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周围，大家习惯于谦逊。要是做出了点成绩，得首先感谢领导的关怀和指导、同事的支持和帮助，然后才能提到自己的贡献，就是提到了，还不能提得太多，必须得说自己做得很不够，需要继续努力。有没有发现这几乎是大部分获奖感言里的通行用语。不管讲这话的时候内心是否真诚，但得讲，不讲就对不起大家。

　　这话对不对呢?也对。只要不是自己单干，而是身处一个组织当中，取得成绩当然和组织有关。领导也好、同事也好，都直接或者间接地在帮助自己。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至少组织提供了外部经济。有了这外部经济，自己才能事半功倍，才能更有效地工作，才能做出这些成绩。所以，当我写到这的时候，至少我这个年龄以及更老一点的人几乎百分百赞同。

　　不过同样的事情搁在现在的年轻人身上则未必。现在的年轻人个性十足，做出成绩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努力了，似乎和组织没啥关系。类似的情景你可以在国外看到，准确地说，可以在以美国为代表的社会中常见。

　　所以我们每次看到美国学者获奖时的致辞鲜见泛泛地感谢领导和同事的，而是更多地感谢直接关联的人和机构。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只有直接有贡献的才算是需要感谢的，间接的不算。究竟哪一个表述更好呢?这要看你身处何地。你要身处美国，采用中国式的感言，别人会觉得你很怪异。假如你身处中国，非得用美国式的感言，别人同样会觉得你太高调，不谦虚，自然也就看不惯。这种相互看不惯不代表孰优孰劣，仅仅是背后的文化差异。

　　美国代表了一种个人主义的文化，处处突出个人，强调个人贡献，对集体的强调就相对少了点，但不代表美国人就不要集体了。而中国代表了一种集体主义文化，处处突出集体的作用，个人色彩就被淡化了。这没有好坏之分。文化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化过程，一时难以说清楚。总归既然形成了，就得去适应，要是不愿适应，就可能被淘汰。

　　最近刚故去的诺奖得主诺斯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史学家，是制度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他在研究人类社会的制度演变时就曾指出，历史进程中的制度效率最重要的是体现在适应性效率上，这有点类似于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的意思，但又不完全一样。在诺斯那里，适应性效率不仅仅是指制度对环境的适应，还有制度之间的协调适应问题，因而是一个立体的适应。所以对制度而言，并非物竞天择，而是人们在社会互动中慢慢相互适应，相互认知，形成心理层面上的共识性的东西，然后固化下来，成为行为习惯。这就是制度了。

　　比如说现在广为诟病的闹洞房习俗，就是这么一个制度，因为它是制度，所以一时半会儿还难以改变。诺斯又说了，除非采取强制性的制度变革，比如立法或立规废除这个习俗，才能够让陋习得以彻底消除。过去女性裹脚的陋习就是这么被强制废除的。如果顺着达尔文的物竞天择的思维，陋习可以延续整个人类的生存史。可能有些人会说了，适者生存原则不会改变这些陋习吗?诺斯说的很明确，作为行为习惯的制度是演化出来的，难以改变，所以看似一个很差的制度可能会生存很久。

　　所幸在人们的生活里，这种愈久弥坚的陋习毕竟还是少数。大多数行为习惯有其效率意义。比如在我们的社会中，关于个人贡献需要低调处理，就是一个好习惯。把个人摆在组织后面，是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适应，反而是一种有效率的表现。

　　我并不认为突出个人一定就是先进的，你可以认为这是反传统的，但不代表遵循传统就不好。我们过去习惯于把传统等同于落后，就是一种错误的认识。传统之所以延续到今天，其中有很多是好的，也就是说，是有助于社会发展和稳定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是起源于家族的网络结构，其中家族是核心，家族相关的族群是网络的结点，这些结点互通互联，形成一个复杂但稳定的社会。中国社会能够延续这么多年，就是得益于这种稳定的以家族为核心、以族群为纽带的社会网络。时至今日，即便是在西方社会中，华人依然主要依赖这样一种社会网络生活，并没有完全西化为纯个体主义的。

　　因为家族和关联族群是社会网络的支撑点，所以任何人在这个社会网络中，都需要为家族和关联族群做出牺牲。大家之所以爱看金庸的武侠小说，就是因为里面有和我们内心契合的家国情怀，这种家国情怀就是突出集体的表现，本质上恰恰说明我们的集体主义思维。当然，集体主义思维不等于不强调个人，而是个人在组织中要低调谦逊，要重视组织和其他成员的贡献。

　　比如我们喜欢金庸的同时，也喜欢古龙，古龙小说里的侠客有很多都带有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但我们仍然喜欢，就在于集体中孕育着个人的诉求。假如完全强调集体，不合理定位个人的贡献，也会扭曲激励。基于文化因素的考虑，在团队激励时，就不能一味偏向集体或者个人，而是需要在集体中合理定位个人的作用，这是一种平衡技巧。过去我们太低估个人的贡献，结果激励扭曲了，时间一长，个人就会逐步用降低努力水平来应对，这是改革之前经济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反过来，假如在一个集体主义社会中，一味突出个人，那么其他组织成员就会懈怠，外部经济就会消失，再能干的个人在这样一种环境中，也会感到事倍功半。用制度经济学的话说，就是社会交易成本增加了，生产率就会下降。聪明的个体在面对我们自身的社会网络时，应该学会权衡。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