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什么是真正的长期主义？

长期主义无疑是一种伟大的投资和经营战略，无论是股神巴菲特还是文章作者所援引的亚马逊，皆是因此获得成功。

不过，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与巴菲特或亚马逊式的长期主义可能关系不大。长期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稳定可预期，中国这四十年来恰恰是处在高速的变化当中。

可能有人会质疑，长期主义的增长不也是变化吗？然而，那是一种可预期的变化，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太多预期外的东西、甚至各种非经济要素耦合的结果，恰恰不是能用长期主义来解释的。我在《枢纽》中尝试过给出一个解释框架，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再来说说这个话题。

可能有人又会反驳，“我所理解的中国”中所谈的，并不是中国经济上的长期主义，而是中国在政治上的长期主义。刚好，政治学是我专业研究的领域，可以进一步聊一聊。

北京民间有个说法，叫做“玩的猖，不如玩的长”。从政治上来说，真正的长期主义，不是咬定单一目标不松口，等着它带来长期回报，这种多半属于“玩的猖”，但很可能就“玩不长”。

因为外部环境不停地在变，任何目标都是要因应着环境的变化来调整，就像“独孤九剑”一样，无招胜有招；所谓“无招”，不是说没有“招”，而是没有固定的“招”，具体的招式全看处境的变化，才能“玩的长”。

也就是说，政治上的长期主义，不是单一目标固定不变，而是能够顺应形势，“兵无定势、水无常形”，追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后发而先至。

然而，要做到这种“后发先至”，单靠决策者的谋划是做不到的，只能靠一种能够随着形势变化而令政策不断演化的政策生成机制。

因为形势的变化经常会有出人意料，个人的聪明永远跟不上大势，你永远不知道哪个丛林里的哪只蝴蝶会扇一下翅膀，就让世界变掉了；更何况这个世界上有无数只蝴蝶，更何况除了蝴蝶之外还有无数的天鹅，更何况你还不知道这个天鹅的颜色呢？

所以，真正的长期主义，就是要找到那样一种政策生成机制，它能够“无定势”、“无常型”，才能最好地适应环境。

02

能做到“后发先至”的前提是什么？

谁都知道一个国家必须要面对环境的约束，但是除了类似于外星人入侵、大地震、大瘟疫之类的自然环境约束之外，它面对的人为环境约束，最底层是什么呢？

很多人以为是其他国家，尤其是霸主国家，这种理解是很浅表的；实际上最底层的约束，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的一个东西，“世界市场”。

道理也很简单。对于任何国家来说，其政策最终都要通过某种财政方案获得落实，没钱就办不了事嘛。财政又从哪来呢？来自本国的经济，但是一国的经济状况却不是它自己的政策能控制得了的。

举个例子，16世纪后期，美洲和日本的白银涌入大明，江南的经济变得非常繁荣，明朝财政上很宽裕，也有实力完成“万历三大征”。

但是在1618-1648年之间，欧洲发生了“三十年战争”，美洲的宗主国西班牙，正是三十年战争的主力，于是白银都运去欧洲充作军费，不来大明了。

而日本在这期间结束了战国时代建立了德川幕府，也开始控制白银出口，结果明朝的经济陷入萧条，财政严重吃紧，军饷不足，终于在农民军和后金的两面夹攻下灭亡了。

欧洲的战争和日本的和平，却通过世界市场的传导机制，带来了大明的灭亡。

刚说的这还是16、7世纪，现代世界各国之间在经济上的互动越来越深，没有哪个国家的经济会不受世界市场波动的影响。

总结一下就是，一个国家的内政，最底层的外部约束条件就是世界市场；而世界市场又是超脱于任何国家的控制力之外的。

说到这也就明白了，能“后发先至”的国家，它的政策生成机制，需要和世界市场能够共振起来，它的内政政策应当和世界市场的变化近乎同步波动，外交政策也能依托世界市场的波动借力打力，四两拨千斤。

03

能做到“四两拨千斤”的前提又是什么？

那么，一个国家能做到“四两拨千斤”的前提又是什么呢？很简单，需要有内政与外交的贯通性，内政与外交因应着世界市场的变化而同步波动。

问题是，世界市场又是始终在变化的，这就要求着，要想做到内政-外交-世界市场的贯通性，这个国家就不能预先设定一个不可移易的抽象的“国家利益”（前面说的单一目标），否则很大概率就是“玩的猖”，没法顺势而为“玩的长”。要想“玩的长”，就只能让国家利益在内部、外部的各种博弈过程中逐渐被发现出来。

这个听起来有些费解，我们用美国的例子看一下就容易理解了。

美国的个人主义，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但是少有人注意到，在这个逻辑之下，就没有一个可以被预先设定出来的抽象“国家利益”。

但这不是说它没有“国家利益”，而是说，它的国家利益是社会内部各种各样的微观力量彼此冲突博弈出来的，每一次博弈出来的均衡结果就被识别为当下的“国家利益”。

而这种博弈的过程是不会停止的，博弈的均衡结果就会不停在演化，它的“国家利益”的内容就也是动态演化的。

就政策生成过程而言，最重要的博弈平台就是国会。即便是美国白宫也得去国会里游说，否则自己出台个政策，拿不到国会的财政支持，就啥也干不成。国会通过对于财权的掌控，而掌控着实际政策的走向。

各种利益集团、包括白宫，都可以雇佣院外游说公司替自己去游说国会议员，让自己的利益在议会当中得到表达。这些游说公司肯定会尽职尽力去游说，因为不尽职的话，口碑坏掉，以后就拉不到活儿了。

但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游说公司可以受雇于任何人。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其大公司的经济利益遍布全世界，于是世界市场上的各种声音都可以通过游说的方式在国会中发声，美国的政策生成过程就反映着世界市场的变化。

更进一步，这些游说公司不仅仅受雇于美国的利益团体，也可以受雇于外国公司甚至外国政府。

美国从制度设计上来说并不担心游说公司受雇于其他国家（即便它的行政部门可能会担心，但行政部门挑战不了基本制度），因为其制度可以让各种力量相互对冲。

打个比方，一个极端反美的国家K也可以雇人去美国国会游说，K来游说的消息一定会传得满天飞，就会有讨厌K的利益团体S也雇人去游说，双方就会发生对冲。K会估算一下，游说成功的话，这个事情对它来说值20亿美元，那就拿出千分之一也就是200万美元来游说；但是对于S来说，我把K的这个事儿给拦住，对我来说值30亿美元，那我就拿出千分之一也就是300万美元来游说。

很粗糙地说，可以认为花多少钱就能干成多大的事儿，300万美元会击败200万美元，剩下的100万美元，就是美国在相关问题上所均衡出来的国家政策的方向。

这一过程又会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就是美国的国家政策生成过程，已经内在地包含着其他国家的政策在内，因为其他国家的政策，会通过它们所雇佣的游说公司反映在美国国会辩论当中。

于是，美国的政策生成过程就近乎是对于世界秩序的一种模拟，美国的内政、外交因此便是打通起来的，并且对于世界市场的变化有着最敏感的反应。

说了这么多，当然不是想要无脑吹美国，这么吹美国没有任何意义。但我们必须要看清，真正想在世界上“玩的长”，应该怎么做。

一个国家能够在世界上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不会是仅仅因为它武力强大，还必须有一套内外联动的机制能够让它顺势而为，低成本主导世界。

不看到这一点，仅仅从丛林原则的角度来讨论世界秩序，那就是非常肤浅的。就像真正的江湖大佬地位，绝不仅仅是靠敢打敢杀奠定下来的；光是敢打敢杀，那只能是个“玩的猖”。

04

“玩的长”的“后手棋”

由于美国的这种政策生成机制经常是走“后手棋”——它当然也经常走“先手棋”，但观察它的“后手棋”更能帮助我们发现一些有趣的角度——这不是美国刻意地要走后手，而是其政策生成过程中独特的“刺激—反应”机制，使得其政策的变化很多时候是以其他国家的政策变化为前提的。

于是，在其面对突如其来的挑战时，它往往显得应对很笨拙，慢半拍。但只要给定一段足够长的时间，则其应对又会是恰如其分的，在比拼耐力的过程中落实自身的主导地位。

不过，这种恰如其分的应对能力，是要在“长期主义”中才能看到的，看短线的话，由于它的反应慢半拍，往往会被其他人解读为是制度不行；一旦有人这么轻视它，最终会吃大亏。

我用美国之前的霸主英国一个更为人熟知的例子来解释，就容易看明白了。

英国跟美国虽然一个是议会制，一个是总统制，政府首脑的生成机制不同，但在政策生成机制上高度类似，这种生成机制的底层逻辑实际上是普通法秩序，普通法的问题也许未来单写一篇，这里且不展开了。

在二战之前，希特勒天天叫嚣，要这要那的，英国首相张伯伦就跟希特勒搞了一个《慕尼黑协定》。张伯伦签完协定回到英国，下了飞机，挥着那份协议说，我带回了几十年的和平。

我们的历史书上经常说张伯伦多么的愚蠢，而丘吉尔早就看穿了希特勒的阴谋诡计，所以要坚决跟希特勒对抗，英国因为张伯伦的愚蠢丧失了大好的时机，等等。但真实历史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实际上，张伯伦当时非常受英国人民的欢迎，人民真的认为张伯伦带回来几十年的和平。英国人民不愿意战争，但这仅仅是个次要因素，主要因素是，英国人自己也对一战后所签署的《凡尔赛条约》颇为后悔，觉得这个条约签得太过分了，对于德国的压榨太不公正。

所以后来希特勒上台挑战《凡尔赛条约》的时候，在英国法国很多人看来，并不觉得他毫无道理。直到慕尼黑阴谋的时候，英法很多人都认为，希特勒提出的要求都只不过是矫正凡尔赛体系中的不公正而已。

这种情况下，英国很多人就会觉得丘吉尔这个战争疯子天天叫嚷，全无道理，所以拒绝支持丘吉尔。

英国人在这个时候选择张伯伦，是因为希特勒向英国所输入的刺激力度并不大，英国给他的反应力度也就差不多，对英国人而言，选择支持张伯伦就是一个恰如其分的反应力度。

结果张伯伦很快就发现上当了，希特勒的野心不断膨胀，战争爆发并迅速蔓延。英国人发现不对劲儿了，德国的野心绝不是修正《凡尔赛》条约，而是要称霸欧洲。从希特勒这边输入的刺激力度陡然上升，于是英国反应的力度也陡然上升，就把丘吉尔给选上台了。

丘吉尔力挽狂澜，最终击败了希特勒。希特勒一旦失败，意味着从外部输入的刺激力度一下变小了，英国人的反应力度也随之下降，所以战争刚一结束，丘吉尔马上又被选下台了。

又过了几年，冷战开始了，外部输入的刺激力度又上升了，丘吉尔又被选上去了。再过几年，赫鲁晓夫在苏联上台，开始跟西方搞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刺激力度又下降了，于是丘吉尔又下去了。

英国始终能做到一种恰如其分的反应，这不是因为英国人聪明，而是因为英国特定的内政机制，其政策生成过程能够把各种政治相关要素都包容进来，并且成比例的反应出来。

但是对应地我们也会发现，英国的那种恰如其分总是慢半拍的，即便二战已经打起来了，也还是又过了颇有一段时间，丘吉尔才上台，之前仍然是张伯伦做首相，这个过程中德国已经征服了大半个欧洲。

图丨丘吉尔与张伯伦

从事后来看，经常有人感叹英美总能在正确的时间把正确的人放到正确的位置上，但也必须看到，丘吉尔与张伯伦，不过是同一体制面对不同的世界环境时的两种呈现而已。

颂扬丘吉尔的伟大抑或贬斥张伯伦的糊涂，都不是对于英国体制的恰当理解；赞美其应对的得当，便必须接受其应对的缓滞。

对于美国，也是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