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ASDA(英国第三大超市集团)刚换了首席执行官,继任者是沃尔玛中国区的总裁。西方企业开始意识到拥有中国经验的高管的价值,因为他们在竞争更激烈的市场历练过”,叶恩华(George S. Yip)教授说。

“五年之前,谁会想过这样的事发生呢?”

坐在伦敦校区的办公室,这位帝国理工大学商学院的市场和战略学教授,频繁提起今天中西方企业在创新理念和实践上的巨大差异。他与人合著的新书:“China's Next Strategic Advantage”(中文版译名:《创新驱动中国》,合著作者:布鲁斯·马科恩/Bruce McKern)刚刚出版上市。在书中他呼吁,西方跨国公司急需向中国企业学习管理和发展经验。

这本书的最终章写到:“几个世纪前,世界曾经向中国学习;过去几百年间,中国则耐心地向世界学习;现在,又到了世界重新学习中国的时候。这对每一位跨国公司的CEO而言,都是一个最为紧迫的课题。”

向东方看、向中国学习,在西方是一个正在兴起的概念。去年7月,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布名为《中国创新的全球效应》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已具备成长为全球创新领导者的潜能;今年4月,小米创始人雷军登上了英国版《连线》杂志的封面,那本杂志认为,创立仅六年、估值已达450亿美元的小米,代表着中国科技企业的互联网思维,它的故事值得欧美同行借鉴。

但叶的新书试图把这种理念提升一个高度。他认为,“中国式创新”虽然已被讨论很久,但今天才开始真正起飞。最大的推动力来自于三大要素的合力:成熟的生产制造能力、规模庞大的本土市场和迅速崛起的科研水平。

“在人类近代历史上,这种合力效应只出现过两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大英帝国和二战后的美国商业帝国”,叶恩华说。

无疑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图景。但是向中国学习,学什么呢?

通过对数十家中国企业的走访,叶恩华在书中罗列出一系列案例以描述中国式创新的肖像,这包括:强势领导在生产研发流程中发挥的关键作用;产品定位对于用户需求的密切关注等等。

但另外一些案例,却更加引人思考。

在论述中西方企业的创新差异时,书中讲述:通过消除产品特性、改进工艺流程、降低材料成本(有时也会降低耐用性),中国企业倾向于提供品质并非最高、但更具“适用性”的产品。而西方公司设计的产品虽然拥有更好的特性和品质,但高昂的价格却无法让中国消费者买单。甚至一些西方企业因为过于顾及品牌的质量和声誉,无法将品控灵活“降维”,进而迅速被品质稍低,但价格更低、迭代速度更快的中国同行击败。

在另一种情境中:中国企业遵循“从失败中学习”的信条,推出新产品的速度让其他在华国际企业瞠目。“新产品或许不完美,但它也没有必要完美;基于客户的反馈,改进后的迭代产品很快就会出现,然后再继续改进。由于市场太大,在某一地区推出的产品并不会对公司的整体声誉产生大的影响。这样的策略虽然不适于拥有全球客户的大型公司,但对中国企业来说,却是非常有效。”

“过去我参加很多国际学术论坛和商业论坛,我向与会代表发问,西方企业能向中国公司学习什么?基本上得不到任何答案。但现在回答最多的则是:速度。西方企业现在太慢了。”叶恩华说。

案例所体现出的逻辑,在今天的中国商业战场耳熟能详。它一部分脱胎于硅谷“完成比完美重要”的互联网基因,代表着一种最新的经济形态:互联网被深度融合进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极大影响和改变生产要素的优化与集成。

“‘快速应变,在不断试错中发展’的模式,在西方更多还是在较新的互联网企业中流行。但在中国,即便是传统领域的企业,也已经接纳了这种方式。”

叶恩华认为,这代表一种思维的转变:“在过去20年中,只有很少的西方公司采用这种模式。但是中国的例子证明,这种方式是可以被广泛采用的。”

但不应忽视的是,这种高效激进的企业发展模式,如今在中国市场也面临争议。伴随着近年来兴起的创业热潮,很多创新企业笃信“极致、口碑和速度”。然而在林林总总的理念大旗之中,“快”是为数不多的可以被客观量化的因素。相比之下,“体验”、“口碑”等用来真正衡量品质的指标,却常常在各种含混、主观、营销式的标准中被不断扭曲和消解。

“唯快不破”的理念会不会面临欠缺发展持久力的问题?

叶恩华并不认同这种观点:“这种实用主义和快节奏,和中国企业的起家模式相关。”

这的确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中国式效率”与中国当下的市场环境密不可分。在一个丛林法则森严、制度规则相对不完善、企业家普遍缺少长期安全感,但同时又坐拥庞大用户规模且品味参差不齐的市场中,对速度的追求和对品质的妥协,代表一种生存智慧。

我又追问,今天更多的中国企业仍然是在高产出、低收益、低价值的领域徘徊。如何解释今天的中国仍难以出现像德国、日本那样,既能满足大众消费市场、同时也取得高利润率的产品和品牌?

“首先,大部分的中国公司是盈利的,” 叶恩华回答,“不应忽略的现实是,今天中国公司取得的盈利水平,在40年前都是零。而今天被人们所熟知的日本和德国公司,早已经告别了‘从零到一’的发展阶段。即便日本在1945年之前,也已经有了近百年的工业化进程。”

这让我想起,不久前在中国舆论界有关“工匠精神”的讨论。有观点认为,在幅员辽阔、人口基数庞大的中国市场,高速流动、高速传播和高度可复制的商业模式,更有利于调配利用资源。而如德国、日本那样,依赖在特定组织内部建构精细管理体系的“工匠式模式”,很难在此找到生发土壤。

然而不容否认的是,构建在企业“求存基因”和用户“宽容与健忘”之上的速度和效率,让中国式创新伴随着越发浓重的营销驱动型色彩。主导中国式创新的真正思想和肌肉,并非来自对技术核心竞争力的追求。

与此相伴的,是研发设计抄袭成风、产品体验的可靠性下降和价格战泛滥,企业则普遍缺少深度知识沉淀、难以塑造起能真正创造高利润率的技术门槛。随之而来的,是创新型品牌的速成和速朽。

我由此发问,在呼吁西方企业学习中国模式的同时,是否也应当提醒他们注意这种模式的不足?

叶恩华表示:“中国公司的模式目前是成功的,因为他们采用了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合理利用了人力成本、制造成本和市场规模的优势。中国企业之所以速度快,是因为没有那么多繁文缛节。”

“当然,实现这一点的前提是企业员工对于领导的绝对忠诚。西方近十年来最成功的企业是苹果,苹果的员工对乔布斯是十分忠诚的。从这个角度看,苹果公司很像一家中国企业。”

但企业层面的繁荣,尚无法回答另一个更宏观的问题。如今陷入艰难转型的“中国制造”,长期被产能过剩、人力成本飙升、贸易摩擦等问题困扰。随着东南亚国家配套体系逐渐成型,西方的厂商开始离开中国。在这种格局下,商业模式创新的繁荣,可以改善中国经济面临的根本问题吗?

对此叶恩华指出,中国如今达到了一个状态:国家经济整体的健康状况和企业个体的健康状况出现分化,这种状况在西方也存在。“就和美国一样,自动化和智能化让美国公司变得越来越繁荣,但是美国工人阶层却十分痛苦。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中国式的“速度与激情”已经催生出众多现象级公司,当这些速成的估值庞然大物站到了引领世界的风口浪尖,它们应该如何选择下一步的方向?

我问叶恩华,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已经取得极高估值和国际影响力的今天,中国是否会出现像1980年代日本企业那样相对清晰完整、具有普世意义的管理模式?

叶恩华表示:“我目前还没有看到中国诞生一些革命性的管理理论。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收购西方公司,他们未来如何管理好这些西方公司,将是一个非常值得观察和研究的问题。如果有一天,中国公司开始真正影响和改变这些西方企业的运营模式,那将是中国式管理模式真正诞生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