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忧虑
2014年中国经济GDP增速降至7.4%,创下1999年以来最低的水平。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走势如何,正在刺激每一位企业家的神经。
在中央定调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形势下,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的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与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
经济发展的转向与调整,不仅为企业经营带来一系列不确定性,更为企业家们带来种种担忧。比如,以前依靠规模扩张,依靠低劳动力成本、低土地成本、低环保成本来发展的模式还能持续多久?创新驱动企业发展谈谈容易,但创新需要的资金投入从何而来,具体又该怎样创新?不少企业家都将陷入这种两难困局中。
而更严峻的一种说法是,中国经济形势未来两三年都难以好转,甚至可能出现断崖式下跌。有一项专门针对长三角的民企调查显示,42%的老板认为,当前经济走势对企业不利。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主缺乏对宏观经济走势的足够认知,倘若出现经济危机对于他们来说,很可能是毁灭性的打击。
二,政策忧虑
政府政策,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政策一直是中国企业家们最为关注的问题。比如最近天津、重庆、福建和江西等多省市再次上调社保缴费标准,就引发了企业家们的强烈反应。
以天津一家400多人的中型企业为例,按照此次涨幅,这家企业一年将多支出近150多万元的成本,给企业经营造成了不小的负担。事实上,我国社保缴费比例已经占到个人工资总额的40%,而很多国家的企业养老和医疗的法定缴费比例是不超过10%,欧美国家甚至在5%左右。社保缴费连年上涨,企业负担太重,几乎是企业家们的共同担忧。
其实,企业家们对于政策的担心,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政策制定滞后于企业和行业发展的现状,给企业经营造成一定的决策盲区。二是政策不延续和波动,极大程度地干扰企业经营的战略节奏,乃至打乱企业资金链的正常运转。
比如新劳动法的出台,给企业带来的成本上涨。著名企业家俞敏洪曾直言,劳动法很可能导致中国大量中小企业倒闭,进而使得失业率增加。又比如一道节俭令使得高端餐饮业倒掉一片。而一些企业受到地方政府政策变动,新官不认旧账,导致项目流产的例子更是数不胜数。更有甚者,一些地方政府对这届不认上届政府的拖欠账款,已经拖垮了不少企业,为了消除这些账款,一些地方政府不择手段,制定五花八门的各项地方政策,让企业防不胜防。
三,资金忧虑
如今,中国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正在面临成本上升、信贷紧缩和汇率升值等严峻考验,资金问题就成了企业家们的老大难。
毫无疑问,中国民营企业融资渠道狭窄。在欧美国家,公司融资主要来自于资本市场,银行是次要的融资渠道。但在中国,金融系统由银行主导,民营企业在融资上常常受到歧视。经济形势大好,银根松动时,企业比较容易贷款,进而扩大生产规模,而一旦经济形势下行,银根紧缩,银行很可能立马抽贷,以至于企业资金链断裂而死。这种“劝你上三楼,却抽掉了梯子”的企业倒闭案例可谓比比皆是。
除了融资渠道窄,更令企业家们头痛的问题是,融资成本太高。中国银联体的贷款利率大约在6~7%,而美国是2.25%,德国是3.5%,日本只有1%。据测算,企业平均融资成本在10%左右,而实体经济净资产的利润率也只有5%~8%。而这还只是表面上看到的利率,跟企业最终承受的利率通常是两码事。在这背后,银行往往通过“贷款转存款,然后再贷款”的方式,将企业的融资成本推高一倍。
金融体系不但没有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助力,反倒成了趴在实体经济上的吸血虫,企业家们对此苦不堪言。
四、管理与人才忧虑
企业发展由小到大,对管理水平的要求也不断提高。企业初创期,大小事务一般由老板一人说了算,这种高度集中的决策机制,保证了企业快速的执行力。但当企业规模越来越大时,方方面面的问题就会超出老板的管理边界,倘若仍旧采取集权式管理,不仅容易造成决策的失误,而且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埋下了“危机”。
比如娃哈哈的宗庆后,自1989年成立至今,娃哈哈集团一直是“宗庆后一个人的公司”。坊间传言保洁部买一把扫把都需要宗庆后签字。如今的娃哈哈在主业饮料行业的发展已接近天花板,近年转战商业地产、白酒和奶粉等多个行业但都表现平平,不少项目甚至铩羽而归。业界认为,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宗庆后独揽大权。
解决这一管理问题,常用的办法是任用职业经理人,但这也并非万能钥匙。一方面,不少老板并不放心将企业交给职业经理人打理,尤其对于空降而来的职业经理人,长期处于“疑人要用,用人要疑”的纠结中。另一方面,职业经理人往往重视眼前业绩,而老板则看重长远发展,这种观念上的冲突也造成了老板们的忧虑。
除此之外,整个社会普遍存在严重的浮躁心态,也为企业家的管理提出了挑战。不少所谓的人才眼高手低,提出的待遇要求远高于自己的实际能力,还有不少人急于求成,做了一点事就要求超过实际价值的回报。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家们忧虑的是,如何在员工们心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如何找到真才实干的千里马?
五、法治忧虑
在中国的经商环境中,企业家们仿佛身陷“地雷阵”,一不小心就可能踩中法律的地雷,所以有人曾调侃:“中国的企业家不是在监狱,就是在通往监狱的路上。”这话虽然明显有点过激,但也不是一点不靠谱。
究竟是什么使中国的企业家们对法制环境充满忧虑?
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30年多年,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不断完善的过程。法律边界从“不清晰”到“清晰”,某种程度上亦是由企业家们一次次的“法律触礁”而推动的。很多事件,曾经是违法的,现在都在逐步完善。所以18大后国家一再强调“依法治国”。
另一方面,这样那样的利益诱惑甚至权力诱惑,无时无刻不在诱使企业家们抱着侥幸心理踏进法律的禁区。当然,这其中也不乏为了迈过经营难关铤而走险的例子。但无论如何,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次党中央反腐,基本上每一个腐败的官员背后都牵连了一批企业领导人,一些是因为官商勾结,一些也处在法律的灰色地带。
因此在市场经济向纵深层面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进一步规范市场和完善法制环境,也要在制度层面上防范一些人铤而走险知法犯法。只有这样才能让企业更能够健康成长,同时也是关乎社会发展和“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否则法治风险犹如一把达摩斯克利之剑,时刻悬在中国企业家们头上。
六,财富忧虑
有恒心才会有恒产,无恒心是中国企业家们群体中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这背后其实是企业家们对自己财富的不安全感。胡润富豪榜曾调查发现,中国60%以上的富豪想要移民,而保障财产安全是他们移民的主要诉求之一。
2012年,俏江南创始人张兰加入外国国籍引发社会热议,抨击谩骂她的人不在少数。但无论如何,这都反映了中国企业家们对国内发展环境的不满意,以及对更优越发展环境的渴望。
中国企业家为何没有财富安全感?
一方面,中国社会正处于价值观真空,而贫富差距又很大,公众普遍存在仇富心理,企业家们的言行稍有不慎,就会成为众矢之的。比如,知名企业家王石就一度身陷“捐款门”,称“万科对地震灾区捐200万元是合适的”,而遭到公众的激烈道德指责。
另一方面,政府对市场干预力度太大,信息不够开放,使企业家们跟老百姓一样,总是不明真相群体。资本在制度不健全或者说权力干预太大的情况下,是没有安全感的。由此企业家们反而成了弱势群体,与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一样焦虑不安。
一位民营企业老总曾透露:“即便是一个税务科的科长到你的公司来了,地位都比你高,都比你要强势。你的企业再怎么强大,到那会儿都得像小丫鬟一样,人家说怎样就怎样。”有了财富,却没有真正的尊严感,这在中国企业家群体中,绝对是一种普遍心理。
七,商业伦理忧虑
商业本是建立在契约关系之上的一种社会行为。但在中国的商业生态中,契约关系并不那么牢靠,其中还掺杂着复杂的人情关系。一次纯粹的商业合作,除了白纸黑字签约之外,企业家们不得不花大量时间与金钱,通过吃饭、喝酒和唱歌等娱乐方式熟络与合作伙伴的人情关系,仿佛只有通过这些商业之外的沟通方式,才能获得彼此的信任。
当年宗庆后单方面撕毁达能并购娃哈哈的合约,并大打民族品牌的感情牌为自己辩白,最终毁约成功。法国人一度感叹:中国人白纸黑字的合约都能不认账?!而最近有关商业契约关系的一个热点事件,便是宋卫平与孙宏斌的绿城争夺战。原本两厢情愿的并购,以及兄弟相称的两人,在发布并购消息后仅仅5个月,便因为宋卫平的单方面毁约而势同水火。为了撤销合约夺回绿城的控制权,宋卫平亦大打感情牌,强调自己作为创始人对于绿城的感情,以及孙宏斌偏离了绿城原本的经营理念。
倘若宋卫平最终如愿重掌绿城,那么这对原本孱弱的中国商业契约关系,又将是一次惨重的伤害。还有没有企业家愿意百分百地遵守契约合同上的游戏规则,会不会都去寻找契约合同之外的潜规则?
八,家庭忧虑
家庭对于企业家的影响至关重要。对于中国企业家们,一个普遍问题是,忙于事业而忽略了家庭。这不仅导致了企业家夫妻之间的感情问题,还会造成企业家子女的教育问题。而这些问题都会间接或直接地对企业经营造成负面影响。
马云在阿里巴巴创业初期时,曾一度忽略了对儿子的管教,发现儿子沉溺于网络游戏中时才恍然大悟,赚再多的钱,也买不回对儿子的教育,于是他苦劝妻子张瑛辞去在阿里巴巴的工作,回到家当家庭主妇管教儿子。
后院失火殃及企业的案例更有不少。2011年土豆网创始人王微遭遇离婚风波,前妻与他对薄公堂要求他支付700万美元的补偿。这场轰动一时的离婚财产诉讼,或多或少地导致土豆网赴美上市受阻。最终,土豆网被其最大的竞争对手优酷网收购。
更悲剧的还有真功夫的创始人蔡达标。因为婚外情导致婚变后,他与前妻家族反目成仇,甚至为了赢得内斗,不惜采用挪用资金、抽逃注册资本等违法手段,最终没能逃过法律制裁,锒铛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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