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在最终的一个社会内，可被想象到的所有组织形式都将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但问题是，它们得在一个既定的目标和社会实践范围内证明自己是最适应的。”——弗兰克·H·奈特长期以来，中国企业都致力于通过转型与升级来提升自身竞争力，试图以此改善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低端地位，但现实中获得成功的企业少之又少。

竞争力研究通常从组织结构、人力资源、生产运营、企业文化等方面给出诸多解释和策略，似乎企业只要加足马力，从技术或品牌视角出发，沿“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链条升级”攀升即可。

但是，全球价值链仅是价值网络众多实践形态中的一种，当沿着链条升级路线已经走不通时，企业可能更应该关注行驶的方向，而不是加多大马力。否则，可能是越努力、错得越无法收拾。

全球价值链的捆绑

企业家们习惯把目标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上。换句话说，企业家们对企业竞争力的理解被全球价值链困住了。

之所以如此说，主要原因在于，全球价值链分析范式本身具有显而易见的缺陷：它在最大程度上体现主导企业的意志，忽视处于中、低端位置的企业的诉求；它过于强调各环节纵向关系的约束机制，弱化企业内生性成长的激励机制；它高度重视企业间的治理结构，缺少对消费者诉求和外部环境变化的关注。

这些缺陷会带来十分严重的后果。

增大系统性风险。部分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是为了隔绝市场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但由于权力关系的不对称，原本应由主导企业承担的市场等风险，大多被间接转嫁至其他企业。结果是，主导企业获取了与其实际承担风险程度不相称的高额利益，而其他企业不仅没能有效隔绝风险，还新增了本应由主导企业担负的额外风险，这进一步增大了全球价值链的系统性风险。

企业短期行为增多。部分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是希望通过与主导企业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为提升竞争优势创造机会。但主导企业往往不愿看到其他企业有超出预期的价值创造活动，特别是可能与其自身业务产生竞争的技术投资行为。同时，主导企业还会强调其他企业只能为之生产或服务。这极大压缩了企业长期行为的开展空间，使企业基本上只着眼于短期行为。

“市场隔层陷阱”。部分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同时，仅在与上、下游企业交易范围的一亩三分地上辛勤耕耘，对最终消费市场的感知力缺乏敏感度。长此以往，会丧失在复杂多变环境中整合潜在资源、捕捉市场机会和驾驭不确定性因素的能力，最终走上一条“愈加伤害的夕阳之路”。

如图1所示，企业家们一次次试图沿“微笑曲线”向两端升级，却一次次遭遇到全球价值链主导者游牧式和掠夺式的逐底压迫，甚至造成新情境下升级顶部的境遇还不如原本处于曲线底部的境遇，从而使得企业家们疲于应对，再也无暇顾及转型升级。

对很多固守全球价值链理念的企业来说，表面上仍以市场合约为基础进行销售，实际上却已经被主导企业“买”了下来。

必须看到，全球价值链只是价值网络的一种实践形态。当全球价值链不再适合企业的生存发展时，企业家们应该考虑：是否该向其他更合适的企业运营的价值网络转变或演进？

向价值网络演进

价值网络的演进，是价值链各活动环节被打破、断裂和重构的过程，是各参与方在经济意义上的“分久必合”和“合久必分”。目前，推动价值网络持续演进的因素主要有：

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互联网高速发展，会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性和消费者搜寻成本，推动价值网络的持续演进。在此情境中，由于生产者和消费者边界逐渐模糊、生产者和消费者间距离被极大地缩短，平台化、扁平化、网络化、虚拟化等组织形态异军突起，企业生产方式也随之从工业经济时代下大规模流水线制造，转向信息时代下大规模个性化定制。不仅如此，企业市场营销策略也正在从传统的销售，向更加注重消费者体验的预售等方式转变，如2012年11月29日，15万部小米手机竟在103秒内售罄。

消费者需求及其行为的变化。消费者本身会通过精细化需求和理性化行为，引领价值网络的持续演进。

就需求而言，正在经历由数量向质量、由隐性向显性、由封闭向开放、由被动向主动、由单一性向多样化、由地理限制向空间扩展、由低层次满足向高层次自我价值实现等转变。同时，由于消费者与消费者、消费者与生产者间关系更加紧密，需求的自我创造功能将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就行为而言，消费活动正逐渐趋于理性。突出表现为，购买决策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相关产品或服务进行调查、对比和分析。消费过程中，更加注重产品或服务所带来的生活化和社区化享受。使用时，对探索和挖掘产品或服务所提供的实际功能和潜在功能越来越感兴趣。在这种情况下，能否提高快速反应能力、增添消费者体验环节、发展产销合一方式、搭建共享平台、提供综合配套解决方案等变得十分必要。

开源理念的深入人心。开源模式会通过开放、共享、合作和利他主义等理念，推动价值网络的持续演进。

在驱动机制上，开源理念更强调多元化，认为尽管传统经济意义上的物质激励很重要，但获得专业领域内的声誉、享受合作创新行为本身的乐趣，以及创新成果被广泛应用所带来的成就感也同样重要。

在生产组织方式上，开源理念更强调公共产权属性、模块化创新、个性化定制和独立决策，认为合作与共享能够降低风险并超越竞争，是一种更有效和更稳定的实践形式。以操作系统为例，根据Gartner公司的相关数据显示，2013年向全球终端用户销售的智能手机中有78.4%采用Android系统，有15.6%采用iOS系统，相较2012年分别上升了12个百分点和下降了3.5个百分点，而同年平板电脑销售中有61.9%安装的是Android系统，有36%安装的是iOS系统，相较于2012年分别上升了16.1%和下降了16.8%。

大数据时代的思维转换。大数据会通过精确识别异质性消费需求，并促使企业有针对性地采用协同战略，以开展价值创造活动推动价值网络的持续演进。

与工业经济时代下，消费需求被粗暴地以“类”聚和以“群”分不同，大数据时代依赖先进软、硬件技术，对海量消费者行为进行数据化处理和分析，使消费需求以个性化的形式，被准确识别和精心“呵护”，从而催生出更加细分的市场分割。

对企业而言，及时发现异质性消费需求，无疑能带来战略先机，但单一企业显然无法适应消费需求的动态演化，企业间需要采取比以往更加紧密的协同战略，使信息、资源、技术和能力在更大范围内得以利用，从而推动单纯竞争朝竞争与合作方向发展，这也意味着企业间将建立以共生共存为基础的生态系统。

从模块化到新产业生态系统

考察价值网络的演进过程，我们发现，除全球价值链外，还存在模块化、商业生态系统、产业生态系统、新产业生态系统等不同的实践形态。

模块化

模块化是一种“即插即用”的价值网络形态，主要针对市场需求外在的多变性和生产系统内在的稳定性之间的矛盾。对消费者来说，异质性需求并非指仅需要单一属性的产品或服务，而是强调在特定情境下，对产品或服务综合属性中的某一方面的情有独钟。也就是说，多样化的市场诉求在最终产品或服务中相容共存，而不是互相排斥，但不同消费者的核心诉求具有差异，甚至同一消费者的核心诉求也会随情景发生动态变化。

例如，一款手机往往具有通话、短信、照相、蓝牙、MP3、无线、上网和电视等功能，但对爱好音乐的消费者来说，MP3功能可能是核心诉求，而对爱好旅游的消费者来说，照相功能可能是核心诉求。

对企业来说，面对越来越复杂的产品或服务属性，如何建立灵活的生产系统尤为重要。将复杂生产系统进行切割，并利用界面标准重新链接的模块化方法就十分有效，它具有柔性化特征，能够提升不同属性间的兼容程度，降低非系统性风险并实现规模经济。

20世纪90年代以来，计算机以集成主板为界面的软、硬件模块化生产就取得了巨大成功，而近年来,“山寨”手机以集成化芯片MTK为界面的软、硬件模块化制造，则将模块化价值网络推向了新的高峰。

如图2所示，模块化价值网络，一般都经历了底端模块化和顶端模块化的过程，两种演变一般具有相反的作用力，使逐底底部和升级顶部不会发生明显的变化。由于底部模块化的技术壁垒较低，而顶部模块化的技术壁垒较高，最终的模块化分布中，技术水平低的模块化层次低、数量少、规模大，技术水平高的模块化层次高、数量多、规模小。

以计算机为例，顶部模块化体现在如苹果、戴尔、惠普等品牌商和Intel、AMD等芯片商上，中部模块化体现在如日立、西数、希捷等硬盘生产商和LG、三星、明基等显示器生产商上，底部模块化体现在鸿海、仁宝、纬创等组装商上。

当然，模块化价值网络也并非毫无缺陷，比如复杂生产系统切割成子系统后，协调成本增加，过于关注子系统间垂直链接导致系统性风险提升，子系统集成度的非对称性导致彼此排斥和浪费性生产，界面标准供给者的不确定性弱化系统的整体稳定性等等，需要引起企业家们的高度重视。

商业生态系统

商业生态系统在更广范围内考虑与外部环境的交互作用，将包括消费者、投资者、高校、研发机构、政府、工会、供应商等利益相关方纳入其中，形成了一种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和自组织性特征的价值网络形态。

Moore认为商业生态系统是一种更具结构性的群落组织，类似于自然界中的种族，只不过后者从阳光、水和土地等自然资源中获取营养并成功繁衍壮大，而前者则需在社会环境中经历诞生、扩张、领导和自我重生的演化过程。

在商业生态系统内部，企业群落主要有三类，分别是居于核心地位的骨干型企业，占据关键节点的主宰型企业，以及专注特定价值创造活动的缝隙型企业。它们各司其职、协同创新，以应对日益激烈的竞争压力和不断增加的不确定性因素。

然而，商业生态系统也有较大的局限性。一方面，共生共存仅限于商业生态系统内部，系统间的竞争多呈现零和博弈模式。可以用捕食者及其猎物过程来形象描述（如图3所示）：假设企业是捕食者，消费者是猎物，猎物随机分布在特定地理区域内，捕食者知道猎物分布的概率密度，但不能确认或者阻止在其巡视的领域内其他捕食者的出现，所以其策略是在巡视过程中，尽可能最大化捕食猎物；由于猎物在区域内随机游走，所以最终不一定能达到均衡分布；考虑到这一点，捕食者会在一定区域内采取联合行动方略，形成一种稳定的种族组织，从而极大地提高捕食成功的概率，但同时也会增加特定区域内猎物迁移的可能性。最终猎物会被围困在多个捕食种族巡视地域的交叉处。任何捕食种族没有理由放弃所追寻猎物，而让其他种族白白获益。因为重新寻找新猎物成本巨大，所以捕食种族会围绕被困猎物展开厮杀。

另一方面，商业生态系统内部过于强调骨干型企业的领导作用，从而导致结构性耦合仅以单向形式存在，这与全球价值链和模块化都强调垂直治理结构无异，会增加自身动态演化过程中的系统性风险。

产业生态系统

产业生态系统从物质代谢和能量流动的角度出发，强调与环境的共生共存和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是一种具有循环经济特征的价值网络形态，主要由发展所需资源环境的约束和消费者生活方式的转变共同引致。

资源环境约束方面，如电力供应紧张、土地供需失衡、矿产能源短缺、人才结构不匹配等问题十分突出，较低的资源利用率和高强度的污染排放也严重损害着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与此同时，消费者却越来越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积极践行低碳化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比如避免使用一次性餐具、短途出行搭乘公交、使用环保购物袋、购买节能灯等。

对企业来说，相关生产经营活动需要做出对应的调整，比如完善能源使用结构、设计和生产低能耗产品、投资建设污染处理设备、技术研发提升资源利用率等等。以沃尔玛为例，在所有商店推广和应用节能灯、持续投资清洁生产项目、从全球供应链中减少污染排放、持续开展能效提升培训等已为其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荣誉和经济效益。

但是，产业生态系统作为价值网络的一种实践形态，现有研究仍主要停留在区域或产业层面，内容也多为城市建设与规划或废物处理等。实际上，如果在企业层面上过于强调物质的循环利用，会造成生产型群落与服务型群落彼此分离的局面（如图4所示），可能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对消费者的三重收费，即生产型群落因向消费者供给产品而收费，服务型群落因替消费者处理废物而收费，生产型群落向消费者转嫁由服务型群落因替其处理废物或提供可再利用资源的收费。

反过来，由于价格增加，消费者会减少相应产品的购买，进而导致生产型群落和服务型群落的产品或服务量下降，在相同收益情况下价格就要提升，这又会降低消费者购买意愿，最终陷入恶性循环。显然，这偏离了构建产业生态系统的初衷。

新产业生态系统

新产业生态系统综合了商业生态系统中从社会层面思考企业问题的优势，以及产业生态系统中更广泛意义上的共生共存概念，是一种更具适应性的价值网络。它以消费者体验为起点，以产消合一为特征，以群落的共生共存为目标，具有自洽稳定的动态协同演化性质。其本身仍为价值链， 但却是在演化过程中逐渐加长、加粗的价值链（如图5所示）。之所以如此，与上述价值网络演进的推动因素息息相关。比如，加长的价值链形态，不仅反映了大数据时代下，消费者需求链经数据化行为模式被分析和预测后的重新排列组合，还包括因科技革命对分工的持续影响而导致的迂回生产过程的延展；加粗的价值链形态，则反映了由消费者需求的精细化和行为的理性化演变及互联网迅速发展，所带来的群落壮大和产消者间及群落间更加频繁复杂的联系。

相较于其他几种价值网络形态，新产业生态系统具有明显的优势，主要表现在：消费者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消费者在全球价值链和模块化中或者被忽略或者被前定假设；在商业生态系统中仅作为被捕食的“猎物”存在；在产业生态系统中虽被融入但其地位仍十分被动。而在新产业生态系统中，消费者被摆在了突出位置，不仅包括群落及群落内部的组织都直接面向市场需求，消费者还被积极融入到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等每一个价值创造的环节中。

分工协作程度更高。全球价值链的治理结构是领导型，强调自上而下的垂直分工；模块化的治理结构是模块型，自上而下的垂直分工和同一技术层次上的水平分工并存，但偏重前者；商业生态系统的治理结构是关系型，自上而下的垂直分工和同一技术层次上的水平分工并存，但偏重后者；产业生态系统和新产业生态系统的治理结构都是市场型，但前者强调以竞争为基础的群落间分工，而后者强调以协作为基础的群落间和群落内部分工。

“做大蛋糕”的内生性激励更足。全球价值链、模块化和商业生态系统都存在权力关系的不对称性，这主要是由消费者需求的不确定性导致的。因此，三种价值网络中的顶端企业，一方面会通过纵向约束占有非顶端企业的大部分收益，另一方面也会通过技术、合约等方式限制非顶端企业的转型升级，最终使后者始终处于依附状态。

由于非顶端企业可用于研发投资的收益被取走、疲于应对顶端企业不断转嫁的外部风险和害怕目前地位被替代等原因，内生性成长激励十分欠缺；产业生态系统中可能存在的恶性循环陷阱增加了“做大蛋糕”的难度。新产业生态系统中，由于消费者需求能得到准确识别并被显性排列，使产业生态系统中各群落能依此重新整合，形成一个个与消费者有着广泛密切联系的独特群落，其内部有效分工使“做大蛋糕”的内生性激励更足。

进化的效率更高。全球价值链上，中低端企业的进化会受到顶端企业游牧式、掠夺式的逐底压迫，模块化中顶端模块和低端模块的相反作用使升级顶部抬高成为虚增现象，商业生态系统内零和博弈式竞争会损害进化效率，产业生态系统中缺少与消费者的积极沟通会使进化迷失方向。

而新产业生态系统各组成部分间较高的匹配度和较完善的自我调节机制，能有效增强协作能力、提升适应性、降低系统风险，从而促进更高的进化效率。

从全球价值链到新产业生态系统，每一种价值网络实践形态都需要企业作为行为主体基于特定目标进行变革，这就是演化，价值网络是，企业也是。

但正如达尔文所认为的，“不是最强者，也不是最弱者，是那些最适应者才得以生存”。这是不是意味着，企业在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的过程中，要谦卑地承认，企业竞争力的提升，仅是价值网络竞争力提升的副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