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全球化的战场,印度人叱咤风云并非仅仅因为他们的出身,他们身上有很多东西值得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国经理人学习和借鉴。

莫迪的“印度制造”似乎对于国人仍有些陌生,但印度牌“跨国公司CEO”已在国内广为人知。去年8月,在印度出生长大的桑达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成为谷歌CEO,正式加入印度裔“全球CEO”俱乐部。这个俱乐部除了谷歌外,还有微软、百事、万事达、诺基亚的现任CEO以及跨国银行巨头花旗集团和德意志银行的前任管家。标普500指数所涵盖的500家最具有代表性的美国企业中,印度裔的CEO人数紧跟美国人,位居第二。

我国商界精英纳闷为何跨国公司偏爱印度人。很多分析认为英国的殖民统治遗产,尤其是英文的普及和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是成就印度CEO的主要原因,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英国的殖民地不仅限于南亚,非洲、中东、东南亚也有许多国家曾被英国殖民 (固然英国的殖民地的政策并非一致),英语也很普及,也很了解西方文化,为什么偏偏印度盛产全球CEO呢?细心研究会发现,以上7位备受世人瞩目的印度裔商界领袖6位来自位于印度教种姓制度最高级的婆罗门,剩下的一位是锡克教徒。2012年印度著名学术期刊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这个约占印度总人口5%的最高种姓控制了印度1000强企业董事会的44.6%,并在政府、司法和立法机构有巨大影响力,例如从1950到2000年的50年间,47%的首席大法官属于婆罗门 (但影响力正在随着政府“保留政策”比例的提高下滑,现行政策规定40～50%的政府岗位和政府资助的大学学生席位应留给低种姓、贫穷或身份低微的群体)。

按照对印度社会影响深远的种姓制度,位于顶端的婆罗门掌握神权,几千年来他们的职责之一就是学习印度教经典《吠陀经》,并教授吠陀。虽然印度成年人识字率仅为71.1%,只有8.15%的印度人为大学生,但是婆罗门的识字率为84%,大学生比例为39%,远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婆罗门家庭可能贫穷,就像谷歌CEO桑达尔·皮查伊一样,但是他们曾有很好的教育传统,与大多数其他贫穷家庭不同的是,上不上学从来不是一个问题。他们的父母从小就教育说“你是婆罗门,你一定能行”,这种与生俱来的自信和后天大家不断的鼓励对他们后来的成功有很大的正影响。

本文的目的不是讨论印度裔CEO的华丽出身,只是想强调他们并不代表大多数印度人。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战场,印度人叱咤风云并非仅仅因为他们的出身,外国人大多不了解也不在乎他们的种姓,而是实力,他们身上有很多东西值得正在走向世界或将要走向世界的中国经理人和企业学习并借鉴。在印度智库访问期间,笔者有幸向不少印度政商学界精英请教印度人的成功秘笈,多少有些收获。 笔者认为中国经理人可以从印度人的成功奥秘之中学到以下几点。

第一,把英语当作交流的工具

英文在当今世界中的地位已毫无争议,以英文作为官方语言之一的印度在全球化进程中有着不可忽略的优势,也是印度人成功的最关键因素。但是,英文在印度的普及率并没有国人想象的那么高,仅10.35%,99.98%的印度人也是需要在学校里学习英文的,英语与其说是印度的国家语言,更像是印度上流社会的专权。虽然印度英语有时口音难懂,甚至被人嘲笑,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他们学习英文的热情,因为他们很清楚英文只是与人沟通交流、获取知识技能的一个工具或媒介,关键是应用而不是理论。这一点与国内强调做题背诵的英文学习很不一样,可被借鉴。

研究表明,使用对方的语言可以减少隔阂,增进交流和互信,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有助于建立私人关系。跨国公司的组织机构决定,越往上爬,离权力中心越近,汇报工作及建立私人关系和信任时,使用董事会的语言变得越为重要。这个很容易理解,很多跨国公司,特别是英美公司,很少董事会外语,即使他们会外语,也希望自信、放松地用他们的母语交流。我国公司不管是国有还是私有亦是如此,在国内总部工作的董事或业务人员能用外文无障碍交流的并不是很多,这个客观条件就要求我驻外机构最好能用中文交流。全球化的今天,灵活掌握大型跨国企业董事会的语言——英语,是通向全球CEO时不可或缺的技能。

第二,好举手、好提问、好发言、好辩论

去过印度或者曾跟印度人一起工作的人,或多或少都见识过印度人的话多、喜欢讨论和辩论。事实上,这个热爱讨论和辩论的传统在精神文化非常活跃的公元前6世纪的古印度已经出现了,当时的古印度有二十多个列国,战争可以征服国家,但人心只能通过理性辩论被说服,激烈的哲学宗教辩论产生了很多流派和新的宗教,也包括后来影响中国文化深渊的佛教。近代印度的独立、政治制度和宪法大多都是通过公开、理性的辩论确定的。在这个文化传统多元、政治地方分权的南亚大陆,用语言和逻辑说服对方是和平解决纷争和问题的最优手段,也是生存法则。

再者,独立后的印度宪法从法律上再次巩固了公民的言论自由,并将这种权利扩展到普通民众(高文盲率仍限制很多百姓积极行使此权利),辩论的电视节目广受大众欢迎。教育制度也鼓励学生多举手、多提问、多发言、多辩论。 在课堂上特别是著名的高校,如尼赫鲁大学,老师讲课前会对学生说“我讲课时如果大家有不懂的,请随时打断举手提问”,很多印度学生会说“老师,我可以问一个愚蠢的问题吗?”,老师的答复常常是“当然可以,没有任何一个问题是愚蠢的”。在小学和中学学生下课后,家长也会问孩子“今天你在课堂上问问题了吗”。这些与西方教育相似,却与中国传统教育中的“不要打扰别人,下课再问”,“枪打出头鸟”和《治家格言》所说的“处世戒多言,言多必失”有很大的不同。

在这个飞速变化、更加多元的现代社会,敢于举手提问、发表自己的观点比任何时期都更加重要,原因很简单,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中国人所秉持的“沉默是金”,你不直接说出来很多人是不会懂的。再者,多提问、多发言可以提高你的“能见度”,能脱颖而出,让人感觉你在听、在思考、有见解,并做事积极。

第三,提高适应、管理多文化差异的能力

印度是一个非常多元的国家,把她形容成欧盟类似的“联邦”可能更为形象。据估计,印度有10个大民族,100多个小民族,400多个部族,他们的长相有的像欧美白人,有的像非洲人,有的像阿拉伯人,也有的像中国人;根据2001年的人口普查,这个南亚最大的国家有1721种语言,30个主要语言(母语为100万人以上),22个官方认可的预定语言(scheduled languages,可用于各邦的官方语言),语言多而且分散(印地语最大,但只有35%的人第一语言是印地语);7种主要宗教,分别为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锡克教、佛教、耆那教、祆教等;印度的政府有29个邦和7个联邦属地,中央政府叫联邦政府, 各邦因历史原因高度自治,拥有自己的议会,除了享有立法和税收权外,17个邦有不同于中央的官方语言。在这样一个如此多元的国家生活,你的邻居、同学、同事很可能说不同的语言,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和信仰,要和平地生活和共事,必须要学会包容、理解、尊重、适应对方的文化与信仰,并学会如何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的能力。

今天的全球CEO面对更多适应和管理多元文化的挑战。许多跨国公司的供应商、客户、股东和公司员工可能来自几十个国家和地区,说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文化和信仰。开车几个小时仿佛到了另一个国家的印度人,在这一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以汉文化为主的中国经理人虽然没有这种天然优势,但是可以通过有意识地学习不同的文化、多元化培训和旅游来提高文化敏感性和适应、管理多元文化的能力。

第四,会社交,会营销自己

在美国工作的华人常常羡慕印度人会社交。会社交与语言有很大关系,但是更重要的是一种社交技能。印度上流社会的社交方式与西方差距不大,大多又自信又幽默,总是带着微笑,会主动介绍自己,非常热情。与中国所说的社交圈子不一样的,可能是他们更加开放,印度人好像自来熟,很随意地把刚认识的朋友邀请到家中开派对,乐于介绍朋友给其他朋友认识。后来,请教印度的教授后才知道,印度社交除了受英国影响外亦是一种生存之道。印度官僚系统臃肿、法律规章制度繁多、 语言文化多元等,造成一定要开放地多交各种朋友,降低风险,以备不时之需。

另一种印象是印度人善于营销自己。他们从来不吝啬下班后花时间给老板和利益攸关者写邮件,汇报自己的工作,并在开会时向大家详细说明自己都做了些什么。这一点和大多数中国人不一样,中国人出于谦虚,大多认为应埋头做事儿,自己的成绩应该由老板和同事来评价。在中国少说话、多做事儿可能能够得到提拔,但是在跨国企业,这些人经常会让老板觉得他们要不没做多少事儿,要不缺乏沟通能力。我们可以从印度人这里学到这些,转换不同的思维模式,在人才同质化的今天主动推销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