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爆发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促使管理学者和实践者从更大的全球视野反思管理理论，重新思考资本主义。在质疑资本主义时，首要的问题就是：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政治经济系统，其主要的特征是什么？
Alder（2014）认为区分资本主义与其他经济系统的三个主要特征是：（1）盈利驱动的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2）在这些企业内部层级控制下的工资为基础的雇佣；（3）政府对企业活动的有限干预。
资本主义特征的好处在于：市场竞争为企业创造了创新的压力，资本主义是极具动态、创新及成长取向的系统；工资为基础的雇佣使得工人能够在雇主之间得以自由地移动；有限的政府干预意味着参与方可以享受到契约自由。但资本主义的特征同样也有成本和风险。例如，尽管市场竞争促进创新，但是市场是不稳定的，有破裂的风险。2008年美国乃至全球爆发的金融危机，更加强调了信任对市场的良好运转及金融稳定性的重要性。
Lins, Servaes, & Tamayo（2017）研究发现，在2008~2009年经济危机期间，当公众对公司整体的信任水平比较低时，那些高社会资本的企业（拥有较高企业社会责任评级的企业）被认为是更值得信任的，利益相关者更愿意帮助高社会资本企业度过不利的冲击。社会资本被认为是集体行为和合作的使能者，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更有效的配置资源可以产生积极的后果，如经济增长。其次，尽管工资为基础的雇佣确保了个体不会被绑定于任何一个雇主，但如果个体缺乏创业的资源，他们只能屈从于雇主的权威，别无选择。此外，资本主义很少提供把普通工人收入与利润联系起来的机制，正因为缺乏这种机制，导致了财富和收入的巨大不平等。最后，有限的政府干预虽然意味着自由签订契约，同样也意味着政府在缓解市场竞争和以工资为基础的雇佣带来的不利后果的有限能力。
在质疑资本主义的同时，一些国家在经济转型中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方式，使资本主义形式更为多样，使企业也包含更多的社会目标和环境目标，增加员工参与决策的力度，更加接受政府的各种管制。
Alder（2014）认为通过两个维度强弱的组合可以形成不同形式的资本主义，这两个维度分别是：（1）政府的角色（经济选择更多是由市场力量驱动还是政府驱动）；（2）社区的角色（经济行为者是以自利的方式，还是反映社区规范和互惠义务的方式运行）。美国是竞争性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法国是管制资本主义，新加坡是国家资本主义，中国是国家社会主义。不能简单说哪种经济系统形式更好或更坏，资本主义形态的多样性使各个国家与组织“万类霜天竞自由”。
2.对话：西方遇见东方
经济危机的余波中，世界正在寻求新鲜的思想和观点。现在比任何时期都需要能够以崭新的、整合的方式来理解全球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商业专业人士和高管。商业现实已经由“西方领导东方”转向为“西方遇见东方”。正在兴起的中国商业文化，代表的不仅仅是经济合作伙伴的一个来源，更是能够帮助重建西方经济的管理智慧的来源（Chen & Miller, 2010）。
中国的复兴、印度的超越，以及其他正在迅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都挑战了我们对全球化传统的理解，并且给西方提供一个更近距离学习东方商业模式的机会。然而，东方和西方在哲学和实践方面相差甚远，任何一方想要完全复制另一方几乎都是不可能的。
陈明哲与Miller（2010）认为，杰出的企业家、宏碁集团创始人施振荣是践行东西方哲学、管理实践的典范，代表一种理想的“中间状态”的角色模型，通过利用管理的“双元文化”方法，施振荣提供了一个连接东西方文化的桥梁。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他形成了一个多元的及社区驱动的长期价值取向，不仅仅重视公司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还重视整个全球社区的福利；同时他还从西方实践中汲取分权和授权的管理哲学。
同样地，Barkema, Chen, George, Luo, & Tsui（2015）认为东方和西方在制度、管理哲学和文化价值观方面也存在很大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制度
在正式制度上，强政府干预和控制带来了潜在的限制性条款。因此，商业部门和政治领导者之间很难维持正常的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腐败的发生，弱法律履行及管制政策的不确定性，这些制度特征解释了为什么亚洲企业更关注政商关系。在非正式制度方面，很多亚洲国家以关系为中心的社会规则、价值观及规范，解释了为什么信任构建、社会资本、网络、关系治理及互惠在东方是重要的。
中国受五个主要哲学流派的影响，分别是儒家、道家、法家、兵家及佛家思想。儒家思想强调道德、仁爱及权威，这形成了家长式的领导风格。道家崇尚自然，提倡道法自然、阴阳二元性及与内外部环境和谐相处，它的核心要义怜悯、中庸道路、相互依存的因果关系对管理者的领导风格有重要影响。法家思想认为人是规避责任和追逐自利的，主张通过一系列详细的政策、规则及赏罚分明的机制来管制下属及维护领导者的权威。中国古代的军事家孙子编著的《孙子兵法》涉及对内外部环境的分析、战略规划、定位及在不同竞争性情境下的防御性和攻击性的战略。
个体-集体主义和权力距离是区分西方和东方最为显著的价值观，它们是人们如何看待和处理与他人之间关系的核心。
每天都有数百万人正在遭受疾病、压力的折磨，缺乏来自雇主的尊重，缺乏工作生活的意义。尽管问题很多，人们的同情心也在增加，公司的慈善捐赠和社区参与也在逐年增加（Tsui, 2013）。Friedman（1970）认为公司从事于偏离于股东财富的活动是不负责任的，尽管他提出公司责任的哲学观，很多营利性公司仍然从事于CSR活动。徐淑英（2013）认为，如果一个公司关注利益相关者利益超出股东利益，则更可能生产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并与员工、供应商和社区建立好的关系，这样的公司更会有可持续的经营及更好的绩效。
同情心具有利他取向及情感连接（联系个体与社区）的特征，同情心是行为的一个强有力的激励因素，迫使个体从事于缓解他人遭遇的行为。Miller, Grimes, McMullen,& Vogus（2012）认为，同情心在激励个体创建社会企业中发挥关键的角色，同情心通过整合性的思维（对棘手的社会问题提出整合性的解决办法），改变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致力于缓解其他人的遭遇，进而增加个体进行社会创业的可能性。
有关组织美德的文献一直强调领导力作为在组织中灌输美德的一种方式的重要性，社会企业被描述为“创业美德行为的表达”，为我们考察美德（如同情心）如何在新兴组织中被播种提供了契机。一些研究表明，创始人对组织价值观和实践会有持续性的影响（Baron, Burton, & Hannan,1999），未来的研究可以探讨其他的美德，例如慷慨、感恩、正义、自我牺牲，如何与同情心一起影响社会创业，同情心如何在机会识别过程中发挥作用，导致创建盈利性的企业。
4.健康：从利润到幸福感
AOM2016年会主题为“使组织更有意义”，安然、世通等公司丑闻被不断地暴露，导致人们开始质疑，股东价值最大化是不是组织存在的意义？我们常把组织创造经济价值的意图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尽管经济价值会增加社会价值，但并不总能够增加社会价值。
AOM2018年会主题为“提高生活质量——提高健康和福利：组织如何发挥作用？”组织如何通过提高社会中个体的健康和福利进而有助于社会的改善？组织是一个法律虚拟体，组织意图、目标是管理者价值观的反映。要想回答组织意义及在改善社会中所承担角色的问题，还需要把目光回归到管理的本质。
管理的本质不仅是效率，还要注重效果，效率是指把事情做正确，效果是指做正确的事情。效果关注更大的意义及影响管理的首要目标。什么才是“好的”管理？Dyck, Caza, & Starke（2017）描述了三种不同的方法来理解管理效果，分别是：财务底线管理方法（Financial Bottom Line management, FBL）、三重底线管理方法（Triple Bottom Line management, TBL）、社会生态管理方法（Social and Ecological Thought management, SET）。
第一，财务底线管理方法，强调最大化组织的盈利能力，认为当组织最大化自身的财务价值时，社会福利也得到了最优化，这可以通过管理者最大化组织财富来实现。从经济理性和因果功利主义（Consequential Utilitarianism）的角度来说，FBL管理方法都是有效的，因果功利主义聚焦于最优化行为的恰当性，恰当性是由行为对每个参与者整体幸福结果的影响来度量的。当组织的结构和系统以最大化每个个体的幸福感来组合安排时，就是合理的。因果功利主义认为合乎道德的管理应该最大化企业的财务结果，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就是FBL方法的拥护者。
尽管FBL方法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和重视，但也正在遭受越来越多的批评，由于它有意无意地产生了负的社会和生态的外部性。例如杰克·韦尔奇被人们称为“中子弹杰克”，任何通用电气的部门，如果做不到行业第一或者第二就会遭到关闭或者出售，这种行为导致成千上万人被解雇。在这种“不执行即灭亡”氛围下工作，通用电气的员工可能会从事非法或不道德的行为。随着通用电气神话的破灭，韦尔奇所代表的财务底线管理也遭到批判。
第二，三重底线的管理方法，强调增强组织财务上获利能力的同时降低负的社会、生态外部性，TBL方法基于管理者可以找到三赢的解决办法的假设，既能增加盈利能力，又有利于人类和星球。追逐可持续发展，意味着“在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他们需求能力的条件下，满足当前一代的需求”，从TBL管理方法看，可持续发展意味着同时追逐经济繁荣、社会平等和环境质量。
沃尔玛是TBL管理方法践行者的典范，把“零浪费”的理念延伸至整个供应链，从农业、产品的制造到终端的消费，与供应商、消费者、非营利组织一起通过实际的举措，致力于构建一个“循环经济”，比如要求供应商设计可循环利用、可回收的产品和包装，给消费者提供指导、建议购买可循环流通的商品。
TBL管理方法在硅谷也被广泛采用，硅谷企业为员工提供免费的有机午餐，可以增加员工的健康、工作满意度及生产力。TBL管理方法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为主导的管理范式。2011年，英国排行前100大的企业都在年报中发布了社会和生态绩效，在日本、美国、加拿大、中国前100大企业发布这些绩效的比例分别为99%、83%、79%、59%。
研究表明，当企业被列入道琼斯可持续指数（DJSI）的名单之后，股票价格会上升，表明伴随着社会-生态福利的提高，公司的财务价值也得到了提升。从一个“好的”管理意味着什么的角度，当与FBL管理方法相比，TBL管理方法无论从经济理性还是因果功利主义的角度都更为有效。采取TBL管理方法的企业在财务绩效方面会优于FBL的企业，从道义上讲，TBL方法也被认为更有道德效果。
第三，社会生态管理方法，强调在增强社会和生态福利的同时维持财务可行性，SET管理方法鼓励管理者提高社会和生态福利，即便这样做不能最大化组织的财务绩效，也就是说，SET管理方法意识到管理是能够超越最大化财务底线，并嵌入在更广的社会和生态环境中。
与TBL管理方法相比，SET管理方法更强调增加正的社会—生态外部性，从长期的角度来看，不仅更为经济上有效及可持续性，而且它是基于美德理论（Virtue Theory），聚焦于如何通过在社区中践行美德来提升幸福感。
5.界面：对人与组织关系的新思考
界面或者交互是有意图的联系的点，有助于相互分离的行为者转移影响力、信息和资源，由于组织及组织中的主体变得越来越有渗透性，交互代表一种越来越重要的现象，研究高管团队的学者对交互尤为感兴趣，由于组织的战略领导力是一个集体性的努力，涉及高管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复杂的网络关系。比如CEO与董事会的交互，董事会与高管团队（TMT）的交互，还包括TMT与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如中层管理者、顾客、分析师及联盟合作伙伴的交互。
在《经理的职能》一书中，巴纳德讨论了高管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作为沟通渠道，或者“相互关联的点”。Mintzberg（1973）识别的管理者10个角色中，至少有4个角色——联络者、传播者、故障处理者、协调者，围绕与内部或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交互。
AOM2017年会的主题为“在交界面处”，旨在探讨能够连接相互分离的人和组织的多种方式，以及分离和连接的后果。鉴于交互对于理论化和检验战略领导者对企业行为影响的重要性越来越强，Simsek, Heavey, & Fox（2018）基于对122篇之前研究的回顾，对战略领导交互（Strategic leader interfaces, SLIs）提出了一个整合性的定义和框架。Simsek等（2018）把SLIs定义为，在相互依赖的社会情境中，战略领导者和利益相关者的属性、期望、活动交互在一起并相互影响，并提出了战略领导交互的一般性框架，如图2所示。
6.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与社会的深度耦合
每一次技术革命的出现都预示着行业格局的大变革，新熊彼特学派认为技术革命产生“群聚”——相互关联的产品、产品过程、基础设施，产生新的核心产业。每一次技术革命的发生，相应会出现新的技术-经济范式，但整个社会经济对新技术革命发展潜力的利用仍然是有限的，由于更广泛的情境——政治-经济制度结构及企业的组织管理实践都是在旧的技术革命上形成的，很难适应于新技术，这种张力最终就会引发制度和组织变革。
每一次的技术革命引致的新技术的出现会成为新的核心工业成长的基础（铁路和蒸汽动力，钢铁和电力，汽车和石油，电脑和通信，“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组织和管理问题的不协调引发大量的、颠覆性的组织创新，并产生新的管理范式：职业管理企业、工厂、公司、网络（Bodrozic, & Adler, 2018）。
世界经济论坛2016年的主题就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如图 3所示，这场革命与前三次革命不同之处，就是新技术的创新与社会、文化、各种制度深度耦合。在过去的蒸汽机革命中，各种经济可以独立存在，国家之间的竞争也远没有今天的中美贸易战这么激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关于进一步开放市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讲话，可以让美国道指盘中涨超500点，总市值一天增加7400亿美元。
组织管理大师Weick（1976）认为在松散耦合系统中，各种组成元素是相对独立的，而在紧凑耦合系统中，各种组件是相互依存的。也就是说，第四次工业革命需要新的组织结构、新的劳动技能、新的制度、新的价值观进行相互匹配和支持。图 3展现了第四次工业革命如何与各种因素相互匹配与适应的结构。例如网约车、共享单车商业模式的发展，就和政府管制息息相关。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也与实体经济相互整合，需要通过建立生态系统才能引爆技术的颠覆性力量。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形成的世界中，不稳定（volatile）、不确定（uncertain）、复杂（complex）与模糊（ambiguous），统称VUCA，成为新常态。
7.治理：从封闭到开放
公司治理是管理学界研究最为广泛的话题之一，公司治理的内涵最初主要来自财务视角，是指“资本的提供者保证他们能够获得投资回报的方式，资本的提供者如何确保管理者不拿着他们投入的钱投资于坏的项目，如何对管理者进行监督”（Shleifer & Vishny, 1997）。公司治理主要基于代理理论的观点，考察现代公司中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可能引致的后果（Jensen & Meckling, 1976）。
20世纪90年代末期到21世纪初，代理问题被认为是很多大公司治理失败的主要原因，公司治理丑闻及相伴的公司治理改革增加了对大公司管理者的监督。公司治理领域的研究主要关注：高管团队与董事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利益一致机制设计，高管薪酬，股权集中度的影响，公司控制权市场等，以及这些问题在不同类型的组织情境中如何发生改变，如家族企业、创业企业、公众公司、私有公司、合伙企业及非营利组织等。
但代理理论本身也有很大问题，监督、管制的成本会很高。近年来，由顾客和利益相关者形成的社会移动组织力量的兴起，增加了对管理者决策的影响，正在促使管理者的行为发生改变，使管理者注意力从利润转为“三重底线管理”方法。对公司治理的理解也从狭义的财务审慎视角，延展到更广的范围，涉及管家、领导力及利益相关者参与治理。
Tihanyi, Graffin, & George （2014）把治理定义为领导力系统、管理者控制协议、产权、决策权等实践，这与AOM2015年会主题“开放型治理”中对治理的定义相一致。
开放型治理，一方面强调新兴数字技术如大数据、机器学习给公司决策者提供信息及专业知识的重要性，大数据有助于决策者识别变化的来源——商业创新、社会趋势、经济危机等；另一方面，开放型治理关注董事会和高管团队应该如何开放治理实践，以使更多利益相关者参与到公司的决策中，如建立与利益相关者互动对话的平台，设置由利益相关者组成的顾问委员会等。
8.话语：Power Point
话语，从广义上来说可以是表达出的言语、书写的文本，或者手势符号以传递信息；使用短信中的表情符号表达情绪；通过图表表达增长或者下降的绩效结果。话语能够使人们表达和理解意义，影响人们的感知、情绪、态度、决策及相应的行为。叙事是对一系列事件的呈现，解析过去、现在，展望未来。
Martens, Jennings, & Jennings（2007）认为创业叙事通过表达一个可以理解的身份，阐述利用机会的方式背后的逻辑有助于企业家利用已有的资源禀赋获得额外的资本投入。Kannan-Narasimhan & Lawrence（2018）探讨了创业者通过对组织资源的重新建构来讲述他们自发性的创新，进而获得决策者支持的过程。Dalpiaz & Stefano（2018）通过分析意大利阿莱西公司在三十年内如何从一个不锈钢厨具制造商到家用物品制造商的转变发现，转变的背后，领导者Alberto Alessi针对员工、顾客、零售商等进行的变革叙事的努力，战略决策者通过叙事实践对变革进行意义构建，可以获得听众对变革的支持。
Knight, Paroutis, & Heracleous（2018）主张战略家在创建PPT时，可以使用可视化的机制（描述、并置、突出），这些可视化的机制通过它们引发的对话、讨论有助于意义构建，产生战略可视性。参与者会对可视化的图形、图表作出反应，会进一步打开对战略的理解，不仅仅停留在幻灯片上所具体化呈现的层面，还揭示所缺失的重要方面，因此对战略更深层次的理解就会出现，也就是战略共鸣。在PPT不断创建和修改的周期中，可视化的机制、战略可视性、战略共鸣构成了可视化符号的三个子过程。
战略意义构建是一个不断进行的符号化过程，图形和实践的交互能够影响后续的战略过程。
9.包容性增长：不可忽视的非正式经济
世界经济论坛2014年和2015年的年会主题分别以“重塑世界：对社会、政治和商业的影响”、“全球新局势”为主题，关注如何应对快速的科技创新、社会变革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剧变和挑战，市场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工具和引擎，如何取得包容性增长、实现可持续发展无疑是应对挑战的切入口。
包容性增长已经被广泛地作为公共和商业政策的目标，比如印度政府把包容性增长作为立法和预算配置的首要目标。组织可以从事更多的社会创新活动为处于金字塔最底端的人和社区创造机会，有助于社会和经济增长（George, McGahan, & Prabhu, 2012）。世界上很多地方的社会排斥和贫穷阻止了女性进入市场的机会，Mair, Martí, & Ventresca（2012）通过对孟加拉国边远地区及一个著名的中介组织BRAC的分析，发现由当地政治、社区、宗教领域冲突和对立形成的“制度真空”是市场排斥的来源，并识别了两组对构建包容性市场至关重要的活动——重新定义市场结构及合法化新的行为者。
AOM2012年会主题为“非正式经济”，非正式经济是指发生在正式制度边界之外，非正式制度边界之内的活动。比如说，非正式经济中警觉的企业家可能会利用非法的（illegal）但正当的（legitimate）方式（未签订契约的工人）来生产合法的产品。经合组织（OECD）提出，在一些国家，个体会通过在非正式经济中工作获取收入，来增补他们在正式经济中工作的收入。但是，对于那些生活在极度贫穷条件下的个体，或者缺乏进入正式经济能力和途径的个体来说，在非正式经济中工作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必需。
对于成长取向的企业家来说，往往会借助制度的不一致性及正规制度、管制的弱履行程度，来识别和利用非正式经济中的机会（Webb, Tihanyi, Ireland, & Sirmon, 2009），这进一步彰显了制度创业家的作用。
AOM2009年会主题为“绿色管理重要”。理解为什么绿色管理是重要的，管理与环境可持续性之间的关联是什么？绿色管理的需求有很多来源，人类正在面临的水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疾病、教育、贫穷、气候变化等问题，组织面临的经营环境越来越复杂，不同地区、社会、政府层面不断增加的举措、强制性规定，使企业面临不投入绿色管理便会遭受销售下滑及声誉受损的风险（Alfred & Adam, 2009）。
商业界似乎已经意识到对绿色管理的呼吁不仅是维持合法性的防御机制，而且是企业持续存在的原因，这与可持续的商业实践的道德基础相一致，例如伊利股份就全面引入绿色管理。这就要求管理者要整合生态福利和组织的社会经济福利，不仅仅最大化组织的财务绩效，更要关注社会生态价值创造。管理者应该倾听更为多元的利益相关者声音，并且在战略决策时为生态环境留存一个位置。
过去十年，发展中国家越来越认识到专业管理对生产力的巨大促进。管理学者的成倍增加，使思想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理论们也更加丛林化，管理话语之间的竞争也越加激烈。但整体趋势也很明显，就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股东价值最大化、代理理论、交易成本理论被广泛质疑，而利益相关者理论、组织健康、关爱等人本主义思想、可持续性发展理论、东方理论等原本处于边缘的各种思想开始走向舞台中心。
如何看待管理理论的百家争鸣？法国思想家于连 (Jullien Francois)，通过对《论语》《庄子》及诸子百家的阅读，在《圣人无意》中写道：“圣人的话语是永远不受约束的话语，因此，它永远只是开始言说，它从来不构筑，它每次都能够转向必要的一面。它不集中在任何一点上，不强调任何一点，只通过自己的尝试回应事物，保持在与事物平齐的、平等的层面上。变化可以从一种观点过渡到另一种观点，却不停留在任何一种观点上，不断地使观点扩大视野，让观点保持着开放的姿态。”
当我们惊讶于过去十年各种管理思想的缤纷绚丽时，实际上也在不断地变化视角，从不同的侧面观察组织。当我们不再执着于一端的时候，万物内在的本质才不断流露在面前，我们才能真正“悟”到，《圣经》说的“阳光底下无新事”原来就是圣人无意的智慧态度。
太初有道，生生不息。
（本文作者罗肖依是南开大学商学院博士、美国洛厄尔麻省大学访问学者；孙黎是美国洛厄尔麻省大学Manning商学院创业与创新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