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朝建立之后,刘邦要论功行赏。官最大、钱最多的是谁呢?萧何、张良、韩信,又以萧何的封赏尤为丰厚。这让很多人不满,特别是在前线冲锋陷阵的人大为不平。他们觉得自己再战场上冲锋陷阵,出生入死,最后得到的封赏反而不如一个整天留在家陪刘邦喝茶聊天的人。大家认定萧何得到的封赏多,是因为和刘邦的关系好。

 刘邦把大家召集起来开了个会,他说:“你们都知道打猎的事情吧。猎狗可以追鹰逐兔,但是得猎人告诉它去哪儿能追鹰逐兔。你们说是猎狗该得的奖赏多,还是猎人该得的奖赏多啊?”大家遂无话可说。

 虽然刘邦的这个比喻不太恰当,不过地痞出身嘛,说话难免糙了些,但是道理还是说明白了。那就是战略绩效和执行绩效的区别,动脑的和动手的区别。曾经有这样一个案例,说一家工厂有一台非常先进的机器,有一天忽然不运转了。于是,找来机械师帮忙看看。机械师要价1000元。虽然有些贵,但是大家也没办法。机械师看了之后,在某个地方画了条线,告诉别人把这里拆开,就可以修好。大家动手拆开,果然修好了。机械师就画了条线,要了1000块钱,这让大家非常不服气。机械师说:“画这条线价值1元,知道这条线画在哪儿,价值999元。”

 绩效规则制定的时候,同样要非常合理,考虑到战略绩效和执行绩效的区别,合理分配。该得多少就得多少,该吃肉的吃肉,该喝汤的喝汤,不回避亲信,但是也排斥异己,论功行赏,不偏不倚。

 中国人喜欢给权力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觉得作为领导人应该让人不可捉摸才对,所以大都不愿意和下属沟通,甚至认为那是一种耻辱,所以有“不耻下问”的说法。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绩效政策,不管有多科学合理,但是都难免会有人不服气的。众口难调,而且大多数人又贪得无厌。这时候,如果想要让绩效政策得到落实,应该和下属做好沟通,一方面了解下属的需求,另一方面让下属知道自己的想法,有个思想准备。

 刘邦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在刚打败项羽没多久,刘邦宴请大臣们,让大家讨论下自己为什么能够打败项羽,要求大家发自肺腑,实话实说。大家说来说去,都绕不开拍刘邦的马屁。后来刘邦自己总结说:“论带兵打仗,我不如韩信;说运筹帷幄,我肯定不如张良;搞后勤,维护稳定,我也不如萧何。我的成功,全赖这三个人的功劳。而项羽呢,只有一个范增,还被他给弄死了。这是我能够打败项羽的主要原因。”

 其实,刘邦这次谈话的主要目的,不是要告诉大家自己能够打败项羽的原因,主要是要告诉大家,自己今后要论功行赏的话,肯定是这三人功劳最大,封赏最厚,各位都不要眼红。

 另外,“韩信点兵”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刘邦问韩信自己能带多少兵,韩信说最多10万;刘邦问韩信能带多少兵,韩信说多多益善。这让刘邦不高兴,刘邦反问韩信:“那你为什么却做了我的阶下囚呢?”韩信回答说自己善带兵,刘邦善带将。刘邦就是通过这样的对话,了解到了韩信内心的需求。对绩效这块,也心中有了数。

 很多人觉得绩效是对员工的施舍、奖励,员工都应该感恩戴德。其实不然,更多的时候,在绩效面前,员工表现出来的是不安。

 刘邦刚开始论功行赏的时候,发现很多人都会聚在一起窃窃私语。刘邦就问张良:“这些人都在干嘛呢?”张良说:“他们在密谋造反。”刘邦就奇怪了,天下刚刚定下来,马上就要论功行赏,大家都会得到高官厚禄了,为什么又要造反?张良给刘邦解释了一下当时的情况。

 原来刘邦地痞就是地痞,心胸有些狭窄。当上皇帝以后,就将那些曾经得罪过自己的人,找借口给杀了。而当时有很多人都曾经是项羽的部下,他们担心会遭到不测,所以干脆密谋造反。刘邦问张良这如何是好。张良问刘邦说:“陛下,你最恨谁?而且这事儿是大家都知道的。”刘邦回答说:“雍齿!这小子,多次让我没面子,早就想杀了他,但是他功劳大,而且没有合适的借口。”张良说:“那就是他。您赶紧给雍齿封赏,让大家看看。”

 于是,刘邦赶紧下令,合适雍齿的功绩,给封了个什邡候。于是,大家都心安理得,回家喝酒庆祝,等着封赏去了。

 中国人对管理有瘾。在绩效管理这事儿来说,很多时候似乎是为了“管理”,而不是为了“绩效”。在制定制度的时候,考虑得更多的是如何限制、管理员工,而不是为了让员工达成更好的绩效。

 秦朝灭亡的时候,刘邦率先进入咸阳,和父老乡亲约法三章:第一,杀人的偿命;第二,打伤人的办罪;第三,偷盗的办罪。除此之外,其他秦国的法律、禁令,一律废除。言下之意就是,除了这三条,其他都可以做,没有更多的限制和管束,结果得到了百姓和将士的高度拥戴。

 但是现实的情况却是,很多人都在尽最大限度、360度无死角去限制员工,生怕有纰漏之处。其实,只要基本框架对,越开放,员工往往越有工作的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