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瑟琳·M·艾森哈特,斯坦福大学S·W·阿舍曼(S.W. Ascherman)教授、斯坦福科技创业项目联席主任。她曾被评为过去25年里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战略和组织理论学者,曾出版一系列为企业界所推崇的重要著作,包括《边缘竞争》(Competing on the Edge: Strategy as Structured Chaos),《简练规则》(简洁法则)(Simple Rules: How to Thrive ina Complex World)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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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平:您为什么对创新创业及相关的研究课题(如动态能力等)感兴趣?

艾森哈特:我很早就对管理研究感兴趣,虽然我是个工程师,获得过工程专业和计算机科学的学位。但是我后来跳出了工程专业,因为我对管理科学特别感兴趣。我任职于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的管理科学与工程系。所以自然而然,我研究创新创业,我是一个管理学研究者,我很享受管理研究。做管理研究最有效的办法是进入真实的管理和现实的公司里面去,我觉得我在这方面做得还可以。我觉得,是这些原因使我顺其自然地选择了创新研究领域,同时这也是我选择在工程学院任教的原因。

李平:您特别强调“启发式简练规则”,它与创新创业有什么关联?

艾森哈特:大公司可能承担着大部分稳定的、程序化的生产活动,而创新创业却更多产生于不同的不确定、混沌的活动中,这也就是我萌发简练规则这个想法的原因。如果你是一个大型组织里的一个个体,你需要去做很多按部就班的事情,但是不要过分束缚自己。

李平:您有些论文提到一些企业家依靠他们的直觉做出决策。简练规则的想法与直觉有关吗?

艾森哈特:我觉得,尤其是有意识地学习如何创新创业的人,或从事国际业务的人,无论具体过程如何,都会很自然地产生简练规则的想法。例如,一个简练规则就是有效的创新团队一般不超过20人。人们很自然地形成自己的行事规则。我认为,这就是少数简练规则在起作用。

李平:您如何对启发式方法和简练规则进行归类?您认为它们是更偏向于直觉,还是理性?或者它们是分析性的?

艾森哈特:我觉得它们都是。我想很多时候人们把启发式方法和简练规则既当作直觉,也当作理性,直觉和理性同时都有。有时分析多一些,有时人们又依靠他们的感性。比如,我曾工作过的一个公司,员工们在工作中就带着一种精神信念,他们支持能够指导他们获得成功的规则,遵循具有特别效率的新流程。所以,人们有时候会进行更多思考,而有时则更偏向于按直觉行事。

李平:这很有意思。也就是说将启发式方法或简练规则的本质,归为一种连接理性和直觉的整合体是可能的。我记得好像西蒙曾说过直觉是理性分析内化变成习惯,因而它们直接存在某些关联是吧?

艾森哈特:是的。它们之间存在某些关联,人们根据实际需要学习或选择他们自己的规则。比如,我去年出版的书《简练规则:如何在复杂世界成功》(Simple Rules: How to Thrive in a Complex World)。这本书谈到如何控制并利用简练规则。更系统而言,就是什么是你的目标,什么又是阻碍你实现目标的障碍。当然有一些规则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很难习得或直接感知的。所以如果你了解了简练规则,你就可以强迫自己去找到对于自己来说是难以学习的简练规则。

比如,停止做某些事的规则,可能对一些人来说就是难以掌握的,再如一些关于时间管理的规则。因而,很容易确定一个规则来明确什么是最需要做的,而确定何时停下来的规则却不那么容易,比如在创新以及产品开发过程中何时终止项目这样的规则、还有几个月必须更新产品的规则等等。

李平:依我之见,既然简练规则事实上作为一种实践性理论,那么人们可能都有自己的简练规则理论。无论是出于直觉,还是源于经验,人们都会在其内心形成这样的理论。人们都有各自的简练规则理论,他们按其各自的理论行事。

艾森哈特:是的,人们确实是这样的。有时候,这些规则是关于什么是正确的;有时候,规则又是关于其他方面的,这取决于你所处的情景。

李平:这就像不同背景有不同的道德标准和道德准则,有不同的底线。

艾森哈特:甚至只是个人的背景和价值观,就影响了是否做某件事情。Indiegogo和Kickstarter是美国的两个众筹平台。人们可以在这两个平台上为自己的创业项目众筹资金,不过两个平台的项目选择标准却很不一样。他们都重视对创始人的评估,其中Kickstarter的一位创始人对融资项目的主题更感兴趣。他们有自己的一套筛选众筹融资的规则和流程,同时也参考直觉判断。Indiegogo也有自己的一套评价众筹项目的定值体系。所以,这些规则真正反映了各自平台的背景和创始人的理念,以此确保通过筛选的项目能够最终获得成功。

独特贡献:战略决策、管理悖论及动态能力

李平:您认为您在如此广泛的研究领域中贡献最大的是什么?比如创新研究,创业的动态能力研究等等?当然还有启发式方法和简练规则。

艾森哈特:我觉得我的主要贡献在三个领域。一个是我在决策研究领域有原创性的贡献。我所做的贡献,就是指出在一个持续变化的行业中,在动态的环境因素下,人们如何做出决策。我刚开始着手这项研究时,还是非常新颖的,还没有人在动态环境下对决策速度等相关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这个课题把我引向了动态能力方面的研究,这在当时非常具有创新性。

第二个领域是,我对企业家特质研究提出的一些观点。另外,从卖方视角和非买方视角对收购活动进行研究。从企业家的角度思考金钱,从而形成了对跨业经营公司的一系列观点。因而,不少观点和研究随之转变,如从大公司视角转到小公司视角。这种视角转变在并购方面也很有趣。

例如,大部分研究是从收购主导方(即买方)的视角或立场看待收购活动,但在很多情形下,卖方可能拒绝买方的收购请求。所以并购案中的卖方是有选择的,他们拒绝了很多买方,但是这些被拒绝的收购不会在媒体上曝光,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公司会公布这样的信息。所以从卖方的视角看待收购案,可以促使收购双方更好地审视整个收购行动。这是在谈论对创业公司以及他们与大公司关系的研究时,我的第二个贡献,从不同角度审视现象。

第三个领域是我对大型公司的组织和环境的研究很感兴趣。比如大型组织中的事业部门发展,如何重新安排业务单位,交叉业务的战略管理,如果公司有多个业务方向如何使公司战略贯穿其中,还有更多有趣的研究内容。如大型公司之间的创新课题,这是2011年我与杰森·戴维斯(JasonDavis)在做的研究,我们还把领导力的研究也整合在其中。

此外,现在许多公司都在尝试通过战略联盟共同研发,比如思科、英特尔、亚马逊和易贝(eBay)等公司。换种方式来研究这个现象,我确实很想了解这种研发是如何实现的,在公司间的其他领域可能还没有取得成功的,不过这个现象很有趣。公司高管很能干,很聪明,但也时常犯错,而且他们没有时间停下来反思他们的所作所为,所以他们实际上对正在做的事情并没有很好地理解。他们面对新的环境是如何探索的?也像我的高级管理人员研究项目那样吗?

我觉得学者们可以对此带来价值,我们这些学者有时间进行思考,而他们没有条件;我们也有能力进行跨公司的研究,这点他们同样做不到。我做出贡献的三个领域是决策研究,悖论研究和动态能力研究。然后是这些研究结果与企业家观点的互动,以及在公司实践运用的情况。

李平:那么简练规则在这里的地位如何呢?

艾森哈特:我对简练规则的研究,是在20年前开始的,与肖纳·布朗(Shona Brown)合作。我们写过一本书叫做《边缘竞争》。

我们必须进行边缘化竞争。在这项研究中,我们认识到最好的公司,是那些能够制造出与众不同的产品的公司。我认为这里的简练规则就是只生产差异化的产品而不是提供更多的产品。它们不是官僚机构,不存在上级下达的层级森严的指令,因为这样的正式流程往往导致制造错误的产品。不过现在世界上的普遍情况是,很多公司并未能够进行边缘竞争,往往只有少数“快公司”能够根据自己的简练规则进行持续创新。

这也就是我一开始获得简练规则灵感的地方。一开始我与肖纳·布朗一起着手这方面的研究合作。她曾在麦肯锡咨询公司工作,后来成为我的博士生,毕业后受雇于谷歌。谷歌早期的组织建设大都是由她负责进行的。她将边缘竞争等简练规则应用于谷歌早期的组织管理当中。谷歌上市之后,她就几乎负责公司除了搜索业务之外的所有事务部门。她现在是谷歌的一位副总裁。

因为她使得我们能够通过研究谷歌的组织结构得出简练规则这样的想法。不过她一直忙于公司事务,她只是启发了我们萌生简练规则的最初想法。此后我与我的另一位合作者又进行了创新研究。人们怎样学习规则,学习什么规则,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样的学习又是如何变化的等等,这些最终形成了这本受欢迎的书。

李平:这样看来,既可以将简练规则定位为贯穿所有这三个领域的一条主线,也可以将其视为您第四个领域的贡献,或者叫贡献领域3+?

艾森哈特:是的,简练规则贯穿在我的很多研究领域之中。简练规则是一个主线,是我很多研究工作的思维框架。应该说是很多研究工作的主体框架,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而是很多研究的思维框架。也就是说,简练规则是指导我进行研究的重要“简练规则”。我想你可以将简练规则视为我第四个贡献领域吧,这也是我很重要的贡献之一。

李平:很好,在这些研究领域中还有哪些尚未解决的关键问题?可能就两个,或者最紧要的前三个,您认为仍悬而未决的最紧迫的问题。

艾森哈特:我个人受到的挑战更多来自于需要对简练规则有更多的了解,我需要更多理解人们对简练规则的感受以及他们如何改变简练规则。我想我只涉及到了表面。我不认为我对简练规则理论已有相当全面的感悟,但是我觉得这个理论是很有趣的,我也开始试着去理解宏观整体的情形,如生态系统等等。我不认为我们会了解这一点。如果确实需要我会选择已充分了解的行业。

关于第三个研究领域其实我可能想说的是对大公司的研究,大公司中的变革现象,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变革的,因为这些变化涉及到诸多方面,比如研发等等。与此类似研究的对等模型正在显现,我觉得这是个有趣的现象,甚至生产制造也在变革。我不确定,也不知道中国的情况是怎样的,我也不是研究中国的专家。但我觉得中国生产制造的自动化程度也正变得越来越高,所以当你聚焦于这个问题点的时候,如何思考大公司的组织这样的想法,我认为就是很开放的问题了。

李平:确实如此,您对未来的研究有何建议?

艾森哈特:我认为应该研究新问题。我坚信对新鲜事物的研究。其中一个话题就是对创客的研究。我认为人们都对如何实践创客各有各的理解,但并不了解具体的过程。真正深入创客实践的人有多少,创客的具体步骤是怎样的?我认为这才是全新的组织和参与创新的方式,我们都还没有很好地理解创客究竟是如何进行的。

李平:对于现在兴起的共享经济现象,您是否认为是对传统基于层级、垄断和控制等管理理论原则的巨大挑战?

艾森哈特:我觉得像组织网络理论,简练规则理论,基于资源视角的理论,甚至交易理论,所有这些理论都在新兴经济体、新的业务中,发挥着作用,只是还不清楚具体是何种作用。所以,我认为我们在亚洲或北美洲均可以发现新的理论,这与研究所在的地域无关。但是我们也不能说,部分以前的理论与应用地域无关,老的理论会在不同的背景环境中有新的展现形式,发挥新的作用。我们只是不清楚这种作用到底是什么。未来研究的重点不一定是构建全新理论,而是在于将已有理论在新环境中进行重新观察和审视。

李平:那就是引领未来的关键研究领域需要被重新定位。虽然这些受到挑战的理论原理也在新的背景下不断地丰富、拓展和修正。

艾森哈特:是的,我想是这样。引领未来的研究领域将是全新的,还未在实践中出现过。

面向未来:中国企业研究的意义与中国企业的挑战

李平:让我们谈论几个与中国相关的问题。是什么使您近期开始关注中国的?我知道您参加了AIB (国际商务学会)的专题讨论会。我注意到您和其他几位与会者讨论到中国和印度,这也是这个专题会议的主题。我发现我在清华的一位学者朋友与您合作写了论文,而我这位朋友的研究领域就是中国的创新。您是怎么关注中国的?

艾森哈特: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中国也是一个有趣的研究课题。中国非常成功,不过现在这个阶段,还没法更清楚地了解中国企业是如何获得成功的,有关中国的情况还不是很清楚,不过中国企业制造的产品超过了他们自身的能力。我们没听说中国企业组织内部是什么样的,我们还没法真正理解中国企业的决策是如何进行的,也不了解企业是如何组织起来的,没有这样的标本。其他国家企业内部的经营没有像中国企业这样不为外界所知。

但是我认为可能是外部观察者的角度使得我们看到不同的现象,我觉得从外部看不清楚,但是从中国内部看的话,其中商业运行的状况应该是清晰的。

李平:是的,这是一个研究问题。

艾森哈特:实际上中国的学者比我知道的多,他们有更多的直观感受和实际观察,我认为从外部观察,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企业的一些行为,但是我们看不到行为背后的内情。中国是一个有意思的大国,有很多成功的企业。这自然容易引起人们的兴趣。另一个使我关注中国的原因,是因为我接触了一些研究中国的学者,包括我的同事和学生。

李平:我好奇其他的原因是什么,比如,我记得您曾提到过您女儿学过中医?是吗?

艾森哈特:是的,我女儿马上就是一名针灸师了。她对中医非常感兴趣。

李平:这才是未来。我觉得东西方的结合才会有很好的未来。而不是“东风压倒西风,或西风压倒东风”。我还记得您有一个学生,他将研究兴趣转到了案例研究,家族企业。

艾森哈特:我是有一位学生,叫李坚白(JeffLi)。他做的是企业生产研究,涉及到很多中国的制造企业。上海周边的企业中,确实有很大一部分的企业运营受到家庭成员及其关系的影响。

李平:这个想法很有趣。他的洞见确实很有启发,我很欣赏。我向很多研究中国家族企业的学者说到这个洞见,他们都很认同,他们都忽略了母亲这个角色的影响。因为母亲这个角色非常关键,母亲希望父子不要把公司事务带回家里争吵,从而改善父子关系,使之走向“正式化”。当我对他们说到这个观点时,他们都恍然大悟,“对,正是这样”。

艾森哈特:这确实是一项很有意思的研究。家族企业的继承问题,家族成员的互动关系。

李平:确实如此。

艾森哈特:他接下来的研究工作是关于与中国当地政府官员做生意的互动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是怎样有成果且有效率的。

李平:您认为中国为这些研究领域提供了独特的、有趣的研究场所吗?

艾森哈特:是的,我想是这样的。我不是研究中国的专家,我也还在学习。但我认为肯定有一些中国公司与美国的某些公司类似,比如阿里巴巴就类似亚马逊。但是我也觉得它们都有各自不同的地方,这些企业之间的异同究竟是什么,我想这是我们研究者的兴趣所在。它们也都在某些方面比对方做得更具特色。具体而言,它们根据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做出不尽相同的组织行为。

李平:我的想法与您的相同。大体上,它们可能很相似,但是具体而言,在细微之处,它们具有各自的特色,就如同相同的信息通过不同的传输方式进行传输。

艾森哈特:确实,我认为其中的机遇是显而易见的。

李平:是的。关于这个领域的最后一个问题:您对中国的创新研究学者有什么具体的建议?

艾森哈特: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想了解创新,你就得必须研究中国的公司以及其工程师。我认为深入公司运作的实际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做法很好,比如研究中国就可以找到中国创业者,找到中国的研究案例,包括正在进行创新的公司。这很有趣,不过同时研究非中国的公司也很有意思。

李平:对比研究。

艾森哈特:我自己的研究囊括了很多公司,不过很多时候我研究的主要是国际公司。我认为,如果你确实想进行不同国家公司的对比研究,就得进行横向对比,如中国和印度、中国和美国、中国和欧洲等的对比研究。我认为,对中国研究和创业模式研究更重要。

李平:我认为,对比跨国公司在中国的运营与中国本土公司在同一行业的竞争,这样的研究设计是很可行的。

艾森哈特:这会很有趣。

李平: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几乎在每个行业都存在这样的例子。因为中国打开国门,改革开放之后,所有跨国公司都蜂拥而至,并迅速占领了中国市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受到来自中国本土公司的挑战,承受着日益沉重的竞争压力。

我觉得本土公司在很多行业比跨国公司做得更好。比如,在消费类电子产品行业,很多日本企业在中国市场都陷入了困境。而中国公司却正在占领这个行业。但是在相关高端行业,仍旧由跨国公司占据主导市场地位。中国公司在这些行业仍未崛起。

在通信设备行业,中国本土公司曾经很弱,但现在一些中国企业很强。为何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很值得研究。手机行业的对比也很有趣,中国企业已经崛起,例如华为、OPPO、VIVO、小米,都成为非常热销的品牌。我对这个行业的现象很感兴趣,目前也正和几位同事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希望弄清楚本土公司如何赶上,并且有时超越国外公司。我们希望了解不同阶段的动态过程,以及随着时间的演进,中国公司是如何获得竞争能力的,当然,中国公司是如何实现了这一切的,目前对我们来说仍是个谜。

艾森哈特:全世界的公司都是这样,我的意思是中国公司也许现在势头正盛,但几年之后也许就是另一个国家的公司占领先机了。这是我们在美国所看到的。形势都在变化,争夺领先是所有公司想做的事情。你的目标是争当第一,一个公司的目标是争做行业领导者,但是你知道不可能永远保持巅峰地位。所以我认为这是不断变化的时代,公司之间地位的更迭,也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IBM是一家有趣的公司,因为他们可能领先三十年了。我觉得很难再看到哪家公司能够在行业领先位置上坚挺30年不倒。这对IBM来说是一个挑战,也是苹果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