼。我是可以把别人亏的钱和自己亏的钱等同起来的人，这种容忍对于建立健康的企业文化来说十分重要。我们曾经想做彩电，在研发上投入了一个多亿。一天我跟这个项目的负责人聊到彩电的未来，得出结论：5年以后我们就会沦为彩电的搬运工，因为产品很难做到差异化。几天后，有人打电话问我：“听说你们的彩电项目取消了？”其实并不是我下令让那位负责人停止的，是他自己感觉事情不对后，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可见，文化一旦建立起来，它比你想象的要强大得多，会帮你纠正非常多的错误。

三问：
如何打造优秀的企业团队
“保健因素如果不能满足，人肯定会走。保健的关键在于公平。”                       
企业首先要确立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招的人必须符合这个核心价值观。评价一个员工，可以从“合格性”与“合适性”两个方面来看。大部分企业找的都是合格的人，比如技术好、会销售、懂设计，但如果没有办法跟他合作，这种人我不要。很简单，因为合格性是可以培养的，但合适性的培养非常困难。所以，首先必须要找到“对胃口”、可以信任的人，才能把公司交给他打理。
从“保健－激励”双因素模型来看，保健因素如果不能满足，人肯定会走。保健的关键在于公平。1989年，我在工厂账上只有3000元、负债200万元的情况下接手，到1995年赚了好几亿。最早老板让我接手的时候说按七三分账，后来给我们的分成变成两成、一成，不断食言。如果当初他兑现承诺，我是不会离开的。保健因素是基础。
金钱激励并非永远有效。如果一个人已经很努力，100%投入，即便你将他的报酬从100万元涨到1000万元，他也不会更努力。一个企业要想永续发展，你不会希望员工花费120%的精力工作。我很反对员工无缘无故地加班。其实，当保健因素满足以后，人们追求的往往是钱以外的事情。在步步高，没有人把企业当成是我的企业来做，而是当成他们自己的企业来做，年薪100万元的人，别的公司给200万元都挖不走，因为他喜欢这里的文化。
文化是需要花费很大的功夫去培养的。我非常推崇马云，他对企业文化的细节非常注意，手段也非常高明。比如，他有花名，风清扬。在步步高，所有人都可以叫我“阿段”。但大多数公司呢？都是王总、张总，员工这么叫你，人马上就矮了一点，不平等，也没有感情，这样就很难实现充分的沟通。

四问：
成功投资最重要的是什么
“投资其实很简单，就像是为自己买一件需要的东西，觉得足够便宜就会买下来。”
我投资最重要的原则是不懂不碰，不懂的股票，涨了跟我没关系，根本不去想它。我不是投某一个产品、某一件事情、某一个时期，而是对一家公司的整个生命周期进行投资，买时就会有持股20年的打算。
投资其实很简单，就像是为自己买一件需要的东西，觉得足够便宜就会买下来。就好像买一套房子，你喜欢这一套，就买来住，隔壁有套房子涨了，对你来说没有意义。我不认为有其他投资的方法，其他方法是投机。
2006年，我在网上拍得与巴菲特共进午餐的机会。那时虽然我也认为自己还蛮懂投资的，但不太清楚哪些东西是最重要的，就在吃饭时问他，第一眼要看一个公司的哪个方面？他的回答是“商业模式”，另外就是“不懂不做”。有时候他只是简单说一句话，比如“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什么”，你会发现很精辟，关键是你要能听得懂，三年之后想起来还会觉得有用。
很多人好奇，其实巴菲特说的很多东西都是我知道的，为什么还要花这么多钱去跟他聊天？这件事情就像很多人每个礼拜都会去教堂，很多东西他们早就知道，为什么还要去呢？这里面有些东西可以去琢磨。一个人如果做投资的话，拿出身家的百分之几去跟巴菲特这样的人聊聊天是很值得的。巴菲特在股东大会上的历次演讲都非常值得一看，他对投资的理解已经深入骨髓。

五问：
为什么热衷公益事业
“我做公益是在解决自己的麻烦，解决麻烦的同时还能帮到别人，这是天底下难得的好事。”   
我做公益的想法很简单。无论你做多大的生意，自己用的钱总归是很有限的。我不希望留太多钱给孩子，那会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无趣。赚钱的过程需要应对挑战、克服挑战，会令人非常有成就感。我们可以为孩子设一个保护基金，每隔5年他们可以从中拿一笔钱，以防生活万一不如意，还可以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剩下的钱自然就是累赘。如何解决呢？做公益。
我很忌讳说“慈善”，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慈善的人。“慈善”给人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而我们都是平等的。我只是在解决自己的需求——把钱捐出去，找到能够把钱用好的人。但我发现捐钱比赚钱难多了，因为赚钱的时候你是待在你熟悉的地方，但做公益捐钱需要碰到一个又一个新的项目，必须去摸索。
做公益的过程中肯定会碰到很多不愉快的事情，比如钱花得可能不是地方，但我不会特别在意，因为我很清楚，自己做公益是在解决自己的麻烦，解决麻烦的同时还能帮到别人，这是天底下难得的好事，所以会坚持做下去。

［本文由本刊编辑邓中华、罗真根据段永平在中欧创业营硅谷模块的演讲整理而成，未经本人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