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天早晨都会在纽约市中央公园跑步。在过去的18个月里，绕圈的放松慢跑几乎更像是对骑自行车者的闪躲。诅咒、竖中指，甚至是差点相撞，这些在跑步者和骑自行车者各自进行日常活动时再常见不过了。我甚至曾经见过一名骑行者向跑步者身上吐唾沫。

这么多骑行者为何会如此愤怒呢？因为想要弄明白这点，上周六我借了一个朋友的自行车，穿上他的骑行鞋，踩上了踏板。我在西七十七街进入了公园，在那儿有一条陡坡道，向下就是6英里的环线。我很快地加速骑下坡道，之后就不得不进入一条挤满了跑步者和行人的道路，可这些人根本就不注意我。在我逐渐加速并打算加入环线的时候，我意识到我处于危险之中，同样的还有在我前面的跑步者们。正是在这时，我开始吼道：“小心点儿！”

我在公园里只骑行了短短几秒，但我已经开始朝着跑步者和行人嚷嚷了。我的观点立场立刻就改变了。但我并不感到愤怒——我感到后怕。一名跑步者任何一个意料之外的位置变化都可能意味着一次严重的碰撞，无论是对于我亦或是他们。

这不禁让我思考：实实在在地将我们自己置于别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究竟有多普遍呢？举个例子，今年早些时候，一位朋友将我引荐给一名财富50公司的资深副总裁。在我们彼此认识的电话交流中，我想要与他讨论对于他的大型跨国企业而言，可采用的不同的生产与劳动力模型。但就在我问了一些高层次问题，并提出了我如何组织角色与系统的重要原则之后，这位高管提高了嗓门嚷道，“这些在我这儿都不适用！你根本就不了解我们！”以及“这里的情况比你说得要更复杂！”

我很快就礼貌地提出了结束通话，感谢他抽出了时间，并且表示这一次也许我在这一领域的专业知识对他并没有什么帮助。尽管私下里，我在默默腹诽，好吧，又是一个傲慢的高管，你根本就不能对他说任何他还不知道的东西。真是个蠢蛋。

但是现在，鉴于我最近在中央公园的顿悟，我已经开始重新思考我是如何看待这一通电话的。在我们25分钟的对话里，我几乎可以确定我没有说什么会激怒他的话。而他很可能也并不是个蠢蛋；毕竟，我们是通过一位共同的朋友得以认识的。这些看似苛求、暴躁、激进的表现，也许只是因为他是一名处于极端压力之下、想要保护他自己或是他的团队免受他所害怕的状况（如缺陷、失败、困窘或只是单纯的改变）影响的管理者。也许，如果我当时能更好地站在他的角度思考问题，我就能够帮助到他。

有多少工作冲突的产生，都只是因为没有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看待问题呢？我开始动脑筋想出了一系列主意，帮助同事们更好地理解彼此的观点：

问问你的老板，你是否能够在她上级主持的某个会议上做个旁观者。那样在会议结束之后，你就能更加明白她和她的同级们所面对的压力，以及你能够如何帮助缓和这些压力。

在部门内部采取责任轮换制。那样你就能够让部门成员对于如何完成工作达成共识，并且增强对于团队成员的相互竞争的目标的了解。

在一个跨企业或是跨职能的特别工作组担任一个角色，就是通常来说别人无论如何也想要避开的那种，以此对企业内部其他部门的情况了解更多。

在一位客户那里进行一次“企业外实习”，在他的公司工作一段时间，真正了解被你的企业所服务的客户究竟是何种感觉。

 这些还远不够详尽，值得强调的是，对我而言最有效的方式其实与工作并无关系。在任何情况下，都尝试移情看待，能够增强你用意料之外的方式以不同视角看待事情的能力，无论你是身处办公室或是在生活之中。它不必是某种敏感情感训练课程。它可以很简单，比如说改变一些习惯，或是阅读一本好的小说。甚至是在公园的一次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