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是物质的，还是意识的？著名的量子天体物理学家惠勒（John Wheeler）和林德（Andrei Linde）回答：首先是意识的，然后才变成物质的。一切物质都是被意识过的。没有经过观察者的意识处理，就没有观察到的现实。那么，谁是观察者呢？生物学家兰扎（Robert Lanza）在他的“生物中心论”中指出：生物，特别是人，是宇宙的观察者，并直接参与了宇宙的创造过程。

如果宇宙是意识现象，企业、市场、管理活动也应该有对应的特征。

在这一假设下，笔者建议未来管理的三大轴心是意愿、场有和信号。

简单地说：①组织内外的意愿是最关键的资源，汇聚意愿是管理的核心活动。②组织的存在是一个“场有”现象，组织因场而聚，因场而散。③一切产品都是价值信号的媒介，信号是包含意图的信息，产品是传播价值意图的媒介。

1.意愿系统和信号能力

商业组织是意愿系统。信号能力是组织的超级竞争力。

半个世纪前， 邱吉曼（C. West Churchman） 和阿科夫（Russell Ackoff）就用意愿系统（Purposeful System）解释能动的社会组织。今天，他们的“意愿系统”的概念先进性更加凸显。

如图一，辨别机械、有机和意愿系统的方式有下面三项：

（1）系统目的（objective）和目标（goal）的特征。对于机械系统，例如手表，它没有目的，只有“准时运行”的目标，而且在设计制造完成后，就已经内置。手表没有目的，它可以是计时装置，也可以是礼品，随主人而定。有机系统有目的，也有目标。不过，目的单一，例如花草、动物的目的就是“活下去”。为了单一目的，有机系统的目标可以调整改变。例如，为求生存，熊可以找野果，或捕食小动物，甚至冬眠。意愿系统是人的社会组织系统。社会组织的人可以随着意愿变化而改变系统的目标和目的。例如，走戈壁是威胁生命的活动。如今，它成为EMBA学生宣扬生命力的活动。

（2）手段和目的/目标之间的关系特征。机械系统实现目标的手段单一，一旦设定，不能改变。有机系统实现目标/目的的手段多样，但在进化中被固化，不会在系统生命期内创造新手段。意愿系统有学习和创造的能力，可以不断制造新手段，改造旧方法，甚至改变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关系。例如，有人用自我牺牲的方式表达信仰和信念。对生命而言，本来生存是目的。现在为了一个新目的（表达信念），不生存（自我牺牲）成为手段。

（3）信息的来源和使用特征。对机械系统，如手表计时方法，信息是外部输入并内置不变的。对有机系统，信息是内外对应的。例如，动物与食物源之间刺激和反应关系。对意愿系统，一切信息加工（处理、提纯、沟通）的过程也就是信号生产和消费的过程。信号是包含意图的信息, 例如，狼烟烽火是敌人进犯的信号，情人节玫瑰是爱的信号。对于社会组织，“信号能力”集中体现了意愿系统实现目的/目标的能力、创造手段方法的能力和资源管理的能力。它代表一种利用信息沟通意愿的能力，它能改变资源的性质和数量。

美联储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在国会作证时说道：“假如您认为您完全理解了我（关于市场）的讲话，您一定是听错了。”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格林斯潘必须通过发送微妙的信号来调动市场意愿。微妙在于允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强调信号能力的意愿系统一般都突破和超越了因果关系思维，因为：① 目的和目标不仅多元，而且变化；② 实现手段在不断创新；③ 手段与目的之间可以互换；④ 资源/能量形式都不是单独存在，都附有表达意愿信号的功能。而且，资源形式既是信号的媒介，也是信号的一部分，不适合做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分离；⑤ 信号可以是悖论的、辩证的、共时的、学习的，甚至随机的。2018年最生动的案例莫过于朝鲜半岛的局势变化。只有从意愿、场有、信号能力的角度去分析，我们才能看得懂各国纷繁复杂的招数。

管理学的一般世界观还停留在牛顿力学阶段，即只相信和接受客观实体（objective reality）。而适配意愿系统和“ 信号能力” 理论的世界观必须是互动中的实相（intersubjective being）。

西方一些学者提出的“场”概念比较适合解释意愿系统的能动性，但他们没有讲透。相比之下，哲学家唐力权的“场有论”为意愿系统管理提供了配套的东方世界观。

2.场有论、时间空间化、空间时间化

首先，场有论没有实体的概念。“一切现实都是关系”，“一切均衡只是准均衡”，“一切事物都在成、住、坏、空的流转历程中”（怀特海）。所以，场有论的世界观是一元的：一切都是活动作用和历程。实体其实为“实相”，有暂时物理特征的显现。资源/能量（以下简称能量）在形式上叠加，信号在特定时空汇聚，于是产生实相效果。它不久就被替代。

现代电子产品和网络服务是场有实相最直白的例子。

从BB机到智能手机，从雅虎到谷歌，一切因场而生，因场而灭。打开储藏间，拨弄一下满纸箱的过期的电子产品。它们帮你理解什么是因场而生，因场而灭。这里，场即是市场综合条件的互动作用。互动作用凝聚在一起，于是有了市场机会和对应的产品。消散了，产品便成为回收品和废品。

能量叠加为凝，信号汇合为聚。到了下一个时空，因为活动作用，信号和能量的凝聚又产生不同的实相。所以，实相存在于活动作用中。活动作用的综合形成场效应。存在（有）也就是场效应的实相表现，是场有（唐力权）。

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产品，看似是工程效率竞争的结果，其实都是科学技术、社会文化、政治政策、集体心理等力量纵横交错而形成的场效应。

内燃机、交流电、精益管理、互联网、Wi-Fi……场效应制造商业机会，场效应维持产品实相的存在。没有场效应，像亚马逊和特斯拉这样的企业早就消失了。

唐力权认为，在场有的活动作用过程中，信号和能量不断有机会凝聚，不断以不同实相的形式展现。如果信号内容越来越深刻，与能量结合的形式越来越生动，信号的影响力就越来越大。有影响力的信号代表“权”。如果能量叠加的累积效果越来越大，它的“能”级别越高，它与信号之间就有加权效果。二者组成不可分割的“权与能”。它只能在活动作用的历程中不断展示。“权能”既可以升华，也可能走向寂灭，这就是它的造化（去创造或被化解）。

如此，“实相”的企业和产品其实是权能（信号和能量）在场的活动过程中的凝聚效果。企业是场的权能活动作用现象。产品是场活动的信号和能量凝聚的暂时实相。二者都是场效应，不是实体存在。

商业活动中，人的意愿依场活动中的信号变化而改变。那些有高超信号能力的企业家善于把企业和产品化为传达信号的媒介。他们的高超信号能力直接有助于企业组织调用资源。这些企业家成功地收获意愿场有中的权能效益。马斯克就是这类企业家中的佼佼者。而贾跃亭的失败仍暗含其思维的先进性。

从实体论的角度看，特斯拉是失败的产品，因为每个阶段的价值承诺（数量、设计、质量）都没有兑现。从意愿场有的角度看，特斯拉、SpaceX和太阳城是利用场效应的典范。

马斯克管理的重心在于保持一个权能（信号和能量）不断凝聚的意愿场有。每个时期的产品不过为企业权能开显的实相。它们不断被替代，持续升华到下一个权能境界，以另一种实相出现。他的危机在于，一旦升华活动停止，作为信号媒介的产品（例如特斯拉电动车）发出紊乱的信号，消费者追随的意愿开始消散。于是，作为场有的企业将塌陷。

到2018年6月，马斯克就处于这样的临界点。

从“意愿场有”的角度看，乐视把产品当作发送商业模式信号的媒介。

每过一段时间，乐视就推出具有轰动效果的计划，从影视、超级电视、体育到超级手机和超级电动车。它的系列计划确实有梳理意愿的效果，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资深企业家参与其中。不过，贾跃亭的先进性只停留在“空间时间化”的维度，即不断有新版本的产品概念牵引市场意愿。但是，在“时间空间化”的维度，乐视从计划到计划，每一代产品都是未完成时态。这就极大地削弱了乐视只是在商业和社会“场”之中的权能地位，使之无法获得实相凝聚效果，最终走向溃散和寂灭。

目前失败的乐视从另一方面说明意愿场有效应存在。

较之于核心竞争力理论，意愿场有论和信号能力更加具有广泛而深刻的解释水平。它把管理活动聚焦在三个维度上：① 时间空间化。企业要利用消费者意愿，激发场效应，及时将能量和价值信号具体化到产品形式中去。② 空间时间化。企业尊重消费者意愿的变化，持续组织新的场效应，新产品的设计、制造和营销必须对应意愿场有的变化。③ 企业对意愿场效应的深刻把握就反映在它提纯和沟通价值信号的能力。产品只不过为发送价值信号的媒介。

如图二所示，乔布斯时代的苹果公司是这三个维度的集大成者。现在，苹果在维持中等待被超越。

按照“奥克姆剃刀”（Occam’s Razor）原理，最简洁的（自洽）解释也是最合适的。意愿场有论和信号能力为后工业时代的管理提供了简洁并且自洽的理论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