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限度的干扰。简·奥斯丁要求一定不能给某个吱吱响的门轴上润滑油，那样每当有人走进她的书房时，她都能有所警觉。威廉·福克纳的书房门不上锁，而是拆下门把手，由他自己带进房间。如今在格子间里工作的人只能做做这样的梦了。马克·吐温的家人都知道不要进书房打扰他，如果要找他，他们宁可吹喇叭叫他出来。格雷厄姆·格林更甚，租用了一间秘密办公室;只有他妻子知道地方和电话号码。窗外的景色比打扰更容易让画家怀斯分心，如果他无法集中精力，他就在自己的眼镜前贴上一张硬纸片，让自己眼不见心不烦。

每天散步一次。对于多数人来说，每天有规律地散步，对大脑机能是很有好处的。索伦·齐克果发现散步习惯能激发如此多的灵感，以至于他经常冲回书桌旁继续写作，帽子、手杖或雨伞都来不及放下。查尔斯·狄更斯以每天下午花3个小时散步而闻名——他所观察到的东西会直接写进他的著作。柴可夫斯基认为2个小时足够了，但绝不会提前一分钟回来，深信自欺欺人的行为会让自己生病。贝多芬午饭后会闲逛很久，随身带上铅笔和纸，以备灵感迸发之需。埃里克·萨蒂从巴黎市区步行回到他居住的郊区工人聚居区时也会随身带上纸笔，在路灯下记录途中想到的曲谱;据传，战争期间这些路灯熄灭，他的创作力也随之衰退。

设定任务指标。安东尼·特罗洛普每天只写作3个小时，但是他要求自己达到每分钟250个词的速度，如果在3小时结束之前他完成了一部小说，他会立即开始写新的一部。欧内斯特·海明威会在图表上标记他每天完成的字数，那样才“不会自己骗自己”。BF·斯金纳根据定时器来开始和结束他的写作，“他会认真计划时间和每段的字数”。

明确区分重要工作和琐事。在电子邮件出现以前，人们写信。每一位大师花在回信上的时间让我深感惊讶(也自惭形秽)。多数人会把一天的时间分配给真正的工作(比如上午作曲或者作画)和琐事(下午回信)。其他人会在工作不顺利的时候转而去做琐事。但这些历史上的天才也的确拥有一项优势：邮递员会定时送信，而不是像电子邮件一样不断出现在眼前。

在一切顺利而不是工作受挫时停下。海明威这样写道：“你一直写，直到你还有东西可写也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的时候，就停下来，到第二天再继续写。”亚瑟·米勒说：“我不相信文思如泉涌，你明白吗?我相信从打字机旁起身，离开它，而我还有可说的。”有一位例外，莫扎特早上6点起床，一整天忙于讲音乐课、开音乐会、参加社交活动，经常直到半夜1点才睡觉。多人在上午写作，中午停笔吃午餐、散步，然后花一两个小时回信，在下午2点或3点再开始工作。“我认为，在觉得疲劳需要休息的时候还继续工作的人是傻瓜。”卡尔·荣格写道。

一位贤内助。玛莎·弗洛伊德，西格蒙德的妻子，“帮他收拾衣服，挑选领带，甚至帮他挤牙膏”，柯里在书中提到。古斯塔夫·马勒的妻子用歌剧票贿赂邻居，让他们在她丈夫工作的时候使他们的狗保持安静——尽管丈夫要她放弃自己很有前途的音乐事业时她极其失望。那些单身的大师们也有帮手：简·奥斯汀的姐姐，卡珊德拉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家务，使得简有时间写作。“在我满脑子想着羊骨头和一份份药材的时候，根本无法下笔。”简曾经写道。安迪·沃霍尔每天上午都会叫上朋友兼助手帕特·哈科特，一起详细地复述前一天的活动。他们称之为“记日记”，这工作能持续整整2个小时。忠于职守的哈科特会做记录并负责打字，从1976年开始每个工作日上午都是如此，直到1987年沃霍尔去世。

最后一个习惯——离群索居。这听起来不像其他几点那么吸引我。不过我还是发现，这些思想家的日常生活异常地引人注目，或许是因为太过不可企及，又或是太过极端。即使是按照你自己的喜好来管理时间的那个想法，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不可实现的，因此在最后我要向那些在日常生活限制下将自己的工作做得最好的那些人致敬。比如弗朗辛·珀丝，在校车接走孩子们之后开始写作，在校车送他们回来之后暂停;斯考特·菲茨杰拉德早年著作颇丰，而他当时是一位遵守严格作息制度的年轻军官。那段日子不像后来在巴黎那样夜夜纵酒狂欢，但那时候他更加有创作力。毋庸置疑，他的肝脏也更加轻松。不得不遵循别人的生活轨迹可能会让人烦恼，但是这也更易于保持正轨。

毫无疑问，生活轨迹就是我们每一天走过的人生之路。不管是我们自己打破常规，还是依旧过自己不完美的生活，或许最重要的是我们依然不停歇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