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松投胎的家庭，全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从小住在清华园里，想知道个什么事，家里人写张小纸条，他拿着去问该领域的学科大拿。

知识分子，是高晓松的底色。他在清华住了二十多年，生命伊始的认同就是知识分子。

耳闻目睹老一辈科学家的家国情怀，在《奇葩说》第一季里，听到一位清华博士上来咨询以后的职业方向，高晓松生气了。他说，你身为名校生，没有胸怀天下，愧对清华教育！

可翻过头看他年轻时，他说最适合自己的工作，是当一个“门客”。可这“门客”，被主公养着，实在也谈不上胸怀天下吧。

他在自己的第一本书里回忆：

因我琴棋书画玩牌聊天踢毽子跳皮筋都颇不错，还看过些野史逸闻，可陪公子王孙谈心……最好公子还有三千姬妾其中有个把多情烈女。没戏了，公子早没了，这点儿只是文化估计只有说给丫听了。

高晓松有一肚子知识，但是无人投靠，当“门客”的理想暂时破灭了。

不过高晓松命好啊，在我们缺少大陆流行歌曲的时候，《校园民谣》专辑横空出世，高晓松一曲《同桌的你》红遍大江南北，成为80年代理想余晖的怀旧符号。

如果你看过高晓松在各个节目讲述“白衣飘飘的年代”，便会发现他当年弹琴写歌，似乎都是为了追求姑娘。他的表达，更像是一场盛大的荷尔蒙抒情，而不是艺术家对作品的执着。

李皖评价，高晓松写歌秀美、隽永，但是格局小，焕发于性情，对深厚广大的东西，不太有感觉。

比之于艺术家，高晓松深知自己更像一个知识分子。“我的审美是从书本中先验来的，这就是知识分子。”在音乐上，他一早就坦诚，自己写歌词是因为读书太多，满脑子都是文字，信手捏来不需要灵感。

高晓松对自己有清楚的认识，“虽然读书不少，又走遍世界，但是对任何世界的深处始终缺乏了解和敬畏，缺少勇气和坚毅的精神，只是对各种雕虫小技兴趣浓厚。”

他不是一个努力的人，只要觉得事情成功率低于70%，他就觉得那是一面南墙，看着南墙就跑了，更谈不上去撞南墙。这是他没成为艺术家的原因，也为多年后的职业经理人生涯埋下了伏笔。

三

知识分子高晓松谋求生计，是从拍广告开始的，那时候《校园民谣》尚未出版。

他靠着拍广告迅速挣到第一桶金2000块，后来他写进书里：

2000块钱的顺利成功几乎从根本上改变了我这个人，虽然我从小接受鄙视金钱的正宗书香门第教育，这种发现自己挣到钱的意义之深远，大大超过当初发现有男人的本领。

他继续动情地描述，以前的梦里，他和别人打架打不过只能装死，但挣到2000块以后，他在梦里总是弹无虚发，追击敌人步履如飞。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这个男孩儿长大了，变自信了。

只不过这个转折的关键不是姑娘，而是赚钱。

成长于理想、道德感召的80年代，投身于90年代创业、致富的市场经济，高晓松作为大学草坪上的最后一群歌者，成为第一批在社会上自谋出路的新中国小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高晓松，也想生活得体面。不能免俗的，钱也是他的命门之一。

赚钱对高晓松到底多重要，我们无从得知。

但我们知道，他和老狼不一样，他打从一开始就有“商业这根弦儿”。知识分子如何赚钱，这在哪个时代都是难题。

有记者给他打上“小众”的标签，他表示自己并不想做小众的作品。就像门客希望获得主公和同侪的赞赏，高晓松也希望有更多人来分享他的作品。

为此，他去好莱坞学习编剧，回来以商业的嗅觉挤进商业院线。

他的合作伙伴说：“晓松每次从美国回来就感到他的变化。”以前“飘在天上”的故事不见了，拍过超级文艺片《那时花开》的高晓松，不再过分重视自己表达欲的释放，而是要为观众拍电影。

高晓松自编自导的电影《大武生》，凭好看的故事和剧本，拉到了顶级好莱坞制作人的投资，但高晓松拍不出来。

高晓松不愿把能量全部用在创作上，他不忍心和自己死磕。朴树在英国录了两年专辑，回来以后发现歌里一些情绪没有了，就全部不要推倒重来。而高晓松拍电影时会和工作人员讲，为什么要为了等一个特定的太阳光，全组人眼巴巴地登上好几个小时呢？

知道什么是好电影，与拍出好电影之间，还隔着一条很深的河，以高晓松的性格，淌不过去似乎是一种必然。

缺乏钻研精神，动手能力差，最终导致《大武生》票房惨败。他和电影打交道的日子，随着2011年酒驾服刑，很快就结束了。

服刑期间，老搭档宋柯去看望高晓松，安慰他“这件事有双重价值，一重是无形的，能让人成熟；另一重是有形的，值一个不小的数字”。

宋柯说准了，服刑六个月期间，高晓松的人气不升反降，微博粉丝翻番。

不过，《大武生》票房的惨败，让高晓松在服刑期间下定决心，这辈子不做生意，只卖艺。

如果说音乐的小气候，是因为高晓松在艺术造诣上浅尝辄止，那么，电影的失败，实则体现了他在做生意上的登堂不入室。

之前校园民谣的偶然成功，让他以为自己搞电影也能卖得出去。但现实的惨败教育他，自己确实当不了艺术家，还是老老实实回归知识分子的营生。

这一次，他决定直接卖知识——终于理想匹配了作为一个“门客”的技能点。

服刑结束后，高晓松整装待发，投到优酷门下，开始做个人脱口秀节目《晓说》。得益于之前浪漫年代形成的“强个人IP”，再加上酒驾诚恳认罪留下的好印象，高晓松凭个人品牌，打造了第一个脱口秀网综“爆款”。

《晓说》开播两年，高晓松的大脸被播放五亿次。这样的成绩，他自己也有点hold不住，只能一遍遍对记者强调“我就是命好”。 

确实。都做知识内容，罗振宇得使劲儿告诉你，这本书是多么好，多有逻辑。而高晓松只会拿着纸扇，斜靠在椅子上，给你随便讲上一段家里传下来的掌故。

高晓松不需要团队帮他选题，只要摄像机在大脸前面一杵，自己就能拍。

什么政协委员才能看到的国民党将领回忆录，梁思成怎么劝他母亲放弃英文读建筑系，院士姥爷怎么克己奉公，差遣秘书找他还公家电话费，这样的历史花边，他随口就来。

就连他给许巍写的新歌被喷，里面那句“妈妈望着我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还真是高晓松母亲一直告诉他的。

不过，非从高晓松的家学渊源掰扯的话，到他这辈儿，只剩下了不严肃的历史演义。毕竟，爷爷是坐冷板凳的院士，他只是个媒体知识分子，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堕落。

但他出来变卖的这点家学修养，足以够互联网普罗大众文化消费升级了。

四

其实凭高晓松的背景，他也可以不靠说书吃饭，但他喜欢热闹，爱往人扎堆的地方去。在微博上当4000万粉丝大V，说什么一呼百应，享受别人夸他有才，高晓松显然陶醉于此。

高晓松大概也没想到，最适合自己的“门客”工作，竟然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真的实现了。

但是，高晓松又偏离了适合自己的“门客”路线——他跑去了阿里音乐当职业经理人。

2015年，高晓松和宋柯加盟阿里音乐，并称“这将是我俩音乐职业经理人生涯的最后一站”。二位老搭档空降阿里，合伙把收购的天天动听，整合成“阿里星球”。

事实证明这是一款很失败的产品，没过多久，两人就被撵到虚职上了。

高晓松现在是阿里娱乐战略委员会主席，他之前的位置，是阿里音乐董事长。听起来，他又回归了“门客”身份，只提供力所能及的意见，不动手操作。

所幸，如今的高晓松，依然可以凭借阿里的平台，和马化腾爬山吃火锅。

他说自己已经很多年，没有与这样一大群“比自己聪明的人”共事了。平时在别的场子上，他能一个人从头说到尾，但是和互联网大佬吃饭，他只想拿个小本本把他们的话记下来。

他在新节目《矮大紧指北》里讲马化腾如何洁癖，不好意思坚持让大家使用公筷，只得自己一直站着，用公筷给别人夹菜。

这样大人物的小故事，如果不是高晓松，我们大概是无从了解的。因此，戈酱甚至怀疑，高晓松一头扎进互联网内容创业，还真因为他就是爱看热闹。

这点儿上，高晓松像个热心的北京大爷。哪儿热闹，他就得上哪儿看看去，到处呼朋唤友，反正没他管不着的事。

其实，高晓松跟互联网的缘分，从门户互联网时代就开始了，

“新东家爱奇艺的办公室在老东家优酷隔壁楼，不远处还有更老的东家新浪，往北几条街，坐落着我在互联网行业的第一个东家搜狐。新东家的老板和老东家的老板都曾是我在搜狐的同事。搜狐老板和新东家老板又都是我清华师兄。世界本不大，可真没想到小成这样。”

换这么多东家，高晓东可能真是想东瞧瞧西看看，最后享受的，还是站在时代潮尖人际附会的快感。

五

他在文艺圈兜兜转转多年，到好莱坞学商业制作，跟互联网公司学商业，直到最近几年的脱口秀节目，他终于找到门客卖艺的正确打开方式，嘚吧嘚着把知识变现。

  “要说真正让我发现市场的乐趣，发现自己的商业价值，自己又干得自由、欢实，从《晓说》到《晓松奇谈》，我可能第一次找到痛快淋漓的感觉。”高晓松说。

说到最后，这似乎是一个现代“门客”的励志故事——年少成名的清华辍学生，在中关村互联网公司和洛杉矶剧组跌沛流离多年后，终于在北京大爷的年纪，靠说书和自拍取得成功。

高晓松一生上下求索的，无非是如何让知识分子尽可能地生活得体面。

他没有毅力，不能自己成事，所以选择当“门客”卖艺。为此他写过歌、拍过电影、拍过广告，有得有失，到头来发现还是说书最成功。

一开口就是产品，这才是北京大爷高晓松的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