鲸鱼死后，它们重达30至100吨不等的尸体会缓慢而悄无声息地沉入大海深处，成为新的微观世界之源。鲸鱼尸体可以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滋养海底的动植物，形成包括数百种物种在内的复杂微观环境。大到食肉鲨鱼，小到硫代谢蠕虫，还包括“自然界的创新”，即此前未被发现的新型海洋生物，经过自然选择，在这个独特的生态系统中繁殖壮大。
活着的“鲸鱼级企业”可以有很多种方式来培养创业生态环境——作为投资者进行风险投资；作为消费者购买创新产品；还可以作为营销伙伴帮发展初期的小公司进行全球拓展。我坚信：大企业与创业活动有必要共生共存——如果大企业没有进行有意或无意的培育，繁荣的创业生态环境根本不可能被创造出来。
然而，在世界的许多地方，从以色列，到印度，再到科罗拉多州，到丹麦，创业环境繁荣背后的深层原因却不那么美好。事实上，这些地方的创业文化脱胎于现有大型企业的收缩或死亡所残留的碎片。眼下就有一个例子：芬兰如今创业潮高涨，部分原因是由于手机巨头诺基亚将剥离1万个高质量职位，同时实施的“诺基亚之桥项目”是一项社会关怀战略，致力于消除裁员带来的痛苦，有意地为才华出众者提供支持。
相似的情形正在加拿大滑铁卢地区上演。位于基奇纳-滑铁卢地区的“量子中心”（Quantum Hub）初期就曾得益于黑莓手机制造商RIM的成功，如今尽管RIM公司遭遇“滑铁卢”，它却依然能够从RIM的动荡中获益，RIM由盛转衰为小企业送去了数以千计的高素质人才。
然而，人们往往选择性地将社会创业潮的兴起简单归因于政府干预，罕有人谈到大企业死亡在其中的作用。1987年8月，以色列内阁在美国的巨大压力下停止了狮式战斗机的研制。这一决定事发突然并且颇具争议。对以色列来说，该项目的军事意义相当于研发自己的F-16战斗机，社会意义相当于美国宇航局的登月计划。这项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项目戛然而止所造成的失业数约为1500至3000人；在狮式战斗机项目停止后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色列的创业企业突飞猛进。二者时间相近并非巧合：数千名失业的高素质工程师要么开创了自己的公司，要么加入了初创公司，这些经验丰富的人才足以开发出具有尖端技术的产品，从而启动以色列的创业革命。这个例子或许不如创业明星的故事那么绚烂，但它用事实说明，一个曾经颇具前景的项目的死亡，为许多新企业赋予了生命活力。
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印度，也曾上演过相似的情节。IBM在印度曾一度是政府、企业和军队的首选主机供应商，经营上一直高枕无忧。直到1977年，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外国企业必须向本土股东转让60%的所有权，而IBM管理层抛下一句“绝不同意”，便毫不客气地关张大吉。结果呢？IBM所培训的数千名印度高管推动了多家新兴外包服务供应商的成长。虽然你可能曾听闻IBM企业官僚主义之盛，但这并不妨碍它一直被视作计算机销售、服务，以及工程师的顶尖培训平台，正如当地一家从事计算机服务的初创公司在广告中所言：“IBM或已离去，但IBM的才智皆存于此。”
还有一个跟IBM有关的案例异曲同工。科罗拉多州的博尔德地区拥有活力充沛的创业生态体系，而它的发展离不开当地动荡的经济环境：过去三十年中，IBM在博尔德区的几轮收缩（最近的一次是在2010年）与该知名创业区的勃勃生机有着莫大关联。正如有些人已观察到：“在博尔德地区，早期被IBM解雇的人才中很多人自己创业，或是受雇于初创公司。”比如博尔德地区的存储技术公司（Storage Technology，该公司于1984年申请破产保护），以及本土文字处理软件及硬件制造商Necton Bylinnium。
2008年，位于纽约市及其周边的很多财务服务公司解雇了大批员工（仅雷曼兄弟就解雇了26000人）。而如今纽约正在经历一场创业革命，风险投资规模雄踞全球第二或第三位（名次的确定要看你信哪位市长，纽约市长布隆伯格还是波士顿市长梅尼诺）。
“大企业沉没”是“创业者出水”的重要因素，虽然并不是唯一因素，但它不应被忽视。大企业坠落，创业生态体系会受到什么影响？现实告诉我们，创业者总是能够适应变化并且以创造性的新方式成长壮大。然而，在大企业倒下、裁员或是重组时，人们会感到被抛弃的痛苦，我完全了解这种感受并对此报以同情。这一结论的实际意义显然并非鼓励、赞颂大企业之死，就好比认识到鲸鱼之死能够滋养新的生态体系，但并不鼓励人们杀鲸一样。不过，当今商业世界不断变得更加复杂和多变，企业领导和政策制定者如能顺应自然规律，将会更加得心应手。(熊静如/译 安健/校)
丹尼尔·伊森伯格是巴布森全球学院管理实践教授，同时也是巴布森学院创业生态体系项目的创始执行主管。他的新书《卑微、不可能、愚蠢：逆向创业者如何创造和掌握卓越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