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底,我回到台湾,当时还不满29岁。我可以去大学教书,但关于艺术的课很少。要当专任教师,必须再教些非艺术的课程,像中国通史、国父思想,我想说完蛋了,怎么可以接受这样的工作?所以宁可在好几个大学跑来跑去兼课,但教我喜欢的东西。

这有点「边缘」的角色,让我变得更大胆。比如我曾带着淡江大学建筑系学生做飙车调查,要他们访问飙车族。刚开始学生觉得很难,因为在体制中顺利走上来的人,忽然要跟体制外的人对话,但等到他们报告时,我却觉得很感动,因为他们看到了不同经验下成长的另一群人。

我用这种既像在体制内、又像在体制外的方式教学,带着学生关心的不是将来怎么做个成功的建筑师,而是怎么思考人跟空间的关系。

30岁上下的我,想的不是自己怎么进入体制,而是我在体制与非体制之间,能不能拔河得更久。

梦想与体制之间的平衡

当时的我们一无所有,社会也没有安排好位置要我们坐在上面。一无所有带来的狂喜是一切从零开始,所以不怕失去。这反而是种生命力,让我们敢大胆地有各种「非分之想」。

梦想跟体制,就像天平的两端,怎麽样让它微妙平衡,是我在这一代身上看到的两难。这几年我常到竹科上课,有点在扮演让天平摇动的角色。我知道大家要的是体制,但我又要告诉大家,当你在体制内愈成功、愈顺利,生命力愈容易被削减。

这是个矛盾,包括我自己也是。35岁时,我受邀去东海大学当美术系的创系主任,这是我一生最大的抉择。因为是创系,我很开心,但7年后我决定辞职,因为我忽然发现自己已经在体制裡。我的思考是:不能不进去体制,但生命力不能被削减到没有。

这几年我出版《孤独六讲》,没想到是很多30岁左右的人在看。孤跟独,本来在儒家是非常不好的字,但西方讲“solitude”这个字,「孤独」是因为「唯一」,里面有自负的含意。个人尊重社群,但不一定非要被社群吃掉。

也因为这样,你问我对「35而立」的诠释是什么?我觉得是回来做自己。35岁以后还不知道做自己是怎麽一回事,会很辛苦,你的榜样永远是别人。

两种态度,找回生命力

首先,竞争最好的对象是自己。200米、400米的短跑,都是跟对手比,但长跑一定是跟自己比赛,因为跑到最后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却要跑出体能的极限。所谓成功,最后一定是在自己喜欢的领域中不断长跑,像严长寿、郭台铭,都是跟自己竞赛,不是跟别人比。他们是完成自己。

其次,我们一方面尊重体制,可是体制内每一个人的生命力不能因此流失。流失以后会造成体制的萎缩,它会愈来愈没有创意。

周休二日你在做什麽?这两天是让你回来做自己,是累积生命力的开始。前几年电影《练习曲》影响很大,有个科技公司的员工跟老板说要辞职去环岛,因为「有些事情现在不做,以后会后悔」。老板问:「你需要几天?」他说17天。老板说,好,放你17天假。回来以后,他表现更好。我想企业中是容许这些对话的,体制中并不是没有弹性。

我不担心制度,却担心人在制度中的「无感性」,所以,还要找回你的感觉。你有多久没闻过花香?能否分辨出另一半身上的味道?或是喝得出这家咖啡跟别家不同,宁可绕路去买?有句话说「人不可无癖」,有几样怪癖,人会比较快乐,这表示你有所爱,有所选。

记得,不一定要打破体制,但要知道体制不是永远。一旦生命力消失,即使在体制中也不会保证你的安全,而且会很快流失你原有的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