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很多企业都是依靠杰出领导来推动创新。这本身并没有错，因为创新就是“一把手工程”，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把创新的领导者个人行为转化为公司的发展基因。公司就是由一个个员工组成的，如果创新的心态和文化能够深入人心，那么，企业就拥有了创新的内在动力。同时，领导者不能单枪匹马承担创新的全部重担，而应该更多地发挥创新协调的作用，要鼓励员工都发挥出才能，这种组织结构才能保证企业持续创新。

　　中国企业的创新问题很大程度上与“官本位”文化有关。很多员工内心会担忧，既然领导都表态了，自己再讨论会不会有什么不良后果。这种思维模式往往会限制住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在我看来，中国企业不乏单点突破和闪光点，但真正的创新、尤其是落到实处的创新仍然比较薄弱。

　　记者：与其经济总量和重要性相比，你认为中国总体创新能力如何？

　　寿宇澄：坦率地讲，中国的创新能力当然还需要大幅度提升，但实际上，不能这么笼统去讲中国的创新能力行还是不行，这也不是那么容易就做出评判的。所以，一定程度上，我对《中国如何创新》作者所提出的一些质疑也持保留意见。

　　对于创新能力的评价，我认为主要是要分析两大类创新：一类是重大的、革命性的、理念性的突破式创新，另一类是持续性的技术积累及更新。中国并不缺乏第一类创新案例，阿里巴巴、华为、海尔等企业的创新能力都已经非常强。对于第二类创新案例，相信消费者的感受就更为明显了。最近几年，针对“微创新”、“模仿与创新”的讨论就可以侧面反映出这种创新形式的普及。

　　但对于整个国家而言，创新能力仍然还有诸多亟待提升的地方。我想这应该是社会各界的普遍共识。

　　记者：创新可初浅分为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领域，你认为中国企业最欠缺的是哪些方面？哪些方面潜力最大？

　　寿宇澄：总体来讲，欠缺是多方面的、综合性的。越是单项的技术，我们越是不欠缺，越是向深层的、向综合方面的技术，反而越加欠缺。比如商业模式的创新，我们看到很多中国企业对此非常活跃，但是都不是中国企业在本土独立创造出来的，而多多少少都借鉴了国外的原始思考。

　　但我认为，商业理念本身是可以互相借鉴的，但是商业模式是基于企业自身技术水平以及所在商业环境的特性来共同形成的。

　　在中国，商业模式创新的潜力是巨大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社会现状和国外社会是不一样的，社会阶层差异、经济结构特性所形成的国情是非常明显的。第二个原因就是中国人口基数非常大，用户类型、用户习惯、用户需求的差异性会得到突显，能够给商业模式调整和创新带来更多机会。这些机会是国外企业没有办法体验和经历的。这种巨大的潜在商机还有待中国人自己去挖掘。所以，商业模式的创新今后可能成为中国企业业务发展和创新的突破口。

记者：《中国如何创新》一文认为，中国创新过程中出现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两种方式，将促使中国通过渐进式方式实现创新目标。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寿宇澄：我觉得这两种方式对于创新都非常重要，尤其整个社会对“自下而上”的认可空间正在日益扩大。

　　此前，我们常常讲“孵化”概念，就是创新者已经拥有了一项突出的技术，但是政府相关部门认为尚不能投入市场，需要先培养他们，使其具备商业、资金、抗风险等多种能力。但现在，对于这种状况的培养和认可周期会越来越短，因为大家的互联性非常好，如果我有某一方面的专长，会很容易在市场上找到合作伙伴，不见得非要把自己武装成为一个集技术、营销、管理等多种角色于一身的专家。这种变化对于创新是非常有利的。

　　另一方面，中国“自上而下”的创新模式，其引导仍有失偏颇。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体制下，政府很容易把资金、人力、物力投入到创新项目中去，这是我们的强项。但这些技术往往都是尖端技术，它更多的是一种标志意义，就是我们占领了技术制高点了。但实际上，通过“自上而下”的模式来树立标杆企业，其意义在于唤醒更多企业关注创新、推动创新、主动创新，进而提升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创新能力。这就像楼宇的真正高度，并不只是由顶部的避雷针来决定，而是由所有楼层的叠加情况来决定一样。所以，对于“自上而下”的创新模式，并不是说有领导人的支持、有天才型的人物、有强有力的政策、有大量的资金，就可以实现的。“自上而下”的创新模式实际上是一个整体性的创新素质的提升，更应该注重引导的质量，而不是引导的技术有多尖端和高深。

　　但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这两种方式又不能割裂开来。我们有很多的创新项目，没有得到合理保护和合理回报。比如中国自主原创的软件产业，过去几十年的发展都是滞后的，错过了很多时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当时大家觉得软件是可以拷贝的，其结果就是软件仅仅沦为工具，很多企业忽视、甚至是轻视这种知识型创新的力量。在制造业软件领域，在过去二十年前，中国当时还有自己的原创数据库、自主的PLM、CAD软件，但现在这些软件开发商已经所剩无几，就算存活下来，市场也萎缩得非常严重。所以，这种缺乏“自上而下”引导的商业环境，也会对“自下而上”的创新带来负面影响。

　　记者：近年来，通过并购实现对关键技术的掌控和学习，成为中国企业技术赶超的重要途径。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这对中国创新真的有作用吗？

　　寿宇澄：我觉得是很有用的。我们可以拿中国的汽车产业来做分析。中国当时提出自主创新时，都没有并购的想法，一切都是自己去摸索，但结果如何呢？最早那些所谓创新的本土汽车技术，现在还有多少呢，或者说这当中真正的创新有多少呢？其实是很有限的，创新必须是一个累积的过程。在转变思路以后，中国几大汽车生产企业都通过收购获得了很大的技术跨越。其中，上汽是一种方式，吉利是另一种方式，但总体上讲都是“先吃再消化”的模式，这是更加便捷的学习方式。当然，这个消化的过程是需要智慧的，是需要人才储备的。

　　记者：最近几十年来，中国“海归派”科技人才在企业的创新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你如何看待中国创新人才的现状？

　　寿宇澄：人才对创新的作用毋庸置疑。中国各行各业都不乏突出的优秀人才，他们确实对经济发展贡献了巨大的推动力，但是中国整体创新水平的塔基仍不稳固。这很大程度上是和我们的创新文化氛围不足有关。比如，我们的国外专家会和本地一些企业探讨项目，如果是细节的问题，双方发言都非常踊跃，但是越涉及到战略性问题、尤其针对公司内部所谓的技术型领导所做的发言，就越难以形成热烈的讨论。这背后所反映出的是“官本位”的企业文化和“官僚主义”的社会文化。这种文化氛围所形成的心态非常不健康。

　　企业的每一个成员都应该怀抱这样一种心态：就是对自己所在的行业的未来发展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这种心态的培养，是对创新人才一种非常本质性的培养，不能靠简单的上课就能够实现，而要依靠从小到大一整套教育体系的变革。这种个性对创新来讲非常重要。

　　此外，从个体来讲，中国人才内向内敛的性格仍然比较明显，这不利于团队的合作和创新。只有企业员工真正树立起自信心、责任感，才有可能提升中国整体的创新能力。

　　寿宇澄是全球著名的制造业技术公司PTC全球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