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的管理者而言，价值观似乎是个难以界定的概念，无论是从西方价值观最原初的意义，还是从中国历史上不同管理层面价值观的钩沉来看，管理者主体价值观取向问题都是显性与隐性杂陈。在历史时光轴的旋转中，价值观模型始终是以一种非线性的表象出现。

　　全球最大的消费品公司宝洁(Procter & Gamble)2009年末宣布了一项快速启动增长引擎的全新业务战略。它的出发点令人吃惊，几乎是有悖常理，从公司的价值观和使命感入手，进行战略规划。这项战略的主旨是：只要直指内心，关注人的需求，调整好企业管理者的价值观取向，公司财源自会滚滚而来。西方管理者对价值观作用的看重可见一斑。

　　时下中国式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社会领域抑或涉及制度与体制的浅层面问题，价值观的考量亦应重点集中在这个层面上。原初的经济学意义的价值概念具有更直接的参考意义。

管理者主体意识

　　影响价值取向

　　曾有一位颇有成就的公司经理告诉笔者：当初创业的时候，他靠着个人的魅力凝聚着志同道合的人在市场上打拼。可是现在伴随企业规模的快速扩张，员工人数已经达到接近四位数，他已经感受到，仅仅靠自己个人的魅力已经远远无法影响全部的员工了。靠什么来凝聚员工来完成公司国际化的拓展规划和未来事业?他说他现在已经找到了答案：那就是核心价值观。

　　如今人们对价值以及价值观的诠释，是观察不同的社会主体的价值实现过程所得出的自我认同与社会整体的认知。在属加种差的概念模式中，人类社会具有某种共同的价值取向，博爱、公平、正义、责任、尊重等，具有普适的价值意义。个性化的本质内涵则随着民族、国家、时代、阶层不同而有所差异。抛却价值观概念本身的地域性或民族性或意识形态特征，仅从人类经济社会活动中考察其变化机理，也许会对当下及未来中国式管理的核心问题诠释有所裨益。

　　在浏览诸多的历史史料中，人们会发现，对历史人物的褒贬评判隐含的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主体价值取向问题，凡是致力于改善民生、关爱大众、实行民主、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行为或思想都给与肯定和褒扬，反之则唾弃或“屏蔽”。这种处理历史人物的方式明显带有价值观导向的色彩，对后来管理者形成正确的主体价值观取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包括“海瑞故居”等古代廉政文化遗址在内的管理者价值观教育场所，每个细节无形中都渗透着源于中国古代管理文化的精华。

　　管理者主体意识以及行为动因对价值取向具有引领意义。许多著名的历史人物在自己的传记中都会披露出一些心理层面的端倪。中国古代许多优秀的管理者往往都是在从政之初就确立了自身建功立业、报国为民的远大志向。孔子的“君子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孟子的“天降大任于斯人”，强调毅力乃成功之本，是一种韧劲的积累;西汉·戴圣《礼记·礼运篇》所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成为孙中山、廖仲恺先生立宪的指导思想;明嘉靖南京兵部员外郎杨继盛的“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也被许多革命先烈所借用;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远大志向，福泽于民众。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说过：“我永远相信只要永不放弃，我们还是有机会的。”管理者往往就是这样通过励志来确定自己的人生价值取向的，许多激励性的语句成为管理者的心理暗示并最终成为行为的强大驱动源。这种主体意识的强化是实现价值的先导性因素，从古至今许多管理者都是在这种不断强化的意识之中坚定自己的价值取向，坚定自己的从政信仰和价值目标选择。

　　中国传统的“志当存高远” 的思想对新一代优秀管理者熏染至深，其产生的社会效用也十分的明显。许多管理者或临危受命，挽狂澜于即倒;或力排众议，独自担当起扭转局面的重任;或集腋成裘，在不懈努力中创造惊人的业绩，这些将成为历史不断演绎的对象，也是普通人建立价值观的范本和楷模。在这个层面上看，书写自己的辉煌历史本身就是一种正确价值观取向的宣传。

　　适应价值取向

　　演绎管理理念与方法

　　从社会学角度看，价值观代表一种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包含了索取与奉献、付出与获取的交易关系。揭开价值观神秘的面纱，人们会发现，这种主客体关系表现可大可小。

　　“治大国如烹小鲜”，这就是以烹饪来比喻治国，本意就是如何平衡社会各种利益关系。但是，价值观最重要的是客体对主体的有用性问题。抛开繁琐的概念表述，我们看到管理者主体本身存在的价值就是体现在客体对主体有用性的认可上。但是，客体是个很泛化的概念，随着社会发展，主体关照的对象就会逐渐扩大，这也是管理者主体价值实现难度不断加大的纽结所在。

　　从古代社会的管理来看，君主权力成为管理者最为关注的一种特殊客体。在生产力极其落后的时代，管理者试图提高生产力水平，并以此改善民生，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十分巨大，而回报给管理者的职场红利却微乎其微，这不仅仅是因为其自然界各种风险的不确定性，导致“出师未捷身先死”，而另一隐含的原因是职场上的权力争斗导致管理者精力分散。

　　在中国历史上有不少的有为管理者，尤其是地方官，在上任之初都是踌躇满志，意欲干一番事业，可是这些管理者受到的不公待遇甚至因此获罪，使这部分新锐丧失了改变自然与社会的信心和勇气，面对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往往是借由淡泊宁静来消磨自己的斗志。这种管理者价值观取向偏移，对国家昌盛、民生改善有百害无一益。

　　而时代发展使得管理者的客体范围有所增加，这无形中会影响到管理主体价值观取向的构建问题。无论是来自本身的素质问题导致组织发展中的各种危机，还是因为管理者对自身心理健康关注度不高导致抑郁或自杀，都从不同层面反映出当今管理者面临比前任更多的艰巨任务的挑战。改变自然、社会还要不断完善自我，这是一个时代赋予管理者新的重任。

　　华为公司管理者的价值观取向就蕴含了多元化的客体目标，包含愿景、使命和战略，其愿景就是丰富人们的沟通和生活，使命就是聚焦客户关注的挑战和压力，持续为客户提供通信解决方案，为客户创造最大价值，为员工实现自我职业目标创设良好氛围。

　　进入工业社会尤其是信息社会之后，人类的需求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生活质量提高的背后是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社会经济组织的管理者不仅要关心预期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关心市场的微妙变化，而且还要关心非预期产品的出现，以及环境问题、生态问题、资源问题。从政府刺激经济高速增长政策到改善生存环境，提高经济运行质量，调整经济结构，这种变化对大多数管理者而言都是面临一次艰难转身、面临一种新价值观取向的变化，能否适应这种变化，并不断去演绎新的管理理念与方法，成为当下管理者热议的话题。

　　2014年5月18日“三精制药”董事长跳楼身亡，此案续写了近期高管层不断有非正常死亡的事件，管理者的自我管理问题也逐渐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管理者作为智力投资人，在管理活动中付出的精力与体力是巨大的。自律能力、抗挫折能力、抗压能力、应变能力、心态自我调试能力也是管理者素质中的重要内容。从价值观角度看，这就是自我完善能力问题。健壮的体魄、健康的心理、从容的心态、敢于担当的魄力也应是管理者关乎的客体。

　　从价值取向的角度看，企业管理者关注社会、关注自然与关注自我完善具有同等的伦理价值。“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正人先正己”，管理者的价值观客体中永远也不能把自我完善舍去，这是为自己负责更是为民负责的表现。柳传志说的话可以成为化解这一难题的钥匙：“每个人都面临着挫折和失败的可能，这是我们每个人人生经历的一部分”。

　　管理者如何实现自身价值

　　从管理者行为与思想的钩沉中我们也隐约感到，古人对为官之事是心存恐惧的，如春秋《诗经·小雅·小旻》 中所言：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主要是因为道德的约束力以及管理者主体的能力问题。而在《孟子·告子上·鱼我所欲也》中说：舍生而取义者，也是一种道德取舍关系。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优秀的管理者必须在复杂的主客体之间以及客体的不同目标之间寻求平衡，管理者的最高境界就是游刃有余地处理好这些关系，并使这些关系处于常态之中。

　　西方管理中的关系处理有其可资借鉴的一面。管理者就是来自普通民众，承认自身价值取向中的客体自我是价值观体系中的客观存在，尊重自我的合理存在与砥砺道德行为并行不悖。许多欧美企业的老总与职工搞“三同”，与职员同喜同乐，管理者的亲民形象越接地气，群体的凝聚力就会越高，管理者的主体价值实现就会越全面。这样的价值取向会形成组织内的良性循环，促使组织关系的全面和谐，运行质量也会最大限度提升。

　　中国式管理也应当遵循这种理念，平衡思想在管理者的价值取向中应占据一定的位置。平衡本身是一门艺术，是管理者巧妙灵活处理关系的技巧。在未来的社会经济组织管理中，管理者面临双刃剑甚至多刃剑。事物的多面性决定价值取向的多向性，这些多向性的目标本身又具有的负相关性，就成为检验管理者处事艺术的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