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揭示了分工可以大幅度提升人类生产效率的规律,切斯特·巴纳德揭示了如何通过协同实现分工带来的效率提升的可能性,而罗纳德·哈里·科斯揭示了不同的协同方式带来的协同成本以及最优协同方式的选择方法,包政教授则结构化地提出了企业效率提升的几个关键途径,但是他们都还没有涉及到效率跟文化的关系,没有涉及到社会经济发展、社会财富创造跟文化之间的关系。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一个人揭示出了这种关系,这个人就是马克斯 韦伯。马克斯 韦伯通过他的系列著作,《经济与社会》《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逐步揭示出文化与经济之内在关联性,其中最有名的一本书叫《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斯·韦伯认为,是新教伦理直接或间接地催生了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促进了现代社会财富的创造。

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可以用几个人物的关系通俗地加以理解:以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为代表的新教领袖(所谓新教,是指基督教的一个较新的派别,其核心教义与天主教、东正教等老的派别在宗教观念上有很大的区别),影响了以富兰克林(美国开国元勋)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的精神领袖,而富兰克林所倡导的资本主义精神(文化)影响了以洛克菲勒、卡耐基、摩根、福特、杜兰特、沃森等一系列企业界领袖,这些企业界领袖分别创立了美国标准石油、美国钢铁、摩根银行、福特汽车、通用汽车、IBM等世界著名企业,这些企业撑起了美国经济。马克斯·韦伯的这一逻辑也可以在瑞士、荷兰、英国等进行演绎,从而串联起这些国家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不但如此,马克斯·韦伯还较为详细地列举了新教教义具体内容对人们工作态度的影响,以及人们工作态度的变化对于经济的影响。

工作态度:入世修行

马克斯·韦伯认为,基督教新教对经济的影响首先体现在人们对工作态度,或者说对劳动的态度上。老派教义认为,一个人死后若想进入天堂,今世必须潜心修行、远离世俗、清心寡欲,多祷告、多忏悔、多唱赞美诗、多读圣经,这是上帝所关注的最主要的“绩效考核指标”。它与你的世俗工作,比如种了多少庄稼、养了多少牛羊、庄稼种得怎么样、牛羊养得怎么样,没有太大的关系,或者说几乎没有关系。避世修行,是老教教义中上帝跟人约定的来生能够升入天堂的方式。所以,很多有理想、有才华的人,很多死后想进入天堂的人,都到教堂、修道院里去修行了。而且为了避免世俗的烦扰,很多教堂和修道院都建在远离城市的地方,有的建在山顶上,有的建在大海边。看一看欧洲很多中世纪的教堂、教堂遗址,几乎都在非常偏远的地方。

在老教教徒的心目中,诵经、祷告、宗教仪式比所有的世俗工作都要重要,这是与上帝的约定。大家因此都不愿意去从事世俗的工作,不愿意干活,普遍认为这些不重要,甚至内心有些鄙视从事世俗工作的人。一个人、两个人这样认为还无所谓,但是如果整个社会都这样认为的话,社会上所有优秀的人才都遁世避俗当修道士去了,社会经济能发展吗?事实也是如此。在老教统治的地区,欧洲曾经普遍经历了长时间的经济衰败。

直到16世纪,欧洲宗教界出现了一个人物,叫马丁 路德,他提出一些新思想。他说上帝与人并不是那样约定的,上帝认为,人们没有必要避世修行,每个人做好现实的工作,比如说农民种好自己的庄稼、牧人养好自己的牛羊、老师教好自己的学生、国王爱护好自己的子民等,这是最好的修行方式,未来上帝将依据每个人在各自世俗工作上的成就,来判定死后能否进入天堂。

在马丁·路德之后,新教队伍中又出现了一位影响深远的领袖人物叫约翰·加尔文。加尔文继承了马丁·路德入世修行的理念,同时提出了“预定论”的思想。“预定论”认为每个人的命运都是上帝事先安排好的,人们后世的努力是无法改变上帝预定的结局的,但是,人们可以通过努力工作,通过工作中取得的成就来证明自己是上帝拣选好未来要进入天国的人选。约翰·加尔文的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在瑞士、英国、美国等拥有广泛的信徒,约翰·加尔文后来被誉为新教教皇,被誉为美国信仰之父。

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的新教思想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于世俗工作、对于现实劳动的看法,人们从原来的鄙视劳动、鄙视工作转变为热爱劳动、玩命工作,因为按照新教教义的精神,一个人只有通过玩命地工作才能够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才能够感受到上帝的荣光,才可以免除地狱的恐惧,才可能获得心灵的安慰。于是,大量的社会优秀人才走出修道院,走出教堂,进入到农业、牧业、手工业、航运业等众多的经济民生领域,并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工作状态和劳动热情投入到各自的工作中,新教所到之处,经济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到的另外一个例子也让人印象深刻:美国南北战争之前南北方经济发展速度的对比。从自然条件来讲,美国南方的条件要好于北方:阳光充足,水分充足,植物茂盛;而北方在阳光、水分、植物等方面都比南方差。从移民的经济基础来讲,美国南方的移民大多是原本经济条件就比较好的殷实家庭或者中产阶级,资金实力较为雄厚,他们在美国的南方开垦了大量的种植园,并从非洲买来奴隶为他们劳动,成为大种植园主。相比南方,当初美国北部的移民则大多为经济较差的底层人民,或者是在欧洲失意的政治犯等,他们从欧洲移民过来,除了对自由的新大陆的好奇和热情外,几乎没有什么财富。但是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当美国南北战争发生时,美国南北经济的实力已经发生了彻底的转变,美国北部的移民白手起家,在他们移驻的地方建立起了工厂、矿山、学校和城市;相比北方,当时美国南方的经济发展则乏善可陈,以至于南北战争未开打,胜负的结局就已经由经济实力决定。马克斯·韦伯认为造成美国南北经济发展差距的最重要因素是宗教信仰上的不同,南方普遍信仰的是传统的基督教,而北方信仰的是新派基督教,是新教信仰中的入世修行所唤起的劳动创业热情造成了美国初期南北经济的发展差距。

依照包政教授的点线面效率理论,新教对于修行方式的改变改变了人们对于工作和劳动的态度,极大地提升了人们对于劳动的认可和热情,从而极大地提升了社会生产的点效率,社会财富创造的速度因而加速。

劳动分工:天职观

如果说新教教义中倡导的新的修行方式改变了人们对于工作的态度,从而提升了社会的点效率的话,那么,新教教义中倡导的“天职观”则为大规模的社会分工提供了前提条件。

新教思想认为,我们在现实中所从事的每一项工作都是上帝派给我们的,是“上天分配之职”,没有所谓高低贵贱之分,都是神圣的,都必须怀着一种敬畏的态度做好,这是上帝考核的主要指标或者说是我们证明自己是否被上帝“拣选”的关键。这种观点被称为“天职观”。

“天职观”的提出,使得信众消除了职业的功利意识和职业歧视意识,他们开始长期专注于各自的行业,心无旁骛。种庄稼的农民,天天钻进庄稼地里不愿出来,松地、除草、施肥、浇水、除虫等,像呵护自己的儿女一样呵护自己的庄稼,拼命想把庄稼种好,稍有偷懒行为回去就可能做恶梦;做皮鞋的想方设法把鞋子做得更好,认真研究皮鞋制造的各个环节,每一个环节、每一处细节都做到极致和完美才会让自己轻松下来;做军刀的就几代人钻研军刀设计制作的技术,最后他们做成了全球闻名的瑞士军刀;做手表的就世世代代以手表为职业,钻研制表工艺,最后他们就做成了劳力士和欧米伽;做汽车的就以造汽车为荣,专注于汽车技术工艺的提升,最后造出了宝马、奔驰……实际上很多欧洲的知名企业,都是世代传承了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家族企业,规模不大,但是他们都把自己所从事的职业视为天职,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心无旁骛、兢兢业业、持之以恒地去钻研,最后达到现在的状态。

“天职观”的概念给所有的职业都涂上一种神圣的光环,赋予职业一种超越功利的意义。使得人们不再把职业仅仅当作一个饭碗、一种谋生的手段、一种权宜之计;使得人们不敢轻视任何一种职业,人们对于各种职业都怀着一种虔敬的态度,所谓敬业的概念便由此而来。“天职观”消除了世俗社会惯有的职业歧视,把世俗人眼中的职业等级观改为了职业平等观、职业神圣观,这一观念的转变给了人们安于职业的理由,无论哪一个职业,无论什么样的岗位,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做什么行业无所谓,做得好坏才有所谓。

有了“天职观”的人们开始把目光从不同行业的比较上移开,各自专注于自己所在的行业、所在的岗位、所在的工作,开始追求把当前得工作做到极致,开始追求在自己所在的职业中做到领先。因为只有做到极致和领先,才能保证通过上帝的考核,或者证明自己已经成为上帝的“选民”。一句话,有了“天职观”的人们把玩命工作当成了自我救赎的唯一手段。所以大家使劲地、玩命地钻研各自的业务,积累行业知识、锻炼行业技能、形成行业学问!久而久之,社会上的人群就会分化为拥有不同行业知识、行业技能、行业习惯的人群,社会化分工在这种“天职观”的支持下自然而然地得以完成。

“天职观”给西方资本主义分工协同体系的打造奠定了第一块基石,而且这块基石打造得特别扎实。我们下一章讲到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文化到现在为止,这个地基还没有打好。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职业歧视观念,这种观念一直在阻碍中国社会进行有效地社会分工,而无法大规模分工就无法大规模协同。

鲁恩·本尼迪克特在研究日本文化的时候发现,日本文化中有一个地方和西方新教文化中的“天职观”非常相似,那就是“各安其分”。具体来讲,各安其分就是每一个阶层,每一种职业,都要安守自己的本分:做武士的要守好武士的本分,不能让武艺荒废;做农民的要种好自己的地,不能够让田地荒废;做工匠的要练就一副好手艺,不能粗制滥造;做官的要履行好自己的公职,等等。日本人并没有九流的概念,他们不认为做农民就不光荣;反而,他们认为大家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东西做好了,各安其分了,每个人才有自己的尊严。

所以日本文化跟中国文化最大的不一样,是它虽然也有社会分层,但它有各安其分的文化,而这跟西方的“天职观”是相似的。鲁恩 本尼迪克特认为这是日本的企业、日本这个国家能够快速融入西方市场经济的关键文化基础。我们看到,日本人养牛,他能养出全球知名的神户牛,一斤牛肉要卖到一千元人民币以上;日本人做电器,他们能做出索尼、松下、东芝那样畅销全球的电视机、照相机;做杯子,他们就能做出虎牌那样的名杯;做棒棒糖就能做出不二家那样的名糖;做汽车就能做出丰田那样全球横行的汽车;做火车就能做出新干线;各行各业都能制造出世界顶尖的产品,这些都与他们的各安其分的文化有很大关系。

市场协同:契约观

基督教无论是传统教义还是新派教义,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契约精神”。《圣经》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叫《旧约》,一部分叫《新约》,旧约是犹太教的经书,新约是耶稣基督以及其使徒的言行和故事的纪录。之所以叫《*约》,有约定的意思,是指《圣经》是上帝与他的信徒的约定。上帝贵为上帝,做什么事情还要与他的信徒约定,这似乎不符合上帝无所不能、不受约束的身份,但是“*约”这一词语的无意识的惯用却反映了西方人内心深处无处不在的契约意识,即使上帝和人之间,也需要确立契约。

上帝和人之间都需要约定,那么官员和公民之间、人与人之间就更需要约定,大到总统就职,小到日常交易,无处不见契约的影子。

美国总统宣誓仪式就像是总统对美国全体选民的立约仪式。

总统誓词如下:I do solemnly swear (or affirm) that I will faithfully execute the office of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will to the best of my ability, preserve, protect, and defend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我谨庄严宣誓,我必忠实执行合众国总统职务,竭尽全力,恪守、维护和捍卫合众国宪法。”

副总统宣誓誓词是:I, A— B—, do solemnly swear (or affirm) that I will support and defend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gainst all enemies, foreign and domestic; that I will bear true faith and allegiance to the same; that I take this obligation freely, without any mental reservation or purpose of evasion; and that I will well and faithfully discharge the duties of the office on which I am about to enter. So help me God。“我谨庄严宣誓,我决心维护和捍卫合众国宪法,防止被国内外一切敌人侵犯。我将忠于宪法,恪守不渝。我自愿承担这项义务,毫无保留之意,也决无推诿之心。我必忠勤尽责,为执行我即将承担的职务鞠躬尽瘁。愿上帝助我。”

仪式程序:在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主持下,当选总统将使用当年林肯总统就职典礼用过的圣经宣誓就职。紧接着总统宣誓完毕,乐队演奏《鼓号齐鸣》和《向统帅致敬》;美国陆军第3炮兵团会奏响21响礼炮,作为对最高统帅的致敬。

历史悠久的契约意识使得西方人在使用契约方面轻车熟路、得心应手,而且西方人养成了自觉遵守契约的习惯。契约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无所不在、无时不在。

仔细观察市场经济的运行,你会发现,市场化的协同主要是靠市场契约来联系。所谓的市场是由一次次市场交易行为构成的,而在所有的市场交易行为中,除了个别小额的交易(比如农贸市场的蔬菜零售)以外,大部分交易行为背后都有一张交易契约(合同)在约束着交易双方。可以说契约保护着、维系着交易,交易构成了市场,市场形成了分工协同,在市场化的分工协同方式中,契约是最基础的保证,没有可靠的契约基础,市场化的分工协同就难以保证。

源于基督教的契约意识,为西方企业市场化的协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得他们在市场行为中讲究诚信、坚守契约,宁可损失利益也要坚守约定,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互信关系得以确立,使得企业的品牌得以确立,这些都是有利于合作的,也都是有利于效率提升的因素。良好的契约意识是分工协同体系的得以形成的第二块基石。

相比来讲,中国人由于缺少契约意识,市场化协同的文化基础并不牢固,再加上缺少宗教信仰,作为市场化协同必须的基本诚信都难以得到有效保障,中国传统文化上的这种缺陷正在给中国的市场经济造成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

管理协同:平等观

如果说契约意识,在中国很多人习惯地称为诚信意识,是市场化协同的文化基础,那么,平等意识则是组织协同的文化基础。

巴纳德在其《经理人的职能》著作中提出,组织的协同需要有共同的目标、信息的交流以及贡献的意愿三个条件。其实信息的交流属于技术问题,经过一定的努力,不难达到。组织协同最难达到的是如何保证组织成员把企业的目标当成共同的目标同时又能够始终保持为共同目标贡献的强烈意愿。没有高度一致的共同的目标,没有为共同目标贡献的强烈意愿,组织协同就无从谈起。协同的意愿是相对专业化的说法,用大白话讲,协同的意愿就是合作的意愿,就是愿意合作。一个组织如果缺少组织成员协同的意愿就意味着组织的瓦解,对于企业来讲,员工缺少协同的意愿就意味着企业的解散或倒闭。

保持组织成员协同的意愿是一件非常具有挑战意义的事,需要达到很多条件,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条件是组织要保证其内部的公平性,即让所有的组织成员感觉到管理的公平,否则,组织成员的满意度就将下降,久而久之,就会辞职走人。

组织中绝对的公平是难以达到的,也不是员工所苛求的,员工所要的组织公平,实际上是组织成员之间的平等。这种平等也不是职务上的平等,因为组织中必然会因为分工不同出现职务上的等级。员工所要的平等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平等、人格上的平等、身份上的平等、机会上的平等,员工所反对的是组织内的特权。

基督教文化里,对于组织协同所需要的平等有着强有力的支持。无论是新教教义还是老教教义都比较强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平等。《圣经》里面有这样一段经典的上帝给子民的话:你要是信我的话,就要放弃你的家庭,放弃你的父母、妻子和儿女。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让信徒真的放弃家庭,而是让信徒放弃自己与父母、妻子、儿女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作为一名纯粹的信徒,信徒与信徒之间,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关系,都是上帝的子民,彼此之间都是兄弟姐妹关系,家庭的关系不能够嫁接在宗教关系之上。

基督教倡导的这种平等观念刚开始可能只是为了避免世俗的家庭关系、家庭情感等因素干扰人们的宗教修炼,无意中,这种在基督教中形成的超越家庭伦理的平等观念却让现代组织,特别是现代企业大受其益。可以说,来自基督教的平等观念,给分工与协同奠定了第三块基石。

拼命赚、拼命省、拼命捐

除了上述四个观念对分工协同、对效率提升影响巨大外,新教伦理里面还有三个观念值得关注。

第一个是财富观。在基督教新教的观念里,世界上所有的财产都是属于上帝的,现世法律上拥有财产的人只是上帝财产的“看管人”,或者是上帝委托的“理财者”。新教的财富观念不但剥夺了信徒对于财产的所有权,而且把财产权实际上由一种权力变成了一种义务。可以说法律上拥有的财产越多,宗教意义上的责任就越大,看管的责任要保证财产的安全、不被浪费;理财的责任则要求必须让财产不断地保值增值。

第二个是禁欲观。既然财产是上帝的,那么就肯定不允许浪费,不允许胡乱消费。上帝准许信徒的生活方式是简朴、整洁、计划、条理,上帝要求信徒克制自己的欲望,生活中绝对不能腐化奢侈。

第三个是慈善观。鼓励赚钱,而且要求必须学会让钱生钱,同时又只允许有节制的消费,必然导致大量财富的积累,越来越多的财富用在哪里便成了一个问题。于是,上帝给出了他允许的财富处置方式,即捐给社会,捐给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

这三种观念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典型的新教徒式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拼命赚钱、拼命省钱、拼命捐钱,这是典型的新教徒企业家的写照。

洛克菲勒就是一个标准的拼命赚钱、拼命省钱、拼命捐钱的人。他当时联合、兼并美国各大石油公司,目的并不是像其他垄断企业一样,希望将石油价格提高。他当时成立石油公司的目的,是感觉当时美国的老百姓消费不起石油,他要把石油价格降下来,让所有老百姓能够消费得起,他是为了这个目的成立了标准石油公司,他后来也确实达到了这一目的。

另外一个拼命捐钱的案例是什么呢?你看中国现在最好的医院是哪家?协和医院。协和医院是谁建的?共产党或国民党?都不是,协和医院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捐了四千万美元建的!而且洛克菲勒在全球捐了很多这样的医院,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顶级医院我估计都跟洛克菲勒有关系,因为洛克菲勒基金会当时捐赠的一个最重要的方向就是医疗、教育。

当一个国家的国民、企业家、员工都去信仰这样的信条时,它的经济发展能够挡得住吗?挡都挡不住!不用靠什么卓越的领袖,不用靠什么特色的制度,就靠这种信仰去推动经济的发展,你挡都挡不住!所有人都在玩命地工作!所以马克斯 韦伯论证说,就是因为这种机制,导致新教所占领的国家,经济像吹气泡一样——但绝对不是泡沫——能够飞速发展!其最核心的机理就在这。