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今天的这篇文章，是源于前两周在微博看到的一条私信。这位来信的粉丝说，她有一个比她年纪大一些的亲生姐姐。她和姐姐的成长道路很相似，父亲和母亲的本身的性格没有发生巨大的变化，家里的环境也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她能感觉到她们姐妹俩和父母的关系，以及相处模式都非常不同。

比如，在她的印象中，爸爸的脾气一直不太好，她从小到大总是和他拌嘴吵架，在叛逆的青春期时甚至难以共处一室。但父亲对姐姐就不是这样，他们就像好朋友一样无话不谈，过年回家可以在沙发上嗑瓜子聊天到天明，他也不会用要求自己那些严苛的标准来要求姐姐。

我们后台经常收到各种各样与家庭有关的提问。其中格外常见的一种问题是，“我的家庭有这么多问题，让我成为了现在的样子。对此我能对自己，对原生家庭做些什么？我人生是不是就这样了？”

之前我们写过很多原生家庭，父母教养方式对我们的影响，但很少提到，我们是如何反过来影响父母和我们的家庭的。今天的文章，我们想聊聊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塑造的。

我们不是，或者至少不单是被动地承受着命运，等待着它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更多的还是自身命运的缔造者。

亲子关系是人们最初的社会关系，影响着个体日后的人际交往。尤其是在生命的初期，生理需求能否及时得到满足，影响着个体对于外在世界与他人的信任感以及安全感的判断。当父母能够及时回应孩子的需求时，孩子更有可能认为外在世界是安全的，Ta长大之后也更容易表现得不拘谨、善于与他人交往（Ainsworth, 1978）。

尽管大多数幼年的记忆早已被我们遗忘，但这些关于爱与安全的感受早就固着在我们之上，影响着我们之后的人际关系，包括亲密关系（Hayasaki, 2016）。

父母培养我们形成自己对世间的好恶、价值态度，为他们提供社会交往、情绪管理等一系列社会化行为的模型（McCrae & Costa, 1994）。

也正是基于原生家庭对我们的一系列的影响，人们开始习惯于将自己身上一切导致生活不顺意的固有模式，和自己性格中不喜欢却又难以改变的部分，都归咎给家庭，怪罪给父母养育我们的方式。但，我们忽略的一个事实是，亲子之间互动模式的形成，从来不是单向的。

绝大多数对父母教养方式和孩子性格形成之间的关系的研究，都是相关性研究，而并非必然性研究。也就是说，可能是前者（教养模式）影响了后者（性格），但也有可能是后者（性格）影响前者（教养模式）。

气质性格（Temperament, 也有称作dispositional traits），也就是所谓的“性情”，是那些在我们仅出生几天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出来的“脾气性格”（Jarrett, 2016），它被看作是奠定了人格的最基本的趋势特征（McCrae,et al., 2000）。

剑桥大学心理学家BrianLittle在研究中发现，当人们在新生儿的床边制造出一些声响的时候，有些新生儿会自然地转向发出声音的地方，而另一些新生儿的反应则相反，他们会（默默地）转开（Little, as cited in, Dahl, 2014）。这种差异甚至在父母与新生儿的初次互动之前就已经有所显现了。

在一项最新的研究中，美国心理学家Mona Ayoub和她的团队分析了德州双胞胎纵向研究项目的数据，其中包含497对同卵双胞胎和914对异卵双胞胎，他们的平均年龄是13岁。

这组数据中包括了对父母教养方式的评测，以及对孩子们性格的评测。对教养方式的评测主要集中在“温暖”和“压力”两个维度上。它们背后分别有一系列与这个维度对应的行为。而孩子们则是做了儿童版本的大五人格测试——即我们所熟知的，责任心、宜人性、外向性、开放性及情绪稳定性这五个维度（McCrae, et al., 2000）。

研究者们预测，同样是在一个环境中、被同一对父母抚养长大的双胞胎，基因型一致的同卵双胞胎会受到更相似的对待，而基因型不一致的异卵双胞胎则会感受到更有差异性的对待。

结果发现，正如他们所想，父母对性格更相似的同卵双胞胎们的教养方式是稳定且一致的；而差异较大的异卵双胞胎们，即使在同一个家庭中成长，却感受到了父母十分不同的教养方式。

换言之，在同个家庭里、同时期长大的孩子，也有可能会和父母建立起很不一样的相处模式。而这种模式是双方共同塑造的。

比如，Ayoub（2018）等人发现，在大五人格中宜人性和责任心得分更高的孩子，父母在和他们的相处中体现出了更高的“温暖”水平和更低的“压力”水平。而在与宜人性较低或情绪稳定性较低的孩子相处时，父母的教养模式中则表现出了更少的温暖行为和更大的压力行为。

研究者认为，孩子们展现出的不同的性情，会激活，或者说是塑造出父母性格中与之更匹配的一面，而这一面通过行为表现出来之后，又进一步激化了孩子原始性情中的那一部分。接着，孩子再继续影响父母，形成一个互相强化的、稳定的循环。如此一来，孩子与父母之间的相处模式，就由双方的互相影响，共同建立了起来（Ayoub, et al., 2018）。

在成为父母的过程中，父亲和母亲都会产生一系列生理上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他们无法控制的。

在一个孩子出生前后，女性的大脑灰质会变得更加集中，控制同理心和社会互动的区域都会加速活跃。在怀孕期间，她们的荷尔蒙会开始加速散发，增加她们与孩子之间的吸引力。也就是说，母亲几乎难以控制自己不对自己的孩子产生爱意。但与此同时，她们的大脑中与焦虑、抑郁、强迫、恐惧相关的区域也会被激活。高度活跃的杏仁核区域，会使母亲对婴儿的需求变得极度敏感（Lafrance, 2015）。

即便未参与实际生育的过程，父亲也会经历生理上的变化。孩子刚出生的几周，一直持续到孩子出生6个月后，父母各自的催产素的水平都一直在提升，并且父亲和母亲的增长是同步的。研究者认为，是抚养孩子的过程，一系列和孩子的互动让这种激素产生的（Feldman, 2007） 。

此外，“成为父母”这件事，还会给人们带来性格上的，价值观上的，乃至人生哲学上的改变。比如，为人父母通常伴随着一个人责任心和宜人性水平的提高（Lehnart, Neyer & Eccles, 2010）不仅如此，个人整体的焦虑、抑郁水平，以及对生活的掌控感，都会随着获得“父母”这个身份发生变化。

研究还发现，成为父母之后人格上改变是趋于正面还是负面的，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孩子的性情是更“容易”还是更“困难”的（Wolfson & Lachman, 1985; Belsky, 1981; Plemons, 1980）。

又比如，一个坚持着“及时行乐”的人生哲学的人，可能会为了当下的享乐做一些不会让自己在今后收益的事，比如肆意地抽烟、喝酒，放纵自己的欲望。他们可能同时也并不那么在意自己会因此以寿命的折损为代价。但，当他们成为了父母之后，这种人生哲学发生了转变，他们开始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开始活得更加“小心谨慎”，却甘之如饴——只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见证他们孩子的人生。

不过，即便教养孩子的过程可能会面临各式各样的困难和阻碍，“与孩子相处的时光”依然被人们看作是人生中最具幸福感和意义感的事情之一（Kahneman, 2012）

孩子不仅会对父亲和母亲分别产生影响，他们对整个家庭关系的形塑也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在家庭系统治疗的奠基者Murray Bowen的家庭三角理论中，三角关系是维持稳定的家庭情绪的最小和最常见的单位，即父母之间的关系，以及父亲和母亲分别和子女间的关系所组成的三角形。最健康的三角关系应该是父母相爱相敬，两人共同爱孩子，家庭成员之间既亲密联结，又彼此独立（Bowen, 1976）。

在Bowen的理论中，两人系统是不稳定的，因此他们在压力之下将组成三人系统或三人关系，因为两人都试图产生一个三角关系以便减低他们关系中过长的焦虑。然而，三角关系的建立也并不总是用于减少紧张，Kerr和Bowen（1988）指出，家庭中的三角关系至少有四种可能的结果：

1. 稳定的二人关系可能由于第三者的加人而动摇，比如孩子的出生给和睦的婚姻带来冲突；

2. 稳定的二人关系可能由于第三者的离开而动摇，比如孩子离家，从而无法再在父母冲突时形成三角关系，以某种方式缓解冲突

3. 通过第三者的加人，不稳定的二人关系变得稳定，比如孩子出生后，原本有冲突的婚姻因此变得和睦了；

4. 通过去除第三者，不稳定的二人关系将变得稳定，比如因为孩子一直在父母的冲突中偏袒某一方，他的离开便使得冲突反而降低了。

孩子作为这个稳定三角的一个组成部分，解决了一部分问题，也带来了一部分问题。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也会有意或无意地，给父母的生命，给这个家庭制造了许多全新的命题。

有人看到这里依然会感到绝望——天生的性情是无法自主选择的，父母和家庭环境也不是我们能做主的，人生看起来似乎更失控了，尤其是那些认为自己童年过得很糟糕的人。那，我们能为自己做些什么呢？

其实，所谓的好的父母和糟糕的父母，某种程度上都能够成为我们中立的成长因素。只是每个人成长的道路是不一样的。有的人经历复杂的、混乱的环境，有的人会经历更顺畅的环境。

我们不否认，是有客观上更“好”的和更“差”的成长环境，有带来问题更多的和更少的——这是我们“不能选”的部分。它就像是老天将你扔在了不同的成长道路上，有的可能更艰险，有的可能更顺利。

然而，即便是在看似良好的家庭环境中，在生命展开之后，我们都会感受到家庭给我们带来的挑战。没有一种原生家庭是不会给孩子带来任何挑战的。这些挑战可能是不同的，给我们带来的痛苦感的强烈程度也是不同的，但人生是无法比较的，你须要deal with自己眼前的东西。而我所说的“有的选”的部分也就在于，同样是一个混乱的家庭环境，你也可以选择长出不同的样子。

哥伦比亚大学临床心理学家Bonanno提出，负面的经历和事件本身，对于人们未来的生活境况没有太大的预测力。“研究数据发现，曾经遭遇创伤这一点，无法用来预估人们未来的社会生活功能”，他说，“只有当人们对这些创伤性的经历有负面的回应时，它们才和未来负面的影响联系在了一起。”

也就是说，即便你曾经在不健康的家庭环境中生活过，或者曾经经历过糟糕的事件，都不表示你的未来必然受到它们的影响，一直糟糕下去。起到决定作用的，是你看待这些事件的角度，和回应的方式。

我们不能选择自身的性情，父母也同样如此——他们也同样不能提前决定要“赋予”我们怎样的气质类型。且，我们与任何他人之间的互动模式，都是由双方共同建立和塑造的，与父母的也不例外。而我们与父母都无法主宰的“性情”这个部分，在这种互动模式的建立时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觉察是提高自身主观能动性的第一步，当你意识到了，父母对待你的方式不是完全不可控的，你也不是被动地接受着你们之间的相处模式，你就能够主动地去作出这种改变。而这种对改变的尝试，是不分早晚的。

长大以后的许多时刻，我们觉得父母不愿意改变，其实是因为我们仍然在用一样的方式和父母相处。吵架是一个常见的场景，很多人会无奈地抱怨不论怎么吵父母都不会听，但这其实也是因为，我们一直在和他们吵——我们也从来没有在这个循环中停下来过。然而，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在用行为向父母提出示范时，父母也会发生变化。

不论是孩子，还是长大后的人们，认为自己没有办法改变家庭，一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在其中是被动的、无力的，在一遍遍对幼时塑造出的坚固模式的重复中，我们被习得性无助的感受缠绕；二是因为孩子们主观上会有一种委屈的情绪，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我们都倾向于觉得父母有责任做出更多的改变，而不愿意自己做出改变。

这些我们自身或许都不一定能够意识到的被动、无力感和委屈，使得我们会在和父母相处时陷入一种“是或否”的反应模式。但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有第三种选择。举个例子，很多人在面临父母“催婚”时都会觉得很无助，认为自己只有是或否的选择。

然而，除了痛苦地接受和果断地拒绝之外，我们其实还有另一种选择——在表明了立场之后，也向父母提出新的解决方案。比如，“我暂时没有结婚的打算，我这个阶段有我想做的事。但我会尽量抽出时间多陪陪你，我也会支持你想做的事。”

当我们认识到自己在与父母之间的关系模式建立中的能动性，以及我们对父母和家庭的影响力，我们或许就能够试着去成为先做出改变的那一方。从行为上做出改变，而不单单是言语上——向着一种成人的、友好的、自我

也许此前你从没有想过，你可以选择成为你父母的行为上的榜样。一定程度上，身教的效果比言传更好。坚定但不包含攻击性的态度改变。向他们示范，我所说的、更健康和舒适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样子。

只是很多时候孩子不甘心由自己来承担关系中更大的责任——“因为他们才是父母啊”。但如果你能意识到自己对家庭的影响力，如果你愿意先迈出行为改变的这一步——对改变关系来说最有意义的一步，你也许能和你的父母一起成为受益者。

References：

Ainsworth, M. D. S. (1978). The Bowlby-Ainsworth attachment theory.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1(3), 436-438.

Ayoub, M., Gosling, S. D., Potter, J., Shanahan, M., & Roberts, B. W. (2018). The relations between parental socioeconomic status, personality, and life outcomes.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9(3), 338-352.

Belsky, J. (1981). Early human experience: A family perspective.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7(1), 3.

Bowen, M. (1976). Theory in the practice of psychotherapy. Family therapy: Theory and practice, 4(1), 2-90.

Feldman, R., Weller, A., Zagoory-Sharon,O., & Levine, A. (2007). Evidence for a neuroendocrinological foundation ofhuman affiliation plasma oxytocin levels across pregnancy and the postpartumperiod predict mother-infant bonding. Psychological Science, 18(11), 965-970.

Jarrett, C. (2016). Personality appeared before you could talk. BBC.

Kahneman, D. (2012). Thinking, Fast and Slow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1). Google Scholar.

Kerr, M. E., Bowen, M., & Kerr, M. E. (1988). Family evaluation. WW Norton & Company.

Lafrance. A. (2015). What Happens to aWoman's Brain When She Becomes a Mother. The Atlantic.

Lehnart, J., Neyer, F. J., & Eccles, J. (2010). Long‐term effects of social investment: The case of partnering in young adulthood. Journal of personality, 78(2), 639-670.

McCrae, R. R., & Costa Jr, P. T. (1994). The stability of personality: Observations and evaluation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3(6), 173-175.

McCrae, R. R., Costa Jr, P. T., Ostendorf, F., Angleitner, A., H ebí ková, M., Avia, M. D., ... & Saunders, P. R. (2000). Nature over nurture: Temperament, personality, and life span developm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8(1), 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